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把文件推過來的時候，窗外的雨敲在玻璃上。

一下一下的，像催我快點做決定。

我抬頭看了蘇仁杰一眼。他坐在對面，枯瘦的手正在把一張銀行卡從桌面上推過來。動作很慢，像是推一塊搬不動的石頭。

“證給你了，錢也留給你。”

他說話的聲音很平靜，像在菜市場講價。

“咱倆往后就別再見面了。”

我愣在那里，鋼筆舉在半空中，一個字也寫不進去。

他站起來，拖出腳邊那個早就收拾好的行李箱。走到門口時回頭看了我一眼，嘴唇動了動，像是想說什么。

最后他只說了一句很輕的話。

我發誓我聽清了。

“我怕明年這個時候……我已經不認識你了。”

門關上了。我追到樓下，雨里只看見出租車的尾燈越來越模糊。

手機響了一聲。

律師發來的短信只有幾個字：“蘇仁杰先生，阿爾茨海默癥，中期。”

我攥著手機站在雨里，渾身濕透。

01

遇見蘇仁杰之前，我在倫敦的華人區端了整整三年盤子。

那家中餐館叫“福滿樓”，老板姓陳，四十多歲，禿頂，脾氣差，每個月發工資都拖幾天。

我們這些打黑工的根本不敢吭聲，一出事他就拿遣送威脅。

那三年，我住在地下室里，沒有窗戶，只有一張床和一個電飯鍋。每天早晨六點出門，半夜十二點回來，累得連澡都不想洗。

我媽盧秀珍每次打電話都說：“堅持堅持，熬出頭就好了。”

可什么是“熬出頭”呢？

我今年二十六了。留學簽證馬上就要到期。回國？我媽把全部積蓄都砸在我身上了，縣城的房子都賣了。我回去怎么交代？

那天晚上，我刷手機的時候看到一條廣告。

“尋找老伴。74歲，有房，有綠卡，無子女。女方只要愿意即可。本人已定晚期，恕不隱瞞。”

我盯著屏幕看了很久。

74歲。晚期。

我算了一筆賬：頂多一兩年的事。換一張綠卡，一套房子，后半輩子不用愁了。

劃算。

我存了那個號碼。

猶豫了三天，第四天我打了過去。

接電話的是一個很老的男聲，說話很慢，但條理清楚：“星期天下午兩點，唐人街的茶館。你到了報我名字就行。”

他叫蘇仁杰。

星期天下午，我去了那家茶館。

很老式的店，門口掛著褪色的紅燈籠，里面坐著清一色的老人。我找了半天才看見角落里的那個人。

他穿一件洗得發白的灰色夾克，瘦，背挺得很直。臉上的皺紋很深，但不是那種慈祥的老人的皺紋，是不愛笑的那種人硬擠出來的痕跡。

“坐。”他指了指對面的椅子。

我坐下來，他先推過來一張紙。

是一份體檢報告。掃了一眼：阿爾茨海默癥早期，高血壓，冠心病。

他說得很坦白：“我沒騙你。這個病，治不好。可能半年，可能一年，也可能拖個三五年。”

我點點頭，不知道該說什么。

他盯著我看了幾秒，又說：“你是不是覺得我快死了，想撿個現成的便宜？”

我臉一下子紅了。

“正常。”他沒等我回答，自己接上了，“這世上想占便宜的人多得很。我不介意被人占便宜，但有些話我得說清楚。”

他端起桌上的茶喝了一口。

“第一，我死了遺產歸你。第二，領了證你住你的我住我的，我不碰你。第三，不辦酒，不照相，不要跟你家里人說。”

我愣住了：“為什么？”

“因為我沒臉見人。”他放下杯子，“一個七十多歲的糟老頭子，娶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姑娘，你覺得這說出去好聽？”

我無話可說。

“你要是沒意見，下個星期去領證。”他站起來，“不用交朋友，不用了解我。你不是我老伴，你是我給自己買的一份保險。”

他走了，留下我一個人坐在茶館里。

那份茶他付了錢。

02

一個星期后，我們去民政局領了證。

整個過程很快，像辦簽證。工作人員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什么也沒說，但那個眼神我到現在還記得。

薄薄一張紙，我和一個陌生老頭成了合法夫妻。

回家的路上，我走在他后面。他走得很慢，背微微佝僂著，每走幾步就停下來歇一歇。

我想過去扶他，他躲開了。

“不用。”他說，“我自己能走。”

他住在倫敦郊區的一棟二層小樓里，紅磚墻，門口有一棵老槐樹。房子很舊，但收拾得很干凈。

他指了指一樓最里面那間：“我住這間。”

又指了指樓上：“你住三樓，隨便選。”

我提著行李上了樓。三樓有兩間臥室，一間空著，一間堆滿了舊紙箱。我選了空的那間，把門關上，坐在床上，看了看四周。

灰白色的墻，一張單人床，一個老式衣柜，窗戶外面能看到后院的一棵蘋果樹。

這就是我未來一兩年的家了。

頭幾天，我們在一個屋檐下幾乎是兩個世界的人。

他每天早晨六點準時起床，雷打不動地去陽臺給一盆君子蘭澆水，然后坐在客廳里看報紙。

我在樓上睡到自然醒，餓了就下樓找東西吃。

冰箱里永遠有菜，但他從來不跟我一起吃飯。他吃飯很規律，早上一碗粥，中午面條，晚上隨便對付對付。

我有時候做飯，做好了想叫他一起吃，他總是擺擺手：“你吃你的，不用管我。”

有天下雨，我下樓倒水，經過他書房門口，聽見里面傳來壓低的聲音。我湊近了聽，像是他在跟誰說話。

“秀貞，我對不起你……”

是一個女人的名字。

秀貞。

我想了想，可能是他以前的老伴。資料上寫他老婆二十多年前就過世了。大概是做夢夢見了吧。

我沒多想，端著水上樓了。

又過了幾天，我開始覺得有點不對勁。

他不怎么出門，有時候一整天都坐在書房的椅子上，對著窗戶發呆。我經過的時候，看見他面前攤著一本舊影集，里面夾著一張發黃的老照片。

照片上是一個年輕女人，圓臉，扎著兩根辮子，笑得很靦腆。

我猜那個就是秀貞。

還有一次，我半夜下樓喝水，看見客廳的燈亮著。

他坐在沙發上，手里拿著一只老式的梅花手表，翻來覆去地看。那塊表表盤上有裂紋，指針已經停了。

我走過去：“你還沒睡？”

他嚇了一跳，把表攥進手心，像做了什么虧心事。

“睡不著。”他說，“年紀大了，覺少。”

我什么也沒說，倒完水上樓了。

走到樓梯拐角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一眼。

他還在看那塊表，眼神很空，不知道在想什么。

03

搬進去第二周，一個壞消息來了。

我媽打視頻電話過來，問我在國外怎么樣了。

我坐在床上，猶豫了半天，終于是沒敢說實話。

“挺好的，媽。”我說，“工作也穩定了。”

“有沒有交男朋友？”她問我。

我張了張嘴，說不出話。

“你年紀不小了，別光顧著工作。”她開始嘮叨，“要是遇到合適的，就處一處。咱家雖然條件不好，但也不是什么人都配得上你的。”

我說：“知道了。”

掛了電話，我坐在床邊，看窗外的蘋果樹發呆。

這事不可能瞞她一輩子。可我說不出口。

我媽那個人，最要面子。要是知道我嫁給了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她估計能直接氣死。

算了，走一步算一步吧。

日子慢慢過下去，我漸漸摸清了蘇仁杰的生活規律。

他每天六點起床，先給君子蘭澆水。那盆君子蘭是他從國內帶來的，養了十幾年，每年都開花。他每次澆水都念叨幾句話，聲音很小，聽不清。

上午他會看報紙，用一支紅筆在上面圈圈畫畫，像是在找什么。

下午不出門，就坐在書房里翻東西。他有一個棕色皮箱，鎖得很嚴實，從來不讓我碰。

有一次我下樓，看見他翻那口箱子，里面裝的全是信，用橡皮筋捆著一摞一摞的，紙質已經發黃了。

我好奇地問了一句：“那是什么？”

他立刻把箱子合上了，臉色很不好看。

“沒什么。”他說，“都是些舊東西。”

我沒再問。

搬進去的第十七天，保姆來家里打掃衛生，我趁蘇仁杰出門散步的空當，跟保姆聊了幾句。

保姆姓陳，是華人，五十多歲，在蘇仁杰家干了快十年。

“蘇先生以前是做翻譯的？”我隨口問。

“對，”保姆說，“在政府機構做，退休好多年了。”

“他老婆呢？”

“走了快三十年了。”保姆嘆了口氣，“聽說走得很突然，心臟病，倒在廚房里。蘇先生當時在外面上班，回來人都涼了。”

保姆頓了頓，壓低聲音說：“自從老婆走了以后，他就沒再娶過。這么多年就一個人過，也沒孩子。你不知道，我剛開始來的時候，他這房子冷得像冰窖一樣。”

“那他最近呢？”我問，“有沒有什么不對勁的地方？”

保姆看了我一眼：“你也發現了？”

“他上周把眼鏡放到冰箱里了。”

“這都不是一次兩次了。”保姆說，“有時候我還得幫他找鑰匙，找手機，找錢夾。他有時候站在廚房里發呆，好半天才想起來自己要干什么。”

我皺了皺眉。

“你跟他結婚，他知道嗎？”保姆忽然問了我一句。

“知道。”

“那就好。”保姆點點頭，沒再多問。

那天晚上，我又聽見他在書房里自言自語。

“秀貞，你在那邊還好嗎？”

“我對不起你。”

“我這輩子……”

聲音越來越小，最后聽不見了。

我站在樓梯拐角，心里說不清是什么滋味。

這些悄悄話，他大概以為沒人能聽見吧。

04

領證的第二十二天，一個律師找上門來。

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白人，穿西裝，戴眼鏡，提著公文包。他敲開門，指名要見我。

“我是蘇先生的律師，杰森·布朗。”他遞給我一張名片。

“蘇先生委托我起草一份文件。”

他打開公文包，抽出幾頁紙，遞給我。

我接過來看了看，是一份財產轉讓協議。

內容很簡單：蘇仁杰名下的一套房產，包括那棟小樓和所有存款，全部轉贈給我，作為婚姻存續期間我履行了配偶義務的補償。

我愣住了。

“蘇先生什么時候讓你起草的？”

“三個月前。”律師說。

“三個月前？”我不敢相信，“那個時候我還不認識他。”

“我知道。”律師點點頭，“如果您不介意的話，請在上面簽字。繼承關系在法律上就生效了。”

我拿著筆，手有點抖。

我問：“他為什么不自己給我？”

律師看了我一眼：“蘇先生說，怕你不收。”

我沒再追問。簽字的時候，我看見蘇仁杰站在樓上，隔著二樓的窗戶看著我。

他的表情很平靜，像在看一件已經完成的事。

我把筆放下：“他人呢？”

“蘇先生今天一早出門了。”

“去哪了？”

“我不清楚。但他讓我轉告您一句話。”

我抬頭看他。

“‘你自由了。’”

我抱著那份文件站在門口，只覺得喉嚨發緊。

后來我才知道，那天他去醫院拿檢查結果。

醫生告訴他，他的阿爾茨海默癥已經進入中早期，記憶力會越來越差。可能半年，可能一年，就會徹底忘掉一切——包括他自己是誰。

他回來的時候已經快到傍晚了。

我坐在客廳等他。他一進門，我就要把那份協議遞回去。

“我不要。”我說。

他看了我一眼，沒說話，走到沙發邊坐下。

他拿出鑰匙包，解開一個暗扣，抽出一張銀行卡，遞給我。

“這里面有二十萬英鎊，是這棟房子的折價款。還有我這些年的積蓄。”

我把手背在身后：“我不缺錢。”

“你缺。”他看著我，“你缺的不是錢。你缺的是回去面對你媽的底氣。”

他怎么會知道我缺什么？

“領證那天，你媽給你打電話，我聽見了。”他慢慢說，“你說了五遍‘知道了’。你這個人，不撒謊的時候不說話，撒謊的時候才會說很多話。”

他站起來，把卡放在茶幾上。

“拿著吧。我這輩子做了很多錯事，讓你走，是我唯一一件做對的事。”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房間里哭了很久。

不是因為委屈，是因為我忽然發現，這個我當成交易對象的老人，看我的時間不長，看得卻比我清楚。

05

律師來的第二天，蘇仁杰收拾了行李。

我下樓的時候，他已經坐在客廳了。茶幾上擺著一個舊皮箱，就是他平時不讓我碰的那口棕色箱子。

“走吧。”他說。

他站起來，走到門口，打開門。

外面的雨剛停，地上濕漉漉的，空氣里有一股泥土味。

我站在客廳里，看著他。

“你要去哪？”

他把地址寫在紙條上遞給我。

“養老院。已經訂好了。”

我盯著那張紙條。

“我不走。”我說，“我走了你怎么辦？”

他回頭看了我一眼：“我不需要你。”

他提著箱子走下臺階，彎腰鉆進出租車。

我追出去。

“等等——”

他搖下車窗，遞出來一個信封。

“等你回去了再看。”

那輛黃灰色的出租車發動，緩緩駛遠了。我一直站在門口，直到紅色的尾燈徹底消失。

冷風吹過來，我打了個寒顫。我低頭看了一眼他塞過來的信封，上面只寫了一行字，很簡單的筆跡。

“打開前，想清楚。”

我撕開了信封口，里面是一封手寫的信。開頭寫著：“樂欣，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應該已經不在了。我必須趕你走。我怕有一天，我會連你是誰都不記得了。”

“我怕我忘了我做過什么，也忘了這輩子欠誰的。所以趁我還能做主，我做了這個選擇。”

“我這一輩子，做過很多錯決定，但讓你走，是我覺得最對的一個。”

“給你留的錢，不是買你陪我。是謝謝你成全了我。”

“走吧。回你媽身邊去。”

我攥著那封信，站在門口，風吹得他的手寫字跡微微發抖。

我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拖起行李箱，打了車。

去機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