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幾位從安徽來滬的朋友問我，上海為什么沒有安徽路？

聽老一輩人說起，上海市內的原先有過一條安徽路，位于現在的肇周路，原名藍維藹路。后來，藍維藹路的北段改稱寧夏路，南段就叫安徽路，抗戰勝利后，并入西藏南路。當年撤銷的寧夏路路名，用到了后來的普陀區。安徽路不存在了。

上海灘用安徽元素命名的老馬路倒有多條：合肥路、安慶路、蕪湖路、寧國路、鳳陽路，以及1980年代新辟的黃山路。還有一條徽寧路，位于原南市區西部，1912年填徽寧浜修筑而成，因徽寧會館得名。歷史上各地商人匯聚于此，徽商活躍促使了會館的產生，這條路承載著在滬徽州人，尤其是休寧人的集體記憶。

詩情畫意齊云山。中新社圖。

明清時期，上海是徽商重鎮，休寧人貢獻卓著。一代又一代休寧人在上海灘留下了深深的真情屐痕。這些闖蕩上海的休寧人，不僅讓自己留名青史，也深刻影響了這座城市的商業與文化氣質。

休寧人程嘉燧（1565年－1643年），明代書畫家、詩人，精音律，工山水花卉，早年科舉失利，26歲起僑居嘉定（今屬上海），與唐時升、婁堅并稱“練川三老”，與李流芳等合稱“嘉定四先生”。山水畫師法倪瓚、黃公望，筆墨枯淡，意境蕭索，被視為新安畫派先驅。他主張作詩“先立人格，再立詩格”，反對模擬剽竊之風。晚年受錢謙益邀請，居虞山拂水莊耦耕堂，77歲返鄉休寧。其畫風對后世影響深遠，傳世畫作分藏于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等。作為僑居上海的早期休寧文化人代表，程嘉燧開啟了休寧文脈與上海文化交融的先聲。

出生于休寧城北海陽鎮書香門第的汪寬也（1866年－1924年），少時離鄉，赴上海叔祖汪厚莊開設的祥泰布店當學徒。臨行前，其父鄭重問：“義利之辨，為商如何？”汪寬也答道：“利損可再有，義失不再來。我雖不再讀書，但書中的道理斷斷不敢忘記！”學徒期間，他謹慎謙恭，恪盡職守，很快得到器重。

汪寬也主持布莊商務后，打造出“祥泰牌”毛藍布，制定嚴格技術標準，在上海近郊川沙、南匯、青浦設立專為“祥泰”服務的莊口，以遠高于市場的基價收購達標布匹，并以極低利息為織戶提供貸款。他自建染坊，從休寧聘請名染匠精染，使布匹質量超過“陰丹士林”布，產品行銷全國并出口法國及東南亞，祥泰布莊躍居全國同業之冠。此后他又創辦聚生錢莊、祥生錢莊、振大典當鋪等機構，聚攏資本支持民族實業。初見榮宗敬，汪就認為他不是等閑之輩，成為他的天使投資人。榮宗敬獲此資助，終成中國“面粉大王”“棉紗大王”。汪寬也多次擔任上海布業公所總董，為“發展農業，土布免稅”奔走呼號，終使免稅成功，被布業同行視為生意場上的“守護神”。1924年春，汪寬也因身體有恙攜眷返回休寧，在北街筑起“志耕堂”后落葉歸根。1925年上海布業公所及全體同業為他鑄造紀念銅像，立于豫園湖心亭東側，以紀念徽商中的“布業大王”。

休寧籍油畫家吳恒勤（1900年－1995年），早年考入上海美專西洋畫系，獲吳法鼎獎學金，1925年赴法留學六年。1930年冬歸國，任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西畫系主任兼教授。曾與汪亞塵合編《世界名畫選集》及《繪畫辭典》，其中《世界名畫選集》版本于1937年在商務印書館印刷廠遭日軍飛機轟炸焚毀。吳恒勤深受印象主義影響，代表作《西湖》《殘柳》等以油畫表現江南風景。1929年4月，他與劉海粟等同游巴黎圣母院，劉海粟在《申報》發表的《歐洲游通信（五）》中記載此事，成為目前最早關于巴黎圣母院的中文報刊記錄。

上海灘被稱為“焰火大王”的李文俊（1893年－1983年）是休寧屯溪黎陽人。幼年隨父學習紙扎工藝，后繼承父業開設“來富紙扎店”。1923年在屯溪觀音山制作六十余根立柱的焰火架，首次采用紅綠火架配彩色煙花，制成十余丈長的騰飛雙龍彩燈。1929年為杭州萬國博覽會制作五十架焰火，燃放時吸引十萬中外觀眾。1944年到上海新世界、半淞園、黃家花園等地制作焰火，繼而進入上海大世界，以“焰火大王李文俊”招徠觀眾。

休寧“福滿狀元樓”舞龍活動。胡宏坤 攝

張頌賢（1817年－1892年），是祖籍休寧的南潯巨富。鴉片戰爭后，他在上海、南潯開設張恒和絲行，經營輯里絲出口貿易，成為“南潯四象”之一。太平天國時期低價收購鹽引票，戰后壟斷浙西及蘇南食鹽運銷，至光緒年間資產規模位列“四象”第二位。他的成功見證了休寧商人在上海開埠后的商業版圖擴張。

歷史學家汪熙（1920年－2016年）從四川大學經濟系畢業后，1947年獲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1948年回國后歷任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近代經濟史、中美關系史研究，擔任上海工商學院名譽院長、上海市政協常委。主持編纂《中美關系研究叢書》，主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晚年仍堅持學術工作至逝世。

還有孫起孟（1911年－2010年），1936年受黃炎培之邀加入上海中華職業學校，從而開始職業教育生涯。1946年，他擔任首任校長的上海市比樂中學，校名源自愛國教育家馬相伯于1930年為中華職教社禮堂所題“比樂堂”，取義《易經》“比樂師憂”。

汪菊淵（1913年－1996年），原籍休寧，出生于上海一個中學教師家庭。他是中國風景園林學界第一位中國工程院院士，為新中國園林事業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與我結為忘年交的已故吳象老人（1922年－2021年），休寧人，出生上海，曾任《山西日報》總編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象對我說，教育家陶行知，祖籍雖在歙縣，但他7歲在休寧萬安讀書，一直讀到14歲，基礎扎實。后在上海創辦山海工學團推行教育，休寧文脈與上海淵源，由此可見一斑。

橫江 。圖源“中新皖事”公眾號

寫到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父親。

“汪吳朱夏何”是休寧五大姓。

滬上壽祥里老房子的戶籍冊里，清清楚楚記載著：1934年1月，父親從“休寧城內北街朱紫巷11號”來到上海陜西南路287弄步高里57號，直到1955年9月遷居壽祥里。“朱衣紫綬”——朱紫巷這個名字，意味很明白，那是休寧城里一條尋常卻又古意盎然的小巷。

小時候我只曉得父親是遺腹子。1948年，祖母彌留之際，他從基隆趕回大陸。“臺灣回來”這頂帽子，從此壓在他頭上。1974年盛夏，他含冤離世。那一年，我也正好11歲——和父親當年離開休寧來上海的年紀一樣。人生有時就是這樣令人唏噓，一個11歲的離別，一個11歲的永別，命運用同樣的數字完成了某種殘酷的呼應。

父親遇文，是他當年來滬后自己改用的新名字，一直用到戶口簿上敲下藍框的“死亡”二字。我知道，他是不想忘記自己從哪里來，卻又想在這座城市活出一個新的自己。直到我20歲生日那天，當年為父親母親做媒的孔敏中先生來我家，他告訴我，他曾請我父親在距步高里不遠的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幫過忙做過事，有幾次還隨他開車同去山陰路接魯迅到民權保障同盟總部開會。我恍然大悟，父親說起過他與一位姓李的作家是鄰居，巴金姓李，巴老曾在步高里52號住過，父親住在57號。

現我已年屆花甲。今年5月2日下午，我驅車直抵徽州。一路上，感覺像是回到了幼時父親攙我抱我一路游玩的時光。而今，就在這個月圓之夜，仿佛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引領著我，來到他11歲那年離開后再沒重返的祖宅。

朱紫巷沒幾戶人家，靜謐于巷口的小吳飯莊背后，如此靜謐，一如“休寧”二字——夢里夢外，我來過了。

我絲毫不存在“近鄉情怯”的情結。人生屐痕，原就不疾不徐。這樣一個假日，一家人遠離塵囂，避開市肆簇擁，訪舊念親。而如果健在也已百又零四歲的老父親，其實也未遠去，只是離開。

站在朱紫巷口，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那些從休寧走出的前輩，無論是汪寬也、吳恒勤，還是我的父親，他們的人生路徑各不相同，但骨子里都流淌著同一種東西，率水河畔的瑯瑯書聲，白岳山間的晨鐘暮鼓，還有“徽駱駝”忍辱負重的堅韌，那是一個千年文脈之地賦予每個子孫的精神底色。他們以各自的方式，在上海這片土地上書寫著屬于自己的故事，也共同書寫著休寧人在上海的百年傳奇。

我出生上海，祖籍休寧。休寧是我的來處，是我永遠的歸途。

原標題：《【海上記憶】話說在上海的休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