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清華大學檔案館《國徽設計檔案》、中國歷史博物館《國徽的故事》、上海黨史網《新中國國徽設計中的上海美術力量》、中國民主促進會《檔案里的國徽設計細節》、教育部《國徽誕生背后的故事》、中國作家網《林徽因的戰時歲月》、《林徽因在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中對民族形式的探索與追求》、《發現李莊》（岱峻著）、《記五臺山佛光寺的建筑》等相關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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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11日，北京。

這天下午，馬敘倫在中南海附近主持召開國徽審查小組會議，參加者包括張仃、梁思成、張奚若、沈雁冰等人。

會議桌上，擺著兩大類方案：一類以天安門斜透視彩繪圖為核心，色彩寫實、層次豐富，是以張仃為首的中央美院團隊的主張；另一類是清華營建系的玉璧形方案，以大孔玉璧為主體、配以五星、齒輪和嘉禾，漢鏡樣式，文人氣濃。

全國政協常委會在頭一天（6月10日）剛剛開會，議定國徽采用天安門圖案。

梁思成在當天的國徽小組會議上表達了反對意見，認為國徽不應該像一幅風景畫，應當用傳統精神和象征性的東西來表現，天安門的做法不是最好的方法。

然而會議原則上通過了天安門方向。

當晚，周恩來約見梁思成，做了說服工作，要求以天安門為主體重新設計。

梁思成接受了。

6月12日，他和林徽因在清華園家中，召集莫宗江等人重新組建設計組，開始了最后一輪的方案沖刺。

與此同時，張仃一邊提交了《國徽應征圖案含義》，對梁思成此前的反對意見作出詳細回應——張仃團隊堅持寫實風格、堅持天安門斜透視呈現，并在色彩處理上援引敦煌唐畫、漢畫的傳統，主張濃烈的金朱色系，認為這才符合裝飾在中國建筑上的視覺要求。

兩個團隊的分歧，在這最后階段進一步集中到了線條與色彩處理這個核心問題上。

就在清華團隊緊鑼密鼓趕圖的那幾天，林徽因拖著病體，把自己對線條的判斷，清楚表達出來：

"國徽不能用康乾線條，要用漢朝的線條。你就去霍去病的墓前，找漢朝時期的線條。"

這句話，隨后由朱暢中帶到了6月20日懷仁堂的審查現場。

兩千年前一個少年將軍的墓，和1950年新中國的國徽，兩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被林徽因用這樣一句話連了起來。

【一】一紙征集令，和它引出的漫長拉鋸

1949年7月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正式宣告成立，距開國大典還有三個月。

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已經迫不及待地在《人民日報》等全國各大報紙上刊出公告，面向全社會公開征集國旗、國徽圖案與國歌詞譜。

征集公告明確提出三條要求：具備中國特征、體現政權特征、形式要莊嚴富麗。

很快，來稿如雪片涌入。

國徽方面收到設計稿112件、圖案900件，投稿者來自全國各地，有專業美術工作者，有建筑師，也有普通民眾。

然而，專家審閱之后，無一令人滿意。

1949年9月25日，偉人與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豐澤園主持召開了一次協商座談會，專門討論國旗、國徽、國歌等方案。

會上，偉人提出，國徽擬制可以慢一點，等條件成熟后再行決定。

因此9月27日政協一屆全體會議只通過了國旗和國歌，國徽的定案被擱置下來。

這一擱，就擱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后。

開國大典那天，天安門城樓上掛的，是五星紅旗，不是國徽。

城樓上沒有國徽的位置，因為國徽還沒有。這個事實，今天大多數人已經不記得了。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總理直接主持推進國徽設計工作。

根據偉人此前的提議，全國政協第一屆委員會決定，邀請清華大學營建系和國立北平藝專（即后來的中央美術學院）兩家專業機構，分別組建團隊，以競賽形式各自拿出方案。

1949年9月26日，政協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正式啟動了這場雙軌并行的設計競賽。

國徽評審委員會的成員規格頗高——梁思成、徐悲鴻、艾青同時被聘為委員，參與評審工作。

清華大學營建系這邊，梁思成擔任設計組組長，成員包括建筑學家林徽因，以及莫宗江、李宗津、朱暢中、汪國瑜、胡允敬、張昌齡、羅哲文等營建系師生，陣容整齊，專業積累深厚。

中央美院（國立北平藝專）那邊，由張仃掛帥，成員有張光宇、周令釗、鐘靈等人。

鐘靈擔任國徽組的秘書，負責聯絡接待工作。

張仃在1949年主導了開國大典的美術設計，包括天安門城樓的裝飾布置、開國紀念郵票、全國政協會徽等一系列重要設計任務，在美術設計領域是當時國內公認的核心人物。

兩個團隊都開始工作。

清華這邊，動手最快的是林徽因。

在最初應征的九百多幅圖案中，林徽因與莫宗江合作的一份方案已經引起中央有關領導的關注，被要求修正后參加復選。

隨后，林徽因和莫宗江經過約一個月的深入研究，邀請清華美術史教授鄧以蟄、工藝美術史教授王遜、雕塑家高莊以及梁思成共同參與討論，于1949年10月23日完成了第一稿正式方案，聯名提交全國政協，同時附上《擬制國徽圖案說明》。

這份方案，以古代玉璧為主體造型。

玉璧，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禮器之一，大孔通天，有"完璧歸趙、祖國統一"之意。

圖案中，以大孔璧作為主體，以國名、五星、齒輪、嘉禾為主要題材，"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字以金色漢隸書寫，整體組合成漢代銅鏡的樣式，旁以嘉禾環抱，下以紅色組綬穿瑗收束，顏色用金、玉、紅三色。文人氣韻濃厚，歷史意識鮮明。

這份方案還有一個重要首創：它第一次將國旗上的五顆星引入國徽圖案。

這個創意后來被保留在了最終定稿的國徽里，成為清華團隊對國徽設計最核心的貢獻之一。

中央美院那邊，張仃團隊的第一批方案以政協會徽的結構為基礎，以標紅中國版圖的地球、五角星為主體，配以齒輪、嘉禾、紅綬，色彩鮮艷，象征含義明確。

到了1950年初，張仃結合此前參與開國大典設計、多次繪制天安門建筑形象的經驗，與團隊成員重新設計出一個以天安門為核心的新方案——天安門以斜透視圖呈現，紅墻綠瓦，前有金水橋，配色寫實熱烈。

兩套方案，各有一套邏輯，各有一批支持者，也各有一些質疑。

1950年5月下旬，全國政協專門就國徽、國旗、國歌的褒獎問題開會，這對設計工作來說等于是一道催促令——開國一周年國慶在即，天安門城樓需要掛上國徽。

6月初，馬敘倫向全國政協常委會提交了國徽設計工作報告，將三類共8個方案送交審議。

6月10日，政協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進行討論，認為所有方案均"未恰當"，但指示"以天安門圖案為主，加以修正，另制圖案"——這等于把玉璧方案排除在外，同時確定天安門必須進入國徽，而且方案還需要進一步改進。

這個決定，改變了兩個團隊后續工作的全部方向。

【二】兩套方案背后，站著兩種不同的判斷

6月11日的會議，梁思成在當場表達意見時，說了一段話，被檔案記錄下來。

他說，國徽不能像一幅風景畫，不能畫了天安門就算完事，更重要的是要表現民族傳統精神。

他認為天安門圖案的方式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用傳統精神或象征性的東西來表現。

梁思成的這些話，和林徽因的立場一脈相承。

他們不是反對天安門本身的象征意義，而是對于"怎樣呈現"這個問題，有著非常具體的專業判斷。

張仃一方的邏輯，有其道理：天安門是開國大典的歷史見證地，五四運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都與它緊密相連，用天安門作為國徽核心圖案，政治象征清晰，群眾辨識度高。

在色彩處理上，張仃援引敦煌壁畫、漢畫的傳統，主張金朱搭配，濃烈大方，認為這樣的色彩才能裝飾在中國宏大的建筑上。

從純粹的設計角度看，張仃的斜透視天安門方案，視覺沖擊力強，有一種繪畫式的熱烈感。

但清華這邊，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判斷指向另一個方向。

林徽因的核心立場，在6月12日她參與討論時說得很清楚：國徽不能像商標，不能像風景畫，要莊嚴，要有民族形式，要程式化。

她注意到，某些彩色設計方案和商標圖案過于接近，國徽與商標的本質區別在于象征性和圖案化的程度——國徽是浮雕，不是一幅彩繪，線條的處理和圖式的選擇，決定了這件東西最終傳遞出的氣質。

更進一步，她在線條風格上有明確的立場：不能用康乾線條，要用漢唐線條。

這個判斷，不是她臨時起意說出的一句話，而是她用了二十年時間走出來的結論。

【三】那二十年，她到底走了什么路

1924年，林徽因赴美，就讀于賓夕法尼亞大學美術系，同時利用課余時間修完了建筑系全部課程。

1927年完成學業，1928年回國。

此后與梁思成共同創建東北大學建筑系，后加入中國營造學社，開始了系統性的中國古建筑田野考察。

1931年加入營造學社之后，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考察工作開始全面鋪開。

在接下來的六年時間里，他們的足跡覆蓋了河北、山西、山東、陜西、河南、遼寧等15個省，跑了近200個縣，考察測繪了2700余處建筑文物，積累了大量第一手圖紙、照片和測繪數據。

1932年4月，梁思成和林徽因赴天津薊縣，對獨樂寺進行實地考察，測繪了這座始建于唐代、重建于遼統和二年（984年）的千年古剎。

1933年，他們在山西大同對云岡石窟進行考察，將北魏石窟建筑首次納入中國建筑史體系，拍攝照片、繪制測繪圖，成果發表于《中國營造學社匯刊》。

1937年6月，是這一系列考察工作的高潮時刻。

梁思成根據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拍攝的敦煌石窟圖錄，從第61洞唐代壁畫上的"大佛光之寺"圖像入手，確定五臺山方向可能存在唐代建筑。

他帶領林徽因、莫宗江、紀玉堂一行四人，先到太原換汽車，再換驢車，山路難行處只能步行，一路輾轉進入五臺山腹地。

1937年7月5日，他們在山西五臺縣找到了佛光寺東大殿。

林徽因爬上梁架，在昏暗的大殿內仔細辨認柱梁上的墨跡，先認出"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寧公遇"，與殿外唐代石經幢上的名字相印證；隨后又辨出"功德主故右軍中尉王"，確認了大殿的興建年代——唐大中十一年（857年）。

這是當時已知中國保存最完好的唐代木構建筑，打破了日本學者"中國本土已無唐代木構建筑遺存"的論斷。

梁思成后來對佛光寺東大殿的評價是："此不但為本社多年來實地踏查所得之唯一唐代木構殿宇，實亦國內古建筑之第一瑰寶。"

就在他們發現佛光寺的同一天，7月7日，"七七事變"的槍聲在北平盧溝橋響起。

梁思成從五臺縣發出的電報，與戰爭的消息幾乎同時抵達北平。

這是營造學社最后一次華北考察，也是一個時代的終點。

此后的日子，是流亡。

1937年秋，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家離開北平，開始了漫長的輾轉。

長沙、貴陽、昆明，路上日機轟炸，林徽因在晃縣高燒不退，靠著幾個飛行員學員讓出床位才撐了過去。

1940年冬，中國營造學社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四川宜賓李莊。

林徽因一家在這個長江南岸的小鎮住了整整五年半，直到1946年夏才離開。

李莊時期，是林徽因一生中身體最差的階段。

潮濕陰冷的農舍，匱乏的物質條件，李莊的環境對肺病極為不利，林徽因病情持續惡化，嚴重時幾乎天天臥床。

1942年，靠著傅斯年三次奔走籌款，才勉強保住了她的性命。

1944年，林徽因弟弟林恒在成都上空為國捐軀，消息到她耳邊時，林恒已經去世三年。

即便如此，她沒有停過手。

臥在病床上，她通讀了二十四史中有關建筑的部分，為梁思成寫《中國建筑史》搜集資料，親自執筆寫了其中第七章。

病中的她甚至堅持教營造學社少年學員羅哲文英語單詞，在草稿紙上一個詞一個詞地寫下來。

這一時期，她開始系統研究漢代歷史和漢代藝術。

她把漢刻視為"純粹中國創造藝術的最高造詣"，在給友人的信中多次提到漢代藝術的研究，甚至萌生了寫一部漢武帝傳的念頭。

她對云岡石窟的研究延伸到了敦煌邊飾，對北魏紋飾、唐代紋飾的脈絡，對波斯與希臘裝飾語言的差異，都做了細致的分析。

這不只是學者的興趣，是一個人用整個職業生命積累起來的判斷體系在慢慢成形。

從獨樂寺的遼代斗拱，到佛光寺的唐代大殿，從山西數百處古建筑的測繪數據，到李莊病榻上翻讀的二十四史，林徽因對中國歷代建筑與裝飾藝術的認知，建立在真實的空間接觸和大量的材料比較之上，不是從書本上讀來的結論，而是從實物里辨析出來的判斷。

這套判斷，到1950年國徽設計的最后階段，集中體現在她對線條選擇的堅持上。

【四】那句話，壓著二十年的積累

1950年6月12日，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清華園家中，召集莫宗江等人組成新一輪設計組，接受周恩來要求以天安門為主體重新設計的任務。

時間極為緊張，距離6月20日的最終審查只有不到十天。

這十天里，林徽因的病情已經嚴重到需要黃包車接送的地步。

營建系的同事和學生們都知道，林先生去系里上課，是坐黃包車被拉到樓下，再由學生把她背上樓的。

這個細節，后來被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原院長秦佑國多次提及，作為林徽因此時身體狀況的直接說明。

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下，她仍然沒有退出國徽設計。

草圖、參考資料、不同版本的修改意見，全部鋪在她的床邊，一稿一稿地看，一處一處地提意見。

據參與國徽設計工作的清華營建系師生后來回憶，僅草圖就積攢了滿滿一箱。

在這一輪修改工作中，兩個團隊的分歧，最后落到了一個具體而關鍵的問題上：天安門該怎么呈現，整體的線條和色彩該走哪個方向。

張仃團隊在6月15日提交的《國徽應征圖案含義》中，堅持寫實風格，堅持天安門斜透視呈現，在色彩處理上援引"吳帶當風"的柔美風格，以及敦煌唐畫、漢畫中的金朱色系，并強調國徽裝飾于中國建筑上必須有強烈色彩。

清華這邊，林徽因的立場剛好相反：國徽要莊嚴，要程式化，要體現民族形式，而不是畫一幅彩色寫實圖。

天安門應當以正立面建筑圖呈現，而不是斜透視彩繪；整體線條，必須走漢唐的路子，不能用康乾宮廷那套繁復的處理方式。

她說出了那句話：

"國徽不能用康乾線條，要用漢朝的線條。你就去霍去病的墓前，找漢朝時期的線條。"

霍去病墓。

一個西漢驃騎將軍的墓冢，在陜西興平茂陵以東約一公里處，距北京數百公里之遙，和一枚國徽的設計爭論，看上去沒有任何關系。

林徽因為什么把人引到那里去，那里有什么，又能說明什么——

而就在梁思成和林徽因雙雙病重、無法出席會議的情況下，6月20日，朱暢中帶著清華團隊的方案，走進了中南海懷仁堂的審查會議室。會議室的白墻前，兩套方案并排豎立，周恩來親臨現場，李四光等人逐一發表意見……

這一天最后的結果，和之前所有人的預期都有出入。

而林徽因關于漢唐線條的那一套判斷，是如何在那間會議室里發揮作用的，要從霍去病墓前那些沉默了兩千年的石頭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