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時報

即將于本月18日至19日召開的歐盟峰會或將令中歐關系面臨一次嚴峻考驗。此前，包括比利時首相在內的一些歐洲政治人物和部分智庫、媒體正竭力營造一種“生死存亡”的焦慮敘事，將中國的發展描繪成對歐洲生活方式的“制度性威脅”，并以此為推動歐盟采取對華強硬政策造勢。歐盟委員會則表示，正抓緊擬定針對中國的新的貿易政策工具。從深層邏輯看，現階段對華政策日趨強硬，是歐盟從理想主義的“規范性力量”滑向現實主義“規范霸權”導致的結果。

歐盟曾是規則“建設者”

歐盟曾經是二戰后國際秩序中最具理想主義色彩的政治實體之一，其“規范性力量”的本質在于憑借價值觀和制度吸引力而非軍事強制力影響世界。通過作出人類歷史上較為成功的區域一體化實踐，歐盟超越了傳統民族國家的地緣政治邏輯，構建出一套獨特的治理模式。

在全球治理領域，歐盟過去扮演著規則“引領者”和“建設者”的角色：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歐盟曾率先推動氣候變化議程，參與主導了《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的談判進程，同時制定了嚴格的環保標準，探索全球低碳轉型的方向；在數字治理領域，歐盟2018年生效實施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為全球個人數據權利保護作出新的實踐，被世界各國廣泛借鑒；在國際貿易領域，歐盟倡導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推動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經濟秩序，為全球經濟增長作出了貢獻。

這種“以行動示范、以合作促變”的方式，客觀上使歐盟在冷戰后贏得了廣泛的國際尊重，不少國家主動向歐洲標準看齊，希望通過融入歐洲主導的規范體系實現自身現代化，這也成為歐盟引以為傲的成就。

“規范霸權”的四個突出表現

然而，近年來歐盟的對外行為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尤其是2019年以來悄悄放棄了“文明力量”的傳統理念，把地緣政治確立為對外政策的指導原則，其“規范性力量”逐漸被“規范霸權”所取代。突出表現為：

一是將市場準入作為推行自身標準的強制工具。歐盟憑借其2.5萬億歐元的龐大公共采購市場和4.5億人口的單一消費市場，出臺了《凈零工業法案》《關鍵原材料法案》和“碳邊境調節機制”等一系列法規，要求全球企業服從歐盟的產業和低碳規范。

二是對外資準入設置了越來越苛刻的條件，諸如針對半導體、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戰略產業的外來綠地投資，歐盟不僅要求投資者承諾創造就業、本土采購，還強制技術轉移、知識產權落地和研發中心本土化等，通過行政手段迫使域外企業讓渡技術優勢和產業鏈主導權。這種產業保護主義，嚴重違背了WTO的非歧視原則和市場開放精神。

三是規避國際責任，將自身的治理成本轉嫁給其他國家，碳關稅就是典型例子。歐盟單方面對進口的高碳產品征收關稅，實質上破壞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確立的“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從歷史責任看，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累積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總量的79%，理應承擔更大的減排責任，但歐盟通過碳關稅讓其他國家為歐洲的低碳轉型買單，規避了歷史責任，加重了后發展國家的發展負擔。

四是歐盟正在推行全方位的“長臂規范”，從原材料開采、生產制造到終端銷售的全產業鏈植入歐盟技術標準、環保要求和在歐本土化規則，通過這種方式迫使全球產業鏈按照歐盟標準重構，從而掌握全球產業規則的主導權，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其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利益。

中國是歐洲“規范霸權”的主要對象之一。歐盟曾經“以合作促改變”，“吸引”中國融入歐洲主導的規范體系；近年來轉變為“以防范逼就范”，而且不斷加碼。為此，歐盟持續拋出配套敘事，諸如中國“產能過剩”“不守國際規則”“制度性對手”“產業風險”“危及歐洲文明”等，把長期以來自身治理不力導致的政治分裂、社會分化、創新乏力造成的全球競爭力下降等問題歸咎于“中國沖擊”。在歐盟峰會即將舉行之際，歐盟各方密集放風要對中國采取措施，中歐關系面臨嚴峻挑戰。

穩定與平衡的中歐關系有利于雙方

面對歐盟的“規范霸權”，中方當前首先要對可能到來的經貿摩擦做好準備。從近幾年歐盟政策來看，由布魯塞爾主導的歐洲決策機制亟需戰略理性，準確判斷局勢；文化優越感和“規范霸權”使其在應對利益矛盾時表現出任性。歐盟主流輿論如今把自身內外困局推責給中方，布魯塞爾或順水推舟，因此中方需對可能出現的態勢做好各種準備。

其次，需要保持戰略清醒和戰略定力。應看到，歐盟對華強硬政策本質上是其內部危機的外部投射，是歐洲在相對衰落過程中焦慮和不安全感的集中體現，是外部歸因的結果。對此我們要有清晰的認識，保持戰略耐心，不要被對方的挑釁和情緒化言論所左右。

再次，穩定與平衡的中歐關系有利于雙方。作為中歐關系最大的穩定因素，中方需要以足夠的戰略耐心和智慧去引領、塑造中歐關系的發展方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給歐洲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傳統的合作模式、認知范式難以應對新的挑戰，必須挖掘新的潛力。因此，中歐關系需要進行一次深刻的“再平衡”，構建新的“互補性”和“兼容性”，開辟中歐關系的新空間。例如，中歐在氣候變化、綠色能源、數字治理、人工智能治理、全球衛生等全球性議題上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合作潛力，需要把潛力轉化為新的合作項目。

第三方合作也可成為中歐關系新的增長點。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和歐洲的技術、管理經驗相結合，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高質量的公共產品，實現三方共贏。在這些新領域進行深入合作，可逐步改變中歐關系過度依賴傳統貨物貿易的局面，豐富合作內涵，提升合作水平，增強雙邊關系的韌性。

對歐洲的研究能力需要同步提升，系統、全面、及時地了解歐洲對華認知與政策進程，以制定更加精準有效的對歐策略。同時，我們要進一步加強與歐洲社會、學界、智庫和政策制定者的交流對話，使他們及時了解中國對相關問題的認識、主張和政策，增進相互理解，減少誤解和誤判，積累信任，促進合作。

歐盟從規范性力量向“規范霸權”的轉變，是當代國際關系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對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有著深刻影響。面對這一挑戰，我們既要保持戰略清醒和戰略定力，堅定維護自身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又要堅持開放合作，推動中歐關系健康穩定發展。就長遠來看，中歐作為世界兩大力量、兩大市場、兩大文明，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方面肩負著重要責任，合作共贏是趨勢。就現階段而言，雙方交流和交鋒將伴隨始終。交流需要善意，交鋒需要實力，發展的實力能讓歐盟摒棄文明優越感，回到理性和客觀的軌道上來，與中國一道，相互尊重、平等對話、互利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員、上海區域國別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