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秋天，我胖到180斤，正蹲在出租屋陽臺上啃饅頭，手機震了。

黃寶珠發來一張照片——我妹妹薛曉萍挽著一個陌生男人的胳膊，笑得沒心沒肺。

配文一行字：“今晚八點，半島咖啡，不來你妹妹就‘畢業’了。”

我盯著那張照片，手抖得拿不住饅頭。

三年前那場體檢，劉醫生抽了我三管血。他走的時候多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我現在才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翻出手機里存了三年的號碼，撥過去。

“劉醫生，我想知道……我身體里到底有什么？”

那邊沉默了很久。

“薛小姐，你最好來一趟醫院。”

01

十八歲那年，我真的以為這世上還有公道。

臘月二十三，我爹薛景明在工地上暈倒，送到醫院一查——肺癌晚期。

我媽韓冬梅把家里的存折翻出來，攏共七千三。

親戚借遍了，湊了三萬八，缺口像無底洞。

那年的冬天真冷啊。

我蹲在醫院走廊里，手里捏著催款單，上面寫著“欠費二十一萬元整”。21后面四個零，我數了三遍，還是四個零。

隔壁床的病人家屬是個大姐，看我哭得可憐，遞了張紙巾：“丫頭，你爹這病……怕是拖不了多久了。你媽還要活，你還要活。”

我沒聽懂她什么意思。

后來懂了。

那個大姐介紹我認識了一個人，姓呂，搞房地產的，據說身家過億。大姐說我長得俊，呂老板心善，愿意幫一把。

我第一次見呂忠是在醫院旁邊的茶館。

他穿一件灰夾克，頭上有點禿，笑起來臉上肉堆在一起，像個普通的中年大叔。他問我話的時候聲音不大，眼神也軟，不像有錢人那種趾高氣揚。

“你爹的病，我幫忙。”他喝了口茶，“你缺多少錢？”

“二十一萬。”

“不算多。”

他掏出支票本，刷刷寫了三個字。我那時候不認識，后來才知道是“轉賬憑證”。他讓我第二天去醫院財務科等著，錢直接到賬。

我跪下去給他磕了個頭。

他趕緊把我扶起來：“別這樣，丫頭，你年紀小，日子長著呢。”

那晚回出租屋，我媽打了二十多個電話，問我錢的事。

我說有人幫忙了，她說“誰”，我說“一個好心老板”。

我媽在電話里哭了半天，說老天開眼了。

我心里知道，這世上哪有什么老天開眼。

第二天，錢真的到賬了。我爹轉進了ICU，手術排上了。我媽在病房外抱著我哭得跟個淚人似的，說“妍妍，你爹有救了”。

我沒敢看她的眼睛。

呂忠的短信是那天晚上十一點發來的：“城南賓館，房間號301。”

我盯著那條短信看了二十分鐘，外面下著雪，風刮得窗戶哐哐響。

我穿上那件唯一體面的羽絨服，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走出門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我媽蜷在病房的陪護椅上睡著了，手里還攥著我爹的病歷。

我輕輕關上門。

那天晚上的雪真大，地上厚厚一層，踩上去咯吱咯吱響。我走到賓館門口時，羽絨服的帽子上一層白。

301的房間門虛掩著。

我推門進去，呂忠坐在床上看電視，見我來了笑了一下：“來了？外面冷吧。”

“不冷。”

“去洗洗吧。”

我進了衛生間，關上門，對著鏡子站了很久，然后把水龍頭開到最大，讓熱水嘩嘩流。

我在里面呆了快二十分鐘。

出來的時候他已經把電視關了，燈也調暗了。我站在床邊，他拉了我一把，我順勢倒在床上。

什么都沒說。

眼睛看著天花板，那個頂燈是個很俗氣的水晶吊燈，有幾個燈泡不亮了。

結束之后，他去洗澡。我躺著，覺得身上有塊地方疼，說不上來是哪兒。

他出來之后遞給我一張卡：“里面有五萬，給你媽買點營養品，別苦著自己。”我接過來，說謝謝。

他走了之后我一個人躺到天亮。

我給媽媽發了條短信：“錢的事你別管了，我來。”

短信發出去，眼淚才掉下來。

02

那之后的三年，我成了呂忠的人。

他在城東給我租了套小公寓，一室一廳，每月租金四千，直接從他公司的賬上走。我不用上班，不用干活，被他養著。

我媽問過我：“妍妍，你哪來那么多錢？”

我說找工作了，在房地產公司當文員，一個月掙六千。

我媽信了，因為她沒見過一個月掙六千的人。在我們村，種一年地都存不下來一萬塊錢。

我爹的病拖了一年半，最后還是走了。

走的那天瘦得只剩一把骨頭，拉著我的手說“妍妍，你要好好的”。

我說“爹你放心”。

他眼睛閉上了，再沒睜開。

我哭得稀里嘩啦，但心里松了口氣——他終于不用疼了。

辦喪事那天呂忠沒來，托人帶了個花圈，上面寫著“呂忠敬挽”。

村里人都說“你丫頭認識大老板”，我媽臉上掛不住，說“是我閨女老板心眼好”。

我心里發苦，嘴上也跟著笑。

日子就這么過著。

呂忠每周來三四次，每次呆兩三個小時就走。

他的話不多，有時候看電視，有時候翻翻我桌上的雜志。

他來的時間很規律——下午三點到六點，從不留宿。

我開始慢慢摸清他的脾氣：他不喜歡我打扮得太好看，不喜歡我涂口紅，不喜歡我跟陌生男人說話。

有一回我在小區樓下跟保安多說了兩句話，他當晚就知道了。

沒罵我，但那張卡停了三個月。

我沒敢問他是怎么知道的。

后來我才知道，他安排了個司機盯著我。那個司機姓曹，叫曹剛毅，四十出頭，長著一張老實人的臉，見誰都笑呵呵的。

有一次我在菜市場碰見他，他正在買肉，看見我很熱情地打招呼：“薛小姐，買菜呢？”

“嗯。”

“呂總讓我來買你們家樓下那家的排骨，說你愛吃。”

我心里咯噔一下，臉上的笑都快掛不住了。

曹剛毅沖我擠擠眼：“薛小姐別多想，呂總是為你好。”

好什么好，我比誰都清楚。

第三年，我妹妹薛曉萍考上了縣里的高中，成績全班第一。我媽打電話來的時候高興得聲音都在抖：“妍妍，你妹妹爭氣，考上了！”

我說“真好”，放下電話坐在床上哭了半天。

那一年，呂忠往我卡上打了二十萬，說給妹妹交學費。我謝了他，他說“不用謝，你好好待著就行”。

我明白他的意思——只要我不跑，不鬧，不惹事，他什么都愿意給。

我開始試著逃跑，頭一回是第四年夏天。

我趁呂忠出差的時候，買了去深圳的火車票。

當天晚上就被曹剛毅堵在了火車站，他笑呵呵的，說話客客氣氣：“薛小姐，呂總說讓你回家，別到處跑。”

我被他送了回去。

呂忠當晚就來了，臉上看不出生氣，在沙發上坐了半個小時，一句話沒說。走的時候扔下一句話：“你妹妹的學校不錯。”

我嚇得一晚上沒睡著。

第二回是兩年后，我攢了五萬塊，藏在床墊底下。

半夜偷偷跑出去，坐上去省城的大巴。

可還沒到省城，我媽的電話就打過來了：“妍妍，有個姓曹的人來家里送水果，說你在外面打工辛苦，讓你照顧好自己……”

我坐在大巴上，窗外的風景一撥一撥往后倒，眼淚流得止不住。

車到站的時候，我買了回程票。

03

27歲那年開始，我的身體不對勁了。

先是月經不調，三個月來一次，來了就疼得在床上打滾。接著是體重，跟吹氣球似的一圈一圈往上長。以前100斤出頭，半年后竄到了130。

我慌了，去了醫院，查了個遍。

醫生說激素水平異常，懷疑內分泌失調，讓我再抽血化驗。

劉醫生親自來抽的血，笑瞇瞇地說“沒事，吃點藥調理就好了”。

化驗結果出來那天，劉醫生親自來我家里送報告，說“就是代謝問題，少吃多動，按時吃藥”。

我信了。

藥是劉醫生開的，白色小藥片，一天三次。我按時吃了三個月，體重沒降，反而又漲了十斤。

呂忠來的時候越來越少，來了也不像以前那樣有說有笑。

他開始嫌棄我，說我“吃得越來越多”，說我“胖得不成樣子”。

有一回我給他倒水，他看了一眼我的手，皺眉：“你這手也胖了，跟豬蹄似的。”

我端著杯子的手抖了一下，水灑了他一手。

“你看你，笨手笨腳的！”他站起來拿紙巾擦，臉上是毫不掩飾的厭煩。

那天他坐了不到一個小時就走了。

走之后我一個人蹲在廚房哭了一場，把冰箱里所有的零食全扔了，發誓再也不吃一口。

可我吃得很少啊。

早飯一個雞蛋一根黃瓜，午飯一碗清湯面，晚飯一個蘋果。

體重還是往上漲。

我懷疑過那瓶藥，但不敢去找劉醫生問。我怕問了，呂忠就知道我起了疑心。

28歲那年底，我重到160斤。臉圓得跟月亮似的，以前的衣服一件也穿不上，只能去超市買大碼的運動服。

呂忠一個月來一次，來了也不碰我，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看到電視上瘦瘦的女明星就嘆氣。

有一次他當著我的面說：“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像什么樣子。”

我說“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會這樣”。

他說“你心里沒數嗎？管不住嘴邁不開腿，能怪誰”。

我張了張嘴，什么都說不出來。

那一年冬天，我媽來城里看我，一進門就愣住了。她盯著我看了半天，眼眶紅了：“妍妍，你怎么……胖成這樣了？”

“媽，我生病了。”

“什么病？”

“內分泌失調。”

我媽不信，帶我去縣醫院重新查。

醫生說我體內有不明成分的激素殘留，可能是長期接觸了什么藥物。

我媽問“你是不是亂吃什么藥了”，我說“沒有”。

我不敢告訴她那瓶白色小藥片的事。

那晚我媽睡在我旁邊，半夜翻來覆去睡不著。我聽見她偷偷哭的聲音，假裝睡熟了。

我不知道該怎么告訴她，你的女兒變成這樣，不是吃的，是被人喂的。

04

29歲生日那天，呂忠來了。

他沒帶蛋糕，沒帶禮物，坐在沙發上看了一會兒手機，然后從兜里掏出一張銀行卡，放在茶幾上。

“妍妍，咱們的事，該結了。”

我看著他，心里跳了一下。

“這里面是三千萬。”他往后靠了靠，點了根煙，“你拿著，以后愛干嘛干嘛，咱倆兩清了。”

我沒看那張卡，盯著他的眼睛：“你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該走了。”他彈了彈煙灰，“你胖成這樣……我也沒法跟你處了，咱們好聚好散。”

心里的聲音比想象中平靜，我聽見自己說：“好。”

他大概沒想到我答應得這么利索，愣了一下：“你不說點什么？”

我想了半天，說什么呢？說你毀了我十年青春？說你把我喂成這個鬼樣子？說你把我的尊嚴踩在地上碾碎了？

可說了又能怎樣。

我拿起卡：“謝了。”

呂忠站起來，走到門口，回頭看了我一眼。他的表情很復雜，好像有點愧疚，又好像松了口氣：“妍妍，其實……”

“沒事，你走吧。”

他走了。

門關上那一瞬間，我癱在沙發上，渾身發抖。不是哭，是一種說不出的輕松——十年的繩子終于斷了。

我當天晚上就開始收拾東西。公寓里的東西能扔的都扔了，只帶走幾件衣服、我媽的照片、妹妹的照片，還有那張卡。

我坐半夜的火車回了老家，路上手機一直響。呂忠打了三個電話，我沒接。黃寶珠打了一個，我也沒接。

到了站，天還沒亮，清早下著小雨。我沒回家，找了個小旅館住下。躺在硬板床上，眼睛盯著天花板發呆，腦子里什么都沒有。

第二天我去銀行查余額——卡里真的有三千萬。

三千后面七個零，我一個一個數，數了三遍。

我蹲在銀行大廳里傻笑了半天，笑著笑著眼淚就往下掉。

我用這筆錢在縣城開了家烘焙店。

店不大，三十平米，請了一個小姑娘幫忙。我也不會做什么高級糕點，就烤最簡單的蛋撻、吐司、小餅干。利潤薄，但夠活。

我開始認真減肥。不吃藥，就是節食加運動。每天早上五點鐘起來跑步，晚上回去跳操。熬了半年，終于瘦到120斤，臉小了一圈。

我媽看到我瘦了，高興得逢人就說“我閨女減肥成功了”。我心里清楚，不是減肥成功了，是那個害我變胖的東西沒了。

日子就這么平平淡淡過著。

烘焙店生意越來越好，我甚至攢了點錢，想著明年盤個大點的鋪面。

我很少去想呂忠這個人，想得最多的是那十年的每一個晚上，那個301的水晶吊燈，那瓶白色小藥片，還有劉醫生笑瞇瞇的臉。

這些東西像根刺，扎在心上，不碰不疼，碰了就疼得喘不上氣。

我以為這輩子跟那家人再不會有交集了。

2019年的秋天，我正蹲在店里揉面，手機震了。

05

黃寶珠那張照片之后，我又收到了第二條短信：“今晚八點，半島咖啡。”

我把手機放在案板上，盯著屏幕看了好幾分鐘，手上全是面粉。

我沒去。

但當晚十點，曹剛毅開著車找上門來，敲開了我烘焙店的門。他比以前瘦了點，頭發白了不少，但還是那副笑呵呵的臉。

“薛小姐，黃姐讓我來請你。”

“我不去。”

“不去就換個地方談。”他遞給我一個文件袋，“你先看看這個。”

我打開袋子，里面是一沓A4紙。最上面那張是份體檢報告，日期是三年前的。

薛曉妍，女，2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