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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上大學那天,曾斷言我“讀書沒用”的叔叔問:現在感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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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聲明:本文為虛構小說故事,借虛構故事傳遞積極價值觀,呼吁讀者遵紀守法,弘揚友善、正義等正能量,共建和諧社會。

錄取通知書到的那天,是七月的正午。

郵遞員騎著車停在門口喊名字,我媽從廚房跑出來接的,那個紅底金字的信封還沒拆開,她就哭了。

叔叔那天也在,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手里搖著扇子,斜眼看著那個信封,嘴角有一絲我認識的弧度——那是他每次要說什么之前,臉上會出現的那個預備動作。

他站起來,走過來,拍了拍我的肩膀,問:

"侄子,現在感覺如何?"

滿院子的人都看著我。

我看了他一眼,想起五年前那個冬夜,想起那句"你這孩子,讀書沒什么用",然后我開口了。

我說出的那句話,讓全家人愣了兩秒,然后掌聲,從四面八方響起來。



我叫陳木生,生在皖南一個叫楊灣的小村子里。

楊灣不大,兩三百戶人家,沿著一條叫白鷺河的小河散開,住的全是同姓同族,出門碰見的不是叔伯就是堂兄,關系網絡密得像一張漁網,什么事都透不過去。

我爸叫陳志遠,是個沉默的農民,高中讀了一年,因為爺爺病了,輟學回家種地,從此沒有再提過念書這件事,但家里買的第一樣家電不是電視,是一盞臺燈,給我用的。

我媽叫錢淑英,小學畢業,嫁進陳家之后跟著我爸種地、養雞、做豆腐,手掌寬而厚,裂了很多道口子,每年冬天用豬油抹,抹完了還是裂。

他們兩個人加在一起,說過的跟讀書有關的話,一共就那么幾句,但每一句我都記住了:

"木生,書包背好,別忘了帶傘。"

"木生,考完試別去河邊,直接回家。"

"木生,多吃點,腦子要用糧食養。"

就這些。沒有"你一定要考大學",沒有"光宗耀祖",沒有任何額外的重量,只是日復一日的叮囑,輕的,但踏實。

叔叔不一樣。

陳志國是我爸的弟弟,小我爸六歲,初中畢業,十七歲就出去打工,在建筑工地上干了幾年,后來跟人合伙開了個小包工隊,專接農村蓋房子的活兒,賺了點錢,在鎮上買了套房,娶了嬸子,生了堂弟陳小亮。

他是楊灣同輩人里頭,最早開上摩托車的,也是最早在鎮上有房子的。每次回村,他都要在院子里停上半天,喝茶,嗑瓜子,跟村里的老人們說話,語氣里有一種不張揚但壓不住的得意。

他不是壞人。

這一點我要說清楚——陳志國不是一個壞人,他幫過我們家不少忙,有一年我爸腰傷,地里的事他帶人幫著做了一大半;我媽去鎮上賣豆腐,有時候他開摩托車順道捎一程。

他只是有一套根深蒂固的世界觀,而且他確信這套世界觀是對的。

他的世界觀,簡單說,就是:讀書沒用。

這話他說過不止一次,但最深入我骨髓的那次,是在我上初二的那個冬天。

那年臘月,快過年了,村里家家戶戶開始殺豬、腌臘肉、備年貨,我家也不例外。叔叔一家來吃殺豬飯,一大桌子人,喝酒,說話,堂弟小亮跑來跑去,院子里熱騰騰的。

我當時在飯桌旁邊做作業,就著昏黃的燈光,一道數學大題做了三遍,還是差了一步沒推出來,心里煩,臉上沒藏住。

叔叔看見了,扭過頭來問:"木生,做什么呢?"

我說做題。

他"哦"了一聲,站起來走過來,俯身看了一眼我本子上密密麻麻的算式,發出一種說不清楚是惋惜還是感嘆的聲音。

"讀那么多書干什么?"他直起腰,搖了搖頭,拿著酒杯站在旁邊,說,"你看你爸,初中沒讀完,不也把日子過起來了?你看我,初中畢業出去干,現在房子有了,車有了,一家人吃喝不愁。讀書有什么用,讀到大學出來還不是給人打工。"

桌子邊上有幾個大人,有人低頭喝酒,有人沒接話。

我媽在廚房,沒聽見。

我爸聽見了,筷子停了一下,但沒有說什么。

叔叔還在說:"小亮我是不打算讓他讀太多書的,初中出來學門手藝,比什么都強。你這孩子聰明,與其讀書,不如跟我學砌墻,三年出師,絕對比大學生掙得多。"

他說這話的時候,臉上不是惡意,是那種過來人的坦誠,他真的相信自己說的是對的。

我坐在那里,沒有說話。

我那時候十四歲,正是那種話聽進去了就會化成刺的年紀。我當時沒有哭,沒有發脾氣,只是低下頭,把那道沒做完的大題蓋上,坐了一會兒,然后起身進了里屋,把門帶上。

黑暗里,我靠著床沿,坐了很久。

我不知道叔叔說的對不對。

真的不知道。



楊灣里有好幾個讀到高中沒考上大學的,在家種地,或者出去打工,看起來日子也都過著。鎮上有個大學畢業回來的,在縣里找了個工作,工資據說也不高,被人當笑話說過。

讀書到底有沒有用?

這個問題那晚壓著我,我沒有答案。

但那道沒做完的大題,不知道為什么,在黑暗里又在腦子里轉了一遍。

那一步推不出來的地方,忽然通了。

我爬起來,出去,重新坐到燈下,把那道題做完了,對的,我檢查了兩遍,是對的。

我至今不知道那個晚上給了我什么,也許就是那道通了的題,告訴了我一點什么。

初中三年,我的成績在年級里一直是前幾,但楊灣那一帶的學校,底子薄,老師缺,升學率本來就不高。我考上了縣里的高中,但不是重點班,是普通班,入學成績排在中等偏下。

高一那年,我媽把家里養了一年的兩頭豬賣了,加上我爸那年做零工攢下來的錢,湊了學費和住宿費,把我送去了縣城。

送我走那天,我爸開了輛借來的三輪車,把我的行李和一罐腌菜、一袋米塞進后斗,一路送到學校門口。

他沒有進去,說門口人多,不好停車,把東西幫我搬到地上,拍了拍手,然后說:

"木生,好好念,念不出來也回來,家里有地。"

我點頭,說知道了。

他上了車,走了。

我扛著行李進了校門,眼睛有點酸,沒哭,硬撐住了。

高中三年,是我這輩子頭一次知道什么叫"硬扛"的三年。

普通班的資源不如重點班,這是明擺著的事實,但老師里頭也有幾個真心肯教的,數學老師杜老師是其中一個。他四十多歲,頭頂有點禿,聲音沙,講題的時候習慣在黑板上用力寫,粉筆灰撲一身,他不在乎,還是用力寫。

他第一次注意到我,是因為一次課堂提問,別人沒答上來的一道題,我答出來了,而且給了兩種解法。他當時看了我一眼,沒說話,課后叫我留下來,問我以前在哪里學的。

我說沒在哪里學,自己琢磨的。

他"嗯"了一聲,說:你這個方法不是標準解法,但是對的,而且更簡潔,你從哪里想到的?

我說,初二的時候一道題做不出來,坐著想了很久,后來想通了,就記住了那個思路,后來遇到類似的就用這個。

他沉默了一下,說:你繼續琢磨。

就這兩個字,繼續琢磨。

我把這兩個字記了三年。

高中三年,我沒有回過幾次家,學校寄宿,周末也多半在教室或者圖書館。家里有時候來電話,是鎮上鄰居幫轉的,我媽在那頭問吃沒吃,冷不冷,我爸偶爾接過去說一句注意身體。

叔叔那邊,每年過年見一次。他每次見我都要問學習怎么樣,我說還行,他就點點頭,說好好學,又加一句:"當然,學不出來也沒事,出來跟叔干。"

我每次都說嗯,知道了。

然后把頭低下去。

高三那年是真的難。

我所在的普通班,上一屆沒有一個考進重點本科,我想沖的那所大學,對我來說是跳著腳都不一定夠得著的高度。杜老師找我談過一次,說你現在的成績,沖一沖有機會,但不要壓上所有,要留退路。

我回去想了兩天,還是決定沖。

不是因為不聽勸,是因為我知道,如果我不沖這個,我以后可能會一直想這件事,想一輩子。

后來的那半年,我沒有太多故事可以講,就是題,是早上六點睜眼,是晚上十一點熄燈之后趴在被窩里用手電筒背單詞,是把錯題本翻爛了又抄一遍,是飯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地往嘴里送。

也不是沒有動搖過。

三月份的一次模擬考,我考崩了,語文寫跑題了,數學最后一道大題沒做完,成績出來,班里倒數第五。



那天下午我一個人坐在操場邊上,風很大,把操場邊上的一棵老槐樹吹得嘩嘩響,我低著頭看著腳邊的土,腦子里亂,什么都在轉,轉來轉去轉到叔叔那句話:

"讀書有什么用。"

我當時,第一次,開始認真考慮這句話是不是對的。

如果我考不上,這三年是什么?

如果我考不上,我能去干什么?

我爸說過,家里有地,回來有地。那句話當時是安慰,現在想來,是不是某種預言?

我在操場邊上坐了很長時間。

然后杜老師找來了。

他問我在這干什么,我說沒干什么,他說沒干什么就回去,還有一道題你上午沒做完,回去補上。

就這一句。

沒有"沒關系",沒有"你能行",沒有任何加油打氣的話,就是——回去補題。

我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土,跟他走回了教室。

那道題,我后來補完了,對的。

高考是在六月。

考完出來,我沒有哭,也沒有笑,站在考場門口等我媽,看見她從人群里擠出來,一張臉上寫滿了小心翼翼的問,我說:

"媽,我覺得還行。"

她點了點頭,說:"行就好,走,吃飯去。"

成績出來那天是七月,我在村里,手機信號時有時無,是我媽跑去鄰居家借了網,幫我查的。

她拿著手機走進來,臉是紅的,眼睛也是紅的,把手機遞給我,沒說話。

我接過來,看了一眼分數。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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