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2日凌晨，南京湖南路508號陳公館，58歲的陳布雷吞下一整瓶安眠藥前，在給蔣介石的遺書上寫下了最后八個字：“書生無用，負國負公”，此時距離他1927年春在南昌第一次面見蔣介石，剛好過去二十一年零七個月。

1927年的陳布雷，已是南方輿論場的核心人物，一支筆罵遍北洋政客，蔣介石托邵元沖數(shù)次帶話相邀，陳布雷才動身赴南昌行營。

第一次見面，蔣介石沒有擺架子，開口便說“早知先生大才，今日得見，實慰平生”，當場請他起草《告黃埔同學書》。陳布雷當場一揮而就，蔣介石看后一字未改，連稱“深得我心”。

這次會面之后，陳布雷在給好友張澹如的信里寫下對蔣介石的最初評價：“蔣公英姿沉毅，處事果決，思慮之周密遠超同儕，洵為當代可與共大事者?！?/p>

當時的陳布雷是典型的傳統(tǒng)士大夫心態(tài)，軍閥混戰(zhàn)十余年，國家四分五裂，他認定蔣介石是能結束亂局、統(tǒng)一全國的核心人物，所謂“士為知己者死”，他愿意以筆為器，輔佐這位他眼中的明主。

但即使在最初的蜜月期，他也并非全無保留，1928年正式進入南京政府任職后，他在日記里悄悄記下：“領袖性偏急，察察為明，用人不免于疑貳，此雖小節(jié)，久恐生弊?！敝皇谴藭r的他，將這些歸為強人領袖的正常特質，認定瑕不掩瑜。

九一八是兩人認知分歧的第一個分水嶺。

蔣介石定下“攘外必先安內”的核心國策，要求陳布雷起草一系列剿共文告與官方通電。陳布雷內心并不認同，他在1933年的日記里寫：“今日擬剿匪文告數(shù)通，執(zhí)筆之際，中心惶惑。外侮日亟，國土日蹙，而內力盡耗于內爭，私意以為非長久之計，然職在代言，不得不爾。”

他多次找單獨會面的機會向蔣介石進言，建議暫停內爭、一致對外，每次都被蔣介石以“內亂不平，何以御外”頂了回來。

真正讓他感受到“身不由己”的是西安事變。

事變和平解決后，蔣介石把他召到奉化溪口，口授《西安半月記》的全部口徑，要求他整理成文，將自己塑造成臨危不懼、以國家大義感化張楊的領袖。陳布雷按要求完成了文稿，卻在日記里留下錐心之語：“余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正是從這個階段開始，他看清了蔣介石對權力的絕對掌控欲，以及為了維護自身形象不惜扭曲事實的行事邏輯。

他曾對弟弟陳訓慈坦言，蔣公用人，向來以術馭人，各方勢力互相制衡，他坐收漁利，“此法可收一時之效，然信義不立，終難服眾心”。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陳布雷對蔣介石認可度曾短暫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