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月二十三，小年。

大伯家的大門被踹開的時候，我正在院子里劈柴。

磚頭和木棍砸在門板上的聲音，隔著兩條巷子都聽得清清楚楚。

我扔下斧頭跑出去，看見何家輝帶著七八個人，有的拿著鐵鍬，有的扛著棍子。

大伯家的窗戶玻璃碎了一地，大伯母抱著堂弟縮在墻角哭。

村里人都站在自家門口看，沒一個人上前。

父親從后面拽住我的胳膊，使勁往家拉，壓低嗓子說：“別去，管不了。”我被他拽進屋，門“嘭”一聲關(guān)上了。

那天夜里，我翻來覆去睡不著，腦子里全是堂弟那雙驚慌的眼睛。

01

那年我十七歲，剛上高二。

我們村叫吳家坳，在北方一個不起眼的山溝里。

全村兩百多戶人，一半姓吳，一半雜姓。

大伯叫吳德順，當了十二年村支書。

他性子硬，脾氣倔，眼里揉不得沙子。

大伯上任那年，帶著全村人修了條能通拖拉機的土路。

后來又東拼西湊辦了個磚廠，把村里的泥瓦匠都招進去干活。

那幾年，村里人手里總算有了點活錢。

可大伯得罪的人也不少。

何家輝就是頭一個。

何家輝是大伯沒出五服的堂兄弟，論輩分該叫一聲哥。

但這個人奸猾，愛占小便宜。

磚廠剛辦起來那會兒，他想往里頭塞自己的小舅子吃空餉，被大伯一口回絕了。

從那以后，何家輝就記了仇。

他到處說大伯把磚廠的錢往自己兜里揣，還偷偷寫信往鎮(zhèn)上告。

事就是從這上面來的。

過完臘八節(jié)，鎮(zhèn)上來了兩個干部，說要查磚廠的賬。

大伯拍著胸脯說隨便查。

可查來查去，還真查出問題了——有兩萬塊錢對不上賬。

大伯傻了眼，他說自己從來沒動過公家一分錢。

可賬目擺在那里，他說不清楚。

后來我才知道，那兩萬塊錢是何家輝伙同磚廠的會計做的假賬。

大伯太相信自己人，公章、賬簿都放在辦公室，誰都能動。

何家輝就是鉆了這個空子。

大伯被停了職，何家輝接了他的位子當村主任。上任頭一件事，就是抄大伯的家。他帶著人挨屋翻，說是“清退違法所得”，其實就是故意糟踐人。

那天的情景，我到現(xiàn)在還記得清清楚楚。

大伯家的衣柜被推翻了，衣服扔了一地。

米缸被砸碎，米撒得滿屋都是。

大伯母跪在地上撿米，何家輝一腳把米袋踢開，罵了句難聽話。

大伯站在院子中間，一句話沒吭。

父親站在院門口，臉憋得通紅，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轉(zhuǎn)身走了。

大伯母從小沒了爹娘，嫁到大伯家十幾年，沒享過一天福。

大伯當支書那些年，家里日子過得還不如普通社員。

大伯的工資都貼補給困難戶了，自家連口像樣的鐵鍋都舍不得換。

如今落了難，連一頓飽飯都吃不上。

那天晚上，父親把院門從里面閂上了。

母親做了飯，端上桌，三個人誰也沒動筷子。父親悶頭抽了一根又一根煙，煙灰缸都滿了。母親輕輕嘆了口氣，把菜又端回鍋里熱著。

“你大伯的事，咱管不了。”父親終于開口了，聲音沙啞，“何家輝現(xiàn)在手里有權(quán)，咱家又是本家，盯著呢。”

我沒說話。低頭扒了兩口飯，米粒在嘴里嚼來嚼去，咽不下去。

第二天一早，我去上學，路過村口的大槐樹。一堆人圍在那里，嘰嘰喳喳說著什么。我湊過去一看，頭皮都炸了。

大伯家的幾口箱子被扔在樹底下，箱蓋敞著，里面的衣服被子散了一地。

還有大伯母陪嫁的那只木箱子，箱蓋被人踩裂了，露出里面幾件換季衣裳。

圍觀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沒一個上前收拾。

我在那里站了五分鐘，手心攥得生疼。

放學回來，聽說大伯一家被趕到村北的山神廟里住了。那座廟早就塌了半邊，墻豁了口子，連個完整的門窗都沒有。這大冬天的，那不是要人命嗎？

我騎上自行車就往村北跑。

到了地方，遠遠看見大伯母正在廟門口生火。

火苗被風吹得東倒西歪，煙嗆得她直咳嗽。

堂弟坐在一塊石頭上，抱著膝蓋，眼睛紅紅的，凍得直打哆嗦。

大伯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鼻子一酸，差點沒忍住。

回到家，我把書包往炕上一扔，蹲在灶臺前發(fā)呆。母親正在和面，看我臉色不對，問了一句：“咋了？”

我說：“大伯一家在山神廟里住，沒吃的沒燒的。”

母親和面的手頓了一下，沒接話。

父親坐在堂屋的椅子上，煙一根接一根地抽。

那天夜里，我翻來覆去睡不著。外頭北風呼呼地刮，窗欞子被吹得嘎嘎響。山神廟的屋頂是破的，四面漏風，大伯母和堂弟今天晚上怎么熬？

我爬起來，摸黑走到廚房。

米缸里還剩大半缸米，是家里省了大半年的口糧。

我找了條麻袋，一瓢一瓢地往里頭裝。

裝了差不多九十斤，裝完我傻眼了——這么多米，藏哪兒去？

我們家后院有個老地窖，是爺爺那輩人挖的，用來存白菜和蘿卜。

地窖口不大，平時用塊木板蓋著，上面壓兩塊磚頭。

要說藏東西，那是最合適的地方。

我扛起麻袋，輕手輕腳出了門。月光很淡，院子里黑乎乎的，我差點絆了一跤。掀開地窖口的木板，把麻袋順下去，又把木板蓋好，壓上磚頭。

干完這一切，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心口“咚咚”直跳。

“林子？”

一個聲音從背后傳來，嚇得我一哆嗦。

回頭一看，是母親。

她站在房門口，身上披著棉襖，黑燈瞎火的看不清表情。

“你……你干啥呢？”母親的聲音有點發(fā)顫。

我張了張嘴，想說點什么，可什么都說不出來。

母親沉默了一會兒，轉(zhuǎn)過身，輕輕說了一句：“外頭冷，趕緊進屋。”

就這一句，我眼淚差點下來。

02

第二天一早，父親去鎮(zhèn)上趕集了。

母親站在灶臺前烙餅，一句話沒說。

我蹲在院子里刷牙，心里七上八下的。

昨晚的事母親肯定知道了，她不說是啥意思？

是默許了還是等著父親回來告狀？

母親把烙好的餅端上桌，又盛了兩碗玉米糊。我坐在桌前，心里有事，吃不下。

“趕緊吃，上學別遲到。”母親的聲音很平靜。

我拿起餅咬了一口，偷偷看了母親一眼。她低著頭喝粥，臉上看不出什么。但我注意到一件事——她今天烙的餅比平時多了一倍。

吃完飯，母親從灶臺底下摸出一個小包袱，塞到我手里：“這個，拿去給你大伯母。”

我打開一看，里面包著兩個煮雞蛋和一小塊咸菜疙瘩。

“別讓你爹知道。”母親壓低嗓子說了這么一句。

我心里一熱，使勁點了點頭。

下午放學，我沒直接回家，騎著車拐到村北。

山神廟里冷冷清清的，大伯母坐在門檻上，堂弟趴在她腿上睡著了。

看見我來，大伯母先是一愣，然后眼圈就紅了。

“林子，你這孩子……”她接過包袱，手直哆嗦，“你大伯出去找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我把雞蛋掏出來，剝了一個塞給堂弟。小家伙醒了，看了看他媽的臉色，又看了看雞蛋，咽了咽口水，沒敢接。

“吃吧，哥給你的。”我把雞蛋塞進他手里。

堂弟大口大口地吃起來，吃得急，噎得直伸脖子。大伯母別過臉去，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看著她花白的頭發(fā)，心里堵得慌。大伯母今年才四十二，頭發(fā)白了一大半。

“大伯母，晚上你們住哪兒？”我問。

“你大伯說去鎮(zhèn)上找個活干，租間房。”大伯母擦擦眼淚，“村里是待不下去了。”

我在廟里坐了一會兒，天快黑的時候才走。走出老遠回頭看，山神廟的破屋頂在暮色里像個黑窟窿。

回到家，父親已經(jīng)回來了。他坐在院子里抽煙，臉上的表情挺復雜。

“你上哪兒去了？”他問。

“去同學家寫作業(yè)了。”我低著頭。

父親沒說話，抽完煙站起身，進屋去了。

晚上吃飯的時候，一家人都很沉默。母親夾了一筷子菜放進我碗里，父親悶頭扒飯。我總覺得父親好像知道了什么，但他沒說。

吃完飯，我去廚房洗碗。母親跟了進來，低聲問：“送過去了？”

“嗯。”

“你大伯母咋樣？”

“苦。”我就說了一個字。

母親嘆了口氣，沒再問。

那幾天，我心心念念的就是地窖里的那袋米。

每天放學回來第一件事，就是溜到后院看一眼地窖口的木板還在不在。

每次看到木板好好地蓋著，心就落下來一點。

可紙終究包不住火。

臘月二十六，何家輝帶著人查到了我們家。

當時父親出門去挑水了，我一個人在家寫寒假作業(yè)。聽見院門外有人喊：“吳老二在家沒？！”

我心里“咯噔”一下，站起來往外走。

何家輝推門進來了，后面跟著兩個人。他沖我笑笑：“林子啊，你爹呢？”

“挑水去了。”我盡量讓自己聲音平靜。

“哦。”何家輝在院子里轉(zhuǎn)了一圈，眼光東瞄西瞧的，“聽說你跟你大伯走得近？”

“一般。”

“一般？”何家輝笑了笑，“可有人看見你往山神廟跑了。”

我心里一緊，但面上強撐著：“我大伯母身體不好，我去看了一眼。”

“哦。”何家輝點點頭，突然問，“你們家地窖在哪兒？”

這一問，我腿差點軟了。

“你……你問這個干啥？”我的聲音都變了。

“沒什么，隨便問問。”何家輝背著手往后院走。

我趕緊跟上去，心跳得厲害。后院不大，地窖就在墻根底下，蓋子上的木板一眼就能看見。

何家輝走到地窖口，用腳踢了踢木板：“你家里頭存了多少糧食？”

“沒……沒多少。”

“打開看看。”

我站在那兒沒動，手心全是汗。

何家輝臉色變了：“咋的，不讓看？”

這時院子里傳來腳步聲，母親回來了。她提著菜籃子走進來，看見何家輝，愣了一下，然后笑著說：“何主任來了？屋里坐。”

“嫂子，”何家輝指了指地窖，“我就是想看看你們家的存糧，好摸底。”

母親的臉色變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復了：“有啥好看的，就那點糧食，年都過不去了。”

“看看嘛，又不搶你的。”何家輝說著就要掀木板。

我急得想上前攔，母親一把拽住我的胳膊，使勁掐了我一下。

“行，你看。”母親的語氣突然松了，“不過地窖里黑，我給你點個燈。”

她轉(zhuǎn)身進了廚房。何家輝站在地窖口等著。

母親端著煤油燈出來了，走到地窖口，彎下腰把燈往里照。我看過去，心涼了半截——地窖底下空空的，什么都沒有。

我傻眼了。

母親把燈舉了一會兒，站起身：“看吧，紅薯都沒存幾個。”

何家輝彎腰往里看了看，臉色不太好。他又在院子里轉(zhuǎn)了一圈，什么也沒發(fā)現(xiàn)，最后悻悻地走了。

等何家輝走了，母親把我拉進廚房，壓低嗓子說：“那袋米我挪地方了。”

我一愣：“挪哪兒了？”

“柴房。”

我張了張嘴，什么也沒說出來。母親看了我一眼：“這兩天風聲緊，你別再去地窖了。”

我媽這個人吧，平時話不多，什么事都藏在心里。可她心里比誰都明白。

父親挑水回來，我把何家輝來過的事說了。他聽完，端著碗喝了半天水，最后說了一句：“你媽做得對。”

我心里一酸。父親不是不想幫大伯，他是害怕。這年頭，誰不怕呢？

那天晚上，月亮特別亮。

我躺在床上想了很多。

大伯一家在山神廟里挨餓，我們家小心翼翼像做賊一樣。

何家輝騎在大家頭上作威作福，沒人敢吭聲。

這個世界怎么了？

十七歲的我，想不通。

可有一件事我是想通了的——哪怕大伯一輩子回不來，這袋米，我藏定了。

03

臘月二十八，鎮(zhèn)上逢集。

我叫上村里的趙二狗，借口去買鞭炮，騎著自行車就去了鎮(zhèn)上。趙二狗是我從小玩到大的兄弟，家里條件還不如我家，但心眼實在。

路上我試探著問他：“二狗，你說一個人本事大，是不是不管到哪兒都能活？”

趙二狗撓撓頭：“那肯定啊，有手藝有膀子力氣，到哪兒都餓不死。”

“那我大伯呢？”

趙二狗不說話了。他當然知道我大伯的事。全村人都知道，但沒人敢提。

到了鎮(zhèn)上，我沒去買鞭炮，而是找了家賣雜貨的鐵皮棚子。我身上揣著八塊錢，是去年暑假幫人割麥子攢的。

我買了六個饅頭、一包鹽、一包火柴，揣在懷里。趙二狗在旁邊看著，啥也沒問。

回來的時候，我沒直接回家，拐到了山神廟。

大伯在家。好幾天沒見，他瘦了一圈，顴骨都冒出來了。看見我進來，他沒說話，只是看了我一眼。

我把包袱放到石臺上，叫了聲“大伯”。

大伯盯著那個包袱，眼睛里有東西在轉(zhuǎn)。他擺了擺手，聲音沙啞：“林子，你走吧，別來了。”

“大伯……”

“你家里也不寬裕。”大伯轉(zhuǎn)過身去，“我吳德順不發(fā)財，絕不回吳家坳。”

那天的話，我記了十四年。

我把饅頭留下，騎著車走了。騎出去老遠，回頭看了一眼。大伯站在廟門口，就那么杵著，像個石雕。

回到家，母親問我上哪兒去了。我沒瞞她，說了。母親沒罵我，只是輕聲說了句：“你大伯……是個硬氣人。”

臘月二十九，村里人開始忙年。

殺豬的殺豬，蒸饃的蒸饃，到處飄著香味。

我們家也蒸了兩屜饅頭，包了一頓白菜餡餃子。

父親割了二斤豬肉，算是過年了。

可我心里有事，吃什么都覺得沒味兒。

大年三十那天早上，我提著一兜饅頭，想再送到山神廟去。走到半路碰見了趙二狗，趙二狗拉著我到一邊，臉色挺難看。

“林子，你快別去了。”趙二狗壓低嗓子，“我聽說何家輝放出話了，誰敢接濟你大伯，就斷了誰家的低保。”

“我不怕。”

“你爹怕。”

我站在那兒，手里的饅頭兜子慢慢放了下來。

趙二狗說得對，我不怕，可我爸怕。

如今家里的地要村里批，我上學要開證明，過年分肉要村里點頭。

何家輝手里攥著這些東西，掐得住全村人的命脈。

我拎著饅頭回去了。

坐在院子里，我攥著拳頭，指甲掐進肉里。母親看見了，什么都沒說，只是走過來，把饅頭接過去，放進籠屜里，蓋上了蓋子。

大年三十晚上，我家吃了頓簡單的年夜飯。父親喝了兩盅酒，臉紅彤彤的，說了句：“過了這個年就好了。”

我不知道他說的是我們家，還是大伯家。

窗外炮仗噼里啪啦地響。我透過窗戶往外看，遠處黑漆漆的山腳下，有一點微弱的火光在閃。

是山神廟的方向。

大伯一家，就在那里過年。

我轉(zhuǎn)過身，眼淚止不住地流了下來。

正月初三，我聽說大伯走了。

他帶著大伯母和堂弟，天不亮就走了。

去哪兒沒人知道。

有人說是去省城找活干，有人說是去山西下煤窯，還有人說可能去了內(nèi)蒙，那邊的磚廠缺人。

反正走了。

那座山神廟又空了。我到廟里看了看，地上鋪著干草，草上還有壓過的痕跡。墻角扔著一個破碗，碗沿磕了一個口子。

我站在廟里呆了很久，想象著大伯走的時候是什么樣子——背著破爛的鋪蓋卷，拉著堂弟的手，大伯母跟在后面，一步三回頭。

可有什么辦法呢？

不走，連命都保不住。

回到家，我去了柴房。

那袋米還在，袋子系得嚴嚴實實的。我蹲在那里，用手摸著米袋，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大伯走了，這袋米，我還能送到誰那里去？

從那天起，我隔段時間就去柴房看看那袋米。米放在那里，就像大伯還在一樣。

半年過去了，大伯一點消息都沒有。

秋天開學的時候，村子里的消息靈通人士老劉頭說，在省城火車站碰見大伯了。

大伯在工地上給人扛水泥，一天掙六塊錢。

大伯母在飯店里洗碗，兩個人一個月掙不了兩百塊。

堂弟在一所民辦小學借讀，學費還是賒著的。

老劉頭說這些的時候，旁邊有人嘆氣：“德順哥這人，就是太硬氣了，要是當初低個頭……”

我轉(zhuǎn)身走了。

低頭不低頭，那是大伯的事。我只知道他是我大伯，小時候他背著我去河邊摸魚，給我買冰棍，教我寫自己的名字。

我回到柴房，又看了看那袋米。

好幾年都沒舍得吃？大伯會不會回來取？這樣的話我從來沒問過誰。可那袋米，我一直沒動過。

后來我考上縣高中，住校了。

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柴房看一眼。

米袋子上落了灰，我拍拍灰，又出來了。

母親有一次跟在后面，看了半天，小聲說：“你大伯那事過去好幾年了，這米……要不咱們吃了吧？”

我沒同意。

“再等等。”

等什么呢？我也說不清楚。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高中畢業(yè)，沒考上大學，跟著村里的建筑隊出去打工。

干了兩年，攢了點錢，娶了媳婦。

媳婦叫蔡梓晴，鄰村的姑娘，人好，踏實。

結(jié)婚那天，母親把柴房收拾干凈了，米袋也挪了個地方。

梓晴問我：“這袋米怎么放這兒了？”

我說：“有用。”

她沒多問。后來知道是大伯留下的，也沒再提。

有時候半夜醒了，我會想起大伯。想他這些年過得好不好，吃得飽不飽，堂弟有沒有念書。想他在炕上躺一躺，有碗熱粥喝還是躺著睡大覺。

轉(zhuǎn)念一想，有什么辦法呢？世上不如意的事多了。只能自己給自己寬心。

日子還得往前過。

04

大伯走后的第三年，冬天。

我打工回來，在鎮(zhèn)上碰見一個人。那人四十多歲，穿著一件舊軍大衣，騎著一輛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自行車。我仔細一看，愣住了。

“謝叔？”

那人停了車，回頭看我。他瘦了很多，臉上皺巴巴的，眼睛卻還是那么亮。

“你是……吳德順家的侄子？”他認出了我，“都長這么大了。”

謝叔叫謝斌，是鎮(zhèn)財政所的干部。

當年大伯辦磚廠的時候，謝叔幫忙跑手續(xù)，兩人處得不錯。

大伯出事后，謝叔的日子也不好過。

何家輝在鎮(zhèn)上有人，找了謝叔的麻煩，把他從財政所調(diào)去管倉庫了。

“謝叔，你這是上哪兒去？”我問。

“回老家。”謝叔笑了笑，“這邊待不下去了。”

我心里一沉：“咋了？”

“何家輝那伙人把賬目報到上面去了，說我以前給你大伯辦過事，現(xiàn)在要清查我的問題。”謝叔擺了擺手，“沒事，我回老家種地去。”

我張了張嘴，想說點什么，但說什么都沒用。

“你大伯……有消息嗎？”謝叔問。

“沒有。”

謝叔沉默了一會兒：“你大伯是個好人。好人不會沒好報的。”

然后他騎上車走了。那個背影在灰撲撲的土路上，越來越遠。

我心里說不出的難受。

同一年冬天，村里發(fā)生了一件事。

何家輝家蓋了新房，樓板上了三層。全村人都有意見——他當了幾年村主任，村里沒見富起來，他倒發(fā)了大財。可大家敢怒不敢言，誰還敢當面說？

有一天，趙二狗跑到我家來，悄悄說了一句話：“林子，我聽說上面有人來查賬了。”

“查誰的賬？”

“何家輝的。”

我心里一跳。趙二狗又說：“聽說是有人寫了舉報信，寄到縣里去了。”

舉報信？誰寫的？

趙二狗搖頭：“不知道。但何家輝慌了，這兩天到處送禮。”

這件事過去沒兩天，又沒下文了。何家輝該干嘛還干嘛，樓板照蓋不誤。大家都說又是風聲大雨點小。

我咬著牙沒吭聲。

第四年，我又出去打工了。

那一年活特別多，我在省城一個建筑隊干了十個月，掙了三千多塊錢。

回家的時候，給父母買了新棉襖，給梓晴買了件呢子大衣。

母親試了試新棉襖，眼眶紅了：“你爹都沒穿過這么好的衣裳。”

父親在邊上沒說話，但我看見他試的時候悄悄挺了挺腰。

日子就這么過著，不咸不淡的。

大伯走后的第七年，那年秋天，母親病了一場。

她躺在床上，突然問我：“林子，你大伯那袋米還在嗎？”

“在。”

“拿過來。”

我把米袋從柴房抱過來。袋子換過兩次了，米還是九十斤。母親摸了摸米袋，說：“你大伯是個有骨氣的人。他要是回來，你把這米還給他。”

“媽，你咋了？”

母親搖搖頭：“沒咋。就是覺得……你大伯該回來了。”

那天夜里，母親說了很多以前的事。

說起大伯年輕的時候，背著他們走過河；說起大伯跟父親小時候打架打輸了就哭鼻子；說大伯當支書那幾年，把村里最窮的老黃家從土坯房里接出來，住在自己家里……

“你大伯一輩子沒虧欠過誰。”

我聽著，沒說話。

后來母親病好了，又開始下地干活。那袋米又重新放回了柴房。

第八年，我有了孩子。

是個閨女。我給她取名叫吳月月。

母親高興得合不攏嘴，天天抱著不撒手。父親嘴上不說，每天多喝二兩酒，臉上的褶子都笑開了。

可做了父親之后，我更想大伯了。

想想大伯帶著堂弟離開的那天夜里，他心里該有多苦。一個男人帶著老婆孩子，在什么都沒有的情況下去流浪，那得有多大的勇氣？

第九年，村里傳來一個真真假假的消息。有人說在省城的工地上看見大伯了。他好像混得不錯，穿著一身干凈衣裳，還戴著手表。

消息傳到何家輝耳朵里，何家輝鼻子里哼了一聲：“他吳德順要能發(fā)達，我何字倒過來寫。”

沒人接話。

我多希望這個消息是真的。可又怕是假的。

日子就這么不緊不慢地過著。

第十年，村里裝上了電話。我存了三個號碼：一個是我打工的工頭，一個是丈母娘家的，還有一個是空著的。

那個空號，是大伯以前說過的一個朋友家的電話。大伯走的時候留過話，說有事可以打這個電話找他。可我從來沒打過。不是不想，是不敢。

怕打了沒人接，也怕接了，電話那頭不是大伯的聲音。

第十一年，父親生了場不大不小的病。

在縣醫(yī)院住了半個月，我去陪床。有一天晚上，父親躺在病床上，突然說：“林子，你大伯要是還在，我第一個告訴他。”

“告訴他啥？”

“告訴他……我對不起他。”

父親說完別過臉去，窗外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見。

我把被子給他掖了掖，沒說話。心里不是滋味。

第十三年，堂弟吳明軒考上大學的消息傳了回來。聽說是省城一所不錯的學校，還拿了獎學金。

消息是從鄰村一個包工頭的嘴里傳出來的。

他說在省城碰見大伯了，大伯在工地上干得不錯，手下有二三十個人。

堂弟懂事，邊干活邊學習，考上了大學。

那天晚上，我多喝了兩杯。梓晴問我是不是有啥高興事。我說：“我堂弟考上大學了。”

梓晴愣了一下：“哪個堂弟？”

“大伯家的。”

梓晴沒再問，給我倒了杯水。

第十四年，春天。

那是一個普通的下午，太陽挺好，我在院子里修籬笆。聽見村口有人喊：“轎車！有轎車進村了！”

那時候村子里一年也見不著一輛小車。我放下手里的活兒，跟著幾個鄰居往村口走。

遠遠地，一輛黑色桑塔納停在村口的大槐樹底下。車邊上站著一個人，穿著灰色夾克，頭發(fā)花白，腰帶筆直。

我腳步一頓，心提到了嗓子眼。

那人轉(zhuǎn)過身來，我看清了那張臉。

十多年沒見，老了，瘦了，額頭上多了幾道深深的抬頭紋。可那雙眼睛，還是跟以前一樣。

大伯回來了。

05

我站在原地，腿像灌了鉛，邁不動。

大伯朝我走了過來。他走得不快，步子卻很穩(wěn)。村口熱鬧起來，陸陸續(xù)續(xù)來了很多人，都往那輛轎車前湊。有人開始喊：“德順哥！”

“德順回來了！”

“真是德順！”

何家輝不知從哪個地縫里鉆出來了，穿得周周正正的，臉上掛著笑。他迎上去，大聲說：“德順哥！你可回來了！這些年大伙兒可想你了！”

大伯沒看他。他的眼睛越過人群，直直地看著我。

我往后退了一步。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什么都有。十多年了，大伯變成什么樣了？他還記不記得我？那袋米的事，他是不是早就忘了？

“林子。”

大伯叫了我的名字。聲音不大，卻能蓋過所有人。

我張了張嘴，嗓子像被什么堵住了，叫不出“大伯”兩個字。

大伯走過來，一把抓住我的胳膊。那手勁真大，鐵鉗子一樣，我掙都掙不開。

“林子！”他又喊了我一聲，眼眶紅了，“那年冬天……那90斤大米……”

我的眼淚一下子就下來了。

當著全村人的面，我站在大伯面前，眼淚止都止不住。

大伯另一只手抬起來，在我肩膀上拍了拍：“你個小子，長這么大了。”

我擦了一把眼淚，說：“大伯，你……你瘦了。”

“瘦啥，結(jié)實著呢。”大伯笑了一下，笑紋很深。

旁邊開始有人七嘴八舌地問：“德順哥，你現(xiàn)在干啥呢？”

“德順哥，這車是你自己買的？”

“德順哥，你現(xiàn)在是老板了吧？”

大伯沒理那些人，只是拉著我的手不放：“走，去你家。”

我?guī)е蟛易摺Ｒ宦飞希氖忠恢睕]松開。后面跟著一大群人，像趕集似的。

走到我家門口，父親剛好從院子里出來，抱著劈好的柴。看見大伯，手一抖，柴火撒了一地。父親站在那里，臉漲得通紅，半天說不出話。

“老二。”大伯先開了口。

“哥……”父親的嘴唇哆嗦著，“你……回來了。”

“回來了。”

大伯松開我的手，走過去，彎腰把地上的柴一根一根撿起來。

父親站在原地，像個做錯事的孩子，手都不知道往哪兒放了。

母親聽見動靜從屋里出來了。她先愣了一下，然后趕緊擦了擦手：“他大伯回來了？快進屋快進屋！”

大踏步進了堂屋。

屋里有點亂。母親趕緊收拾，嘴上不停地說：“坐，坐哪兒都行。”大伯沒看那些，只是盯著廚房的方向。

“嫂子。”

母親轉(zhuǎn)過身，眼圈紅紅的：“進屋坐吧，外面涼。”

大伯還是沒動。過了一會兒，他往廚房那邊走了幾步，停住，回頭看我。

“林子，那袋米……還在嗎？”

我心里一酸，使勁點了點頭。

我轉(zhuǎn)身去了柴房。柴房里的東西堆了一年又一年，那袋米我隔段時間就翻出來曬一下。袋子已經(jīng)換了三回，米還是那些米。九十斤，一顆都沒少。

大伯站在柴房門口，沒進來。他看著我搬出那袋米，放在地上。米袋白得發(fā)亮，是他這輩子收到的最重的禮。

大伯蹲下身，用手摸了摸米袋，忽然往地上一跪，跪在了那袋米面前。

“德順哥！”母親嚇了一跳。

“林子。”大伯的聲音在發(fā)抖，“我謝謝你，謝謝你替我留了這十四年的路。”

“大伯，你別……”我趕緊去攙他。

大伯推開我的手：“讓我跪一會兒。我跪的不是你，跪的是這個恩。”

院子里不知什么時候圍滿了人。何家輝站在人群后面，臉色有些不好看。但他還是擠出笑臉，朝大伯喊：“德順哥，晚上我擺兩桌，給你接風！”

大伯沒理他。

何家輝的笑僵在臉上。

06

大伯在我家坐了一下午。

母親張羅著做飯，把藏了好幾年的臘肉切了，又讓父親去鎮(zhèn)上多買點菜。大伯攔住她：“嫂子，簡單點就行。咱又不是外人。”

母親紅著眼圈說：“你這是笑話我。”

大伯笑了，笑得挺真心。這個笑容跟十幾年前不一樣了。

父親回來后，兄弟倆坐在堂屋里喝茶。氣氛有點尷尬，很多年不見，千言萬語堵在喉嚨口，誰都開不了口。

最后還是父親先問的：“哥，這些年……你是怎么過來的？”

大伯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剛開始在省城工地上扛水泥。一天干十幾個小時，一塊錢一個工。頭半年，租住在一間地下室里，下雨天能淹到膝蓋。你嫂子在一家飯店洗碗，一天五塊錢。明軒跟著我們，白天上學，晚上回來趴在縫紉機上寫作業(yè)。”

父親聽著，眼圈紅紅的。

“后來遇上謝斌了。”

“謝斌？”我一愣，“他跟您聯(lián)系上了？”

“也是湊巧。”大伯說，“有一回我在工地搬水泥，看見運水泥的車牌是咱們鎮(zhèn)上的，我就留了個心眼，跟著車找到了運貨的老板，一打聽，正是謝斌。老謝那時候已經(jīng)從鎮(zhèn)上的倉庫出來了，自己干了運輸公司。他拉了我一把。”

大伯繼續(xù)講：“老謝借了我一筆錢，讓我自己拉隊伍干。我?guī)е鴰讉€老鄉(xiāng)，從刮大白開始，一步一步干。干了三年，攢了點錢，又碰上一個建筑公司缺人。我把隊里的人帶過去，干了五年。后來那個建筑公司的老總退休了，問我要不要接他的班。我想了想，接了下來。”

“現(xiàn)在呢？”

“手下有個二三十個人吧，一年也能掙個百八十萬。”大伯說得很平淡。

母親從廚房出來，端著一盤切好的臘肉，聽了這話，眼睛都直了：“一年……一百萬？”

大伯笑了笑：“賬面上的，刨去成本，落不了那么多。”

我心里震了一下。從扛水泥到一年掙這么多，大伯吃了多少苦，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明軒呢？”我問。

“今年大二，學建筑的。”大伯說到兒子，語氣里多了一點得意，“那孩子爭氣，跟我說以后想自己干。”

“好。”我使勁點了點頭。

大伯看著我們一家人，突然說了一句：“林子，那三萬塊錢，你收下。”

“三萬？什么錢？”父親愣了一下。

大伯從懷里掏出一個牛皮紙信封，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信封鼓鼓囊囊的，少說三萬。

我搖頭：“大伯，我不能要。”

“為什么？”

“我跟您做的事，不是圖這個。”

“我知道。”大伯說，“可這是我做人做事的道理。你給我那袋米的時候，我沒給你錢。現(xiàn)在我給你，你就得收。這不是買賣，是恩情。”

我看著桌上的信封，心里翻江倒海的。

“你收著，給月月上學的學費。”大伯又說，“我欠你們家的，不是這點錢能還清的。”

母親在旁邊抹眼淚。父親嘆了口氣，什么也沒說。

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把信封接了過來，放在裝米的麻袋旁邊。

“行，大伯，我收下。”

大伯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小子，沒給咱吳家丟人。”

那一刻，我忽然覺得，這十幾年的等待，值了。

大伯站起身，走到院子里。

何家輝不知什么時候不見了。

大伯在院子里站了一會兒，回頭看了一眼我家破舊的土坯墻，皺了皺眉：“林子，這房子該修了。”

“沒錢，先住著唄。”

大伯沒說話，從口袋里掏出一串鑰匙，遞給我：“我在鎮(zhèn)上買了兩套房子。有一套，回頭寫你的名字。”

“大伯！”

“你別推。”大伯大手一揮，“我說了就定了。”

那天晚上，村里炸開了鍋。大伯發(fā)了大財回來的消息，傳遍了十里八鄉(xiāng)。

晚飯的時候，大伯坐在我家堂屋的正桌上，父親坐在旁邊。

兄弟倆喝了幾杯酒，話匣子慢慢打開了。

父親說起了村里這些年的變化。

何家輝又是怎么欺壓村里人的。

大伯越聽眉頭越皺，最后把杯子往桌上一頓：“老二，你放心，這件事，我會替村里人討個公道。”

母親小聲問：“他大伯，你打算咋辦？”

大伯笑了笑，笑里帶著刀子：“不急，先讓他蹦跶幾天。”

07

第二天一早，村里又炸響了動靜。

何家輝設(shè)了酒席，請大伯去吃飯，說是“老朋友敘敘舊”。

大伯去了。帶著吳明軒一起去的。

何家輝在自家二樓的大廳里擺了整整三桌，請了不少鎮(zhèn)上的干部。桌上雞鴨魚肉樣樣都有，酒也是好酒。

大伯坐在主位上，臉上一片平和。

“德順哥，”何家輝端起酒杯，“這杯我敬你。當年咱們哥倆有些誤會，今天當著大伙兒的面，弟弟我賠個不是！”

大伯端起酒杯看了看，沒喝，放在桌上：“家輝，喝酒容易誤事。你要是有什么話，就直說。”

何家輝臉上的笑僵了一下，又馬上恢復了：“德順哥說笑了。我就是想請你吃頓飯，敘敘舊。”

“敘舊？”大伯笑了一下，“那你跟我說說，我走了之后，村里那些賬目，后來怎么處理的？”

大廳里的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幾個鎮(zhèn)上的干部你看我我看你，誰也沒接話。

何家輝臉色變了：“德順哥，那都是以前的事了，陳年舊賬，翻它干啥？”

“陳年舊賬？”大伯笑了，“那好，那我問你幾個新賬。”

大伯站起身，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土黃色的牛皮紙袋，里面鼓鼓囊囊的。他把紙袋往桌上一放：“這是你這幾年截留的地畝補貼款。”

何家輝的臉一下子白了：“你……你胡說！”

“胡說？”大伯看向吳明軒。

吳明軒從書包里拿出幾本賬冊，翻開，里面記滿了數(shù)字。

他念了幾筆：“1997年秋，截留補貼款八千元；1999年春，截留補貼款一萬二千元；2001年……”

“夠了！”何家輝拍著桌子站起來，臉上的肉都在抖，“吳德順，你有完沒完！當年的事，你還沒翻夠！”

“當年的事我沒翻。”大伯的聲音平靜得嚇人，“是你翻的。”

大廳里鴉雀無聲。

何家輝臉色鐵青，四處看了一圈，似乎想找個幫手。

坐在角落里的一個中年男人站起來，是鎮(zhèn)上的小汪主任。

他走到大伯面前，笑了笑說：“德順哥，你跟家輝是老兄弟了。有什么事坐下來好好說，大家都是鄉(xiāng)里鄉(xiāng)親的，把事鬧大了不好。”

大伯看了看小汪主任：“小汪，你在這事里摻和了多少？”

小汪主任臉上的笑僵住了。他大概沒想到大伯會說得這么直接。

大伯沒看他，繼續(xù)對何家輝說：“家輝，我這次回來，不是為了翻舊賬。你要是有心，把吃進去的吐出來，把坑了村民的地補款補上，這事兒我能讓它過去。你要是還想動那些歪心思，就別怪我不客氣。”

何家輝沒有說話。他的手握著酒杯，關(guān)節(jié)都白了。

“德順哥，”他咬著牙說，“你現(xiàn)在有本事了，說這話不腰疼。可你別忘了，你當年……”

他話沒說完，吳明軒突然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何叔，這是你兒子在城里的公司賬目，你看看合不合理。”

何家輝臉上的血色全沒了。

他一把抓過那份文件，翻了幾頁，手開始發(fā)抖。

“你……你們……”

“何叔，”吳明軒笑了一下，“我爸不是什么都沒準備就回來的。”

整個大廳里，安靜得能聽見自己的心跳聲。何家輝頹然坐下，臉上的表情像被人抽了一巴掌。

大伯站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家輝，有些賬，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大伯轉(zhuǎn)身往外走。走到門口，回頭看了一眼：“那桌酒菜，你慢慢吃。”

大伯走后，大廳里炸開了鍋。幾個干部的臉色都不好看。

何家輝坐在椅子上，半天沒動。

那天晚上，大伯在我家又坐了很久。

“林子，你記住，”大伯臨走前跟我說，“做人要硬氣，但不代表要跟人硬碰硬。有道理的事，理直氣壯地去說；有對頭的人，不犯怵地去干。你要是縮了，人家就把你治得服服帖帖的。”

我點了點頭。

“大伯，那何家輝會不會報復？”

大伯笑了：“他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