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武漢天際線）

書的結尾，林東林選擇了一張棋盤街代銷店頗具年代感的白漆手寫招牌。“街頭內容對城市文化的體現，并不亞于那些人所共知的文化地標。”文藝之于城市的影響，也就像這塊在風雨中被不斷剝落的招牌一樣，“是潛移默化的，是以點點滴滴、肉眼不一定能夠看得見但卻切實存在著的速度在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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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怎么過就怎么過，那就是武漢。”

多年前，《新周刊》曾這樣定義這座“最市民化的城市”。如今，大建造的喧囂逐漸慢了下來，但江水依舊，三鎮街巷里的那股豁達活力也從未消散。

在這樣的市井活力里浸潤了11年的詩人、小說家林東林，也是這一輪城市精神轉型的側面記錄者。在武漢居住的日子里，他搬了三次家，從百瑞景到后長街，2021年他又從黃鶴樓的西南側挪到了東北側，一山之越，落腳在擁有600多年歷史的曇華林。他習慣了在老街巷里游蕩，看那些打了水泥圍墻、尚未被推倒的老房子，或者去山頂上望一望開闊的江面。

這種用腳步丈量城市與日常的生命體驗，以及他對這座城市這些年來文藝進程的觀察與記錄，最終結成了他今年的新書《造城》。

《造城》

作者: 林東林

出版社: 長江文藝出版社

在書里，林東林記錄了12位從50后到90后、投身于武漢各個文藝行當的本土創作者——詩人、書法家、藝術家、策展人、戲曲演員、樂評人……每個人的敘述后，都點綴著一些只有在武漢才能找到的具體坐標。

他在書名中去掉了“文藝”兩個字。在林東林看來，加上雖然可能更準確、更具體，卻也反映了我們意識深處某種根深蒂固的認知——并沒有那么承認“文藝”對城市的建造之功，并不會把它們和那些“實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去認識，而且說多了容易淪為一種懸空的口號，不如就叫《造城》。

書里專門有一篇留給了湖北美術學院教授、武漢美術家協會主席、藝術家沈偉。面對沈偉直言不諱潑下的冷水，比如他說“武漢有碼頭，卻沒有碼頭文化”“城市很難與藝術家互相影響”，林東林把這些話都原原本本地記錄進了書里，因為他堅信，大武漢的“大”，就在于不能一味全是贊歌，能容納不同的聲音甚至“反面認知”，才是一座城市應該擁有的襟懷。

當談及這座城市如今最稀缺的文藝標簽時，他給出的詞是“自在”——不為了什么，不迎合什么，只是專注于自己當下的創作狀態。“太強的目的性，會讓我們的自在打了折扣”，林東林承認，這同樣也是他自己無法回避的一種困境，“畢竟人并不只是活在自我的體系中”。

對話時，他提到了一種看似微不足道的用意：書的結尾，他選擇了一張棋盤街代銷店頗具年代感的白漆手寫招牌。“街頭內容對城市文化的體現，并不亞于那些人所共知的文化地標。”文藝之于城市的影響，也就像這塊在風雨中被不斷剝落的招牌一樣，“是潛移默化的，是以點點滴滴、肉眼不一定能夠看得見但卻切實存在著的速度在形成的。”

（圖/ 武昌區棋盤街代購站 ）

這是一個需要慢慢讀的理由。

流動作為常態

新周刊：《造城》這個書名很有重量感，但寫的不是鋼筋水泥的“造城”，而是文藝的“造城”。這個書名是怎么確定的？怎么理解“文藝造城”？

林東林：武漢市文聯有一個持續多年的項目，叫“雕塑大武漢”，每年出版一本以城市某個側面為主題的作品，前年我創作了以武漢段長江保護為主題的《唯見長江》。去年確定了以武漢文藝建設為主題的創作方向，我提議以“造城”作為寫作的切入點。

從個人角度而言，我住在武漢的曇華林，也很喜歡在這一帶經常四處走走。曇華林是一條600多年的老街，在近現代歷史上，這里曾經風云際會，創造過不少“中國第一”，也有很多近現代建筑、名人故居。曇華林街區有一個自己的口號，叫“文化·理想·生活”，這讓我一下子想到了“文藝造城”。不過我特意沒有加“文藝”這個前綴，就叫“造城”——它表達的是一種態度：在城市的建造過程中，文藝的作用并不輸于那些物理意義上的建造。

在我看來，“文藝造城”不是一種口號，不是一個標簽，更不是一種運動，它更接近于一種描述，描述文藝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和結果。

新周刊：但文學、詩歌這種“虛在”看不見、摸不著，怎么證明它在建造這座城市？一座城市的“虛在”，能和“實在”相提并論嗎？

林東林：事實上，我不是在跟城市打交道，而是在跟城市中具體的人打交道。這么多年來，參與了這么多文藝活動，跟人的打交道永遠是最直接、最核心的。無論是我個人的感受，還是書中書寫的人物，以及他們背后還有更多各個文藝行當的人的感受，都共同指向于“虛在”對城市的建造，它確實正在發生，未來也會繼續發生。

對于一座城市的建造，我們過去更多著眼于物理意義、視覺意義上的存在。但從人本的意義來說，文藝、文化對人的影響，在物質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會被更加凸顯出來。事實上，文藝對一座城市的建造之功，在今天這個時代可能超過甚至遠超那些實在之物。

今天我們每個人都被“虛在”的生活深深影響。可能足不出戶，但通過手機、通過偶爾參與的文藝文學活動所受到的影響，可能已經大于城市的“實在”對我們的影響。

“實在”跟“虛在”并不是零和關系，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互相取代，而是共存與互補。從文藝在今天被看見、被認可的角度來說，它們當然可以相提并論，甚至這種并論是必要的，能夠矯正我們過度放大物理建造、而文藝沒有被提到相應位置的偏差印象。

新周刊：書中選取了12位文藝領域創作者，這份名單是如何確定的？網絡文學、書法這類領域，地域文化的影響往往不被關注，為何依舊將他們納入書寫范圍？

林東林：從武漢市文聯的角度來說，有作協、美協、音協、書協、劇協五大協會，我沒有嚴格地一一對應，而是選了我相對熟悉的人，以他們所在的文藝行業作為書寫的大致范圍。選擇他們，完全是基于我對這些人的熟悉程度，覺得他們對“文藝建設”這個主題能夠有所反映。比如田天，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深耕報告文學，通過這種文體來反映武漢的人和城市的建設。比如樂評人李皖，他供職于《長江日報》，同時深耕音樂評論領域多年。國內知名樂隊來漢演出，他幾乎都會到場，可以說他的觀點不僅影響了包括本地音樂人在內的全國各地的很多音樂人，也塑造了武漢的某種城市音樂形象。

地域文化對創作者的影響，分為顯性與隱性兩種。他們與武漢城市的關聯，不完全是地域文化對他們的影響。譬如匪我思存，她在武漢生活了多年，在武漢也做了自己的公司，對當地網絡文學創作者、微短劇創作者都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尤其是在疫情期間，她與武漢同呼吸共命運，寫下過不少日常生活記憶，城市的印記也潛移默化地融入在其創作與事業布局中。

說到張少華，他是武漢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書法家，盡管七十多歲了，卻以書法開啟了對城市的另一種表達，他以對武漢方言、武漢童謠的書寫，來呈現書法對城市的表征。我覺得在文藝對武漢城市的建造過程中，這樣的人物值得被看見，值得被更多的人認可。

新周刊：書中著重書寫了眾多文藝空間、城市地標，它們在“造城”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對比北上廣深，武漢的文藝生態有哪些獨特性？

林東林：文藝地標在城市里扮演的是“目的地”的角色，也是“聚集地”的角色。對于文藝生態的形成，地標的可見度、通達度，是個人很多時候所無法企及的。所以，在寫作過程中，我一方面想呈現人在文藝造城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想體現地方、地標對城市的塑造。在我看來，它們以節點的形式，簡化地勾勒出一個城市基本的文藝版圖。書中的二十余處城市文藝地標，都是我多次實地走訪、真心想要推薦給讀者的場所。我還選了棋盤街一處老式代銷店的書法招牌，這種街頭內容對城市文化的體現，鮮活、生動、小中見大、以偏達全，它們的作用其實并不亞于那些人所共知的文藝地標和場館。

相比于其他城市，在我看來，武漢的文藝生態可能尚未形成統一、鮮明的整體風格，當然也不需要都統一。如果非要提煉特質，那就是一種“流動性”。武漢素有“九省通衢”之稱，地處南北、東西的地理分界，長江與漢江在此交匯，自古商業繁榮、人口往來頻繁。

從明代“楚中第一繁盛處”，到近代開埠通商，再到后來的漢正街，商業驅動的人口流動，一直是這座城市的核心底色，這一點也深刻影響了這座城市的文藝領域。舊時的戲曲藝人，不來武漢演出就成不了角。抗戰時期，多少文藝人士來來去去，你要說留下了什么，好像也沒有什么；但你要說沒留下什么，似乎又留下了一點什么。這也是流動性的一種體現。

（圖/ 天下江山第一樓）

文藝不是競爭

新周刊：書中沈偉老師對武漢文藝現狀提出了不少批判性觀點，和“造城”的主旨相悖，你為何保留并呈現這些內容？

林東林：我們（的）交流十分坦誠，他還問我“這樣談行不行”，我說沒有問題，我也希望他談一點不一樣的、真實的想法。他提出武漢本土的藝術家人文思維欠缺、城市與藝術群體難以互相滋養等觀點，在很多地方都非常有道理，我自己也有認可之處，我覺得這些跟其他人所講的一點也不矛盾，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視野范圍和價值衡量標準，無需求同。

在一個城市的發展過程里，這樣的批判或許才更有良藥苦口的作用。對我來說，書寫一個城市的某個側面，不能一味是贊歌和修飾，也不能自說自話。事實上，呈現這種“反面”認知本身就是一種包容，也是我所理解的大武漢之“大”應有的部分。一座城市的大，不應該只是版圖意義上的大、人口意義上的大、產業規模意義上的大，還有精神、氣度和格局上的大。只有具有了這樣的大，才有可能讓一座城市慢慢配得上“偉大”這個詞語。

新周刊：短視頻時代，戲曲、書法、詩歌還能繼續發揮“造城”的功能嗎？

林東林：我記得是2015年5月1日，我們在403國際文化中心做了一場“春風403:武漢南寧詩歌雙城會”。劇場只能坐四百多人，那天來了七八百人，劇場里外的門都打通了，樓上也擠滿了人。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詩歌對年輕人的吸引力，和對這座城市活力的某種注入。

在各種文學體裁里，詩歌對城市的參與度可能要勝過其他文體。在對城市文化生活、對城市年輕人的號召力上，詩歌可能也是最強的一種文體。幾年前做武漢文學季時，我們曾經在黃鶴樓公園、解放公園、定遠公園等做了100多塊詩歌牌，到今天，我還不斷收到朋友發來的照片——有人在解放公園駐足看詩歌展牌，甚至旁邊還有人寫下了自己的詩。詩歌對城市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是以點點滴滴、肉眼不一定看得見但卻切實存在著的速度在形成的。

還有戲曲。我住處旁邊的胭脂路上有一家永芳古戲院，每次路過，我都會看到他們掛出來的演出劇目和演員名單，到現在每天都還能看到。戲曲的觀眾可能更多是中老年，這樣的人群，我們有時候不知道他們每天去哪里了、在干什么，永芳古戲院讓我知道他們跟這座城市還在一起，有自己的去處，有自己的聚落，有自己的內容，所以戲曲等各種形式也在參與造城。

（圖/ 永芳古戲院 ）

新周刊：當下武漢城市建設節奏放緩，這種變化會讓文藝發展受限，還是會給文藝留出更大空間？

林東林：前些年，武漢的城市基建、房地產發展迅猛，商業資本也順勢為文藝空間、文藝活動提供了一些資金扶持，403國際藝術中心早期的蓬勃發展，就得益于老廠房改造的地產項目配套支持。經濟熱度和文藝活躍度確實呈現出一種正向關聯，這是文藝不能陽春白雪的地方。

在物理的建造慢下來之后，文藝可能回到了它更應該面對的真實生態。這反而讓它可以按照自己的節奏，不被人為拔高地去實現生長，也不必每次做作品、做活動的時候都有“我要為什么創造什么”的任務感。事實上，致力于創作或活動本身，就是文藝應該做的事。從這個意義上說，文藝回歸到正常的熱度，文藝回歸到正常的發展規律，反而才有了自己的空間。

新周刊：逃離一線城市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當下年輕人選擇去往長沙、大理、景德鎮等城市生活。文藝生態是否吸引年輕人的核心競爭力？武漢目前最稀缺的文藝標簽是什么？

林東林：11年前，在大家開始逃離一線城市之前，我其實就已經主動逃離了。我是2015年離開北京來武漢的，那時候逃離一線城市的趨勢還沒那么明顯。當時對我來說，武漢并不是一個理想的目的地城市，武漢確實也不是一個特別能吸引年輕人的城市。相比來說，長沙、成都、杭州，或者文藝青年扎堆的大理、景德鎮，可能更能構成某種目的地性。我是因為文藝的偶然來到了武漢，也是因為文藝的偶然沒有離開武漢，這個并不代表這里的文藝生態。

文藝生態是不是會吸引年輕人，當然會；但是不是核心競爭力，這個不好說。在我看來，文藝其實不是競爭，文藝是競爭結束之后所開始的東西。如果把文藝跟競爭畫等號或者做連接，文藝可能就很難去做了。你看到一篇好小說，自己也想寫，這不是競爭，這是一種感染，是一種激發，競爭是在其他部分。所以文藝生態是吸引年輕人的一個點，但不是核心競爭力。

武漢最稀缺的文藝標簽，我覺得是“自在”，可以沉浸其中，自娛自樂，不為了什么也不迎合什么的那種“自在”。不只是武漢，其他城市也會稀缺，可能武漢在我看來更加稀缺一些。

自在，這也可能是我們目前的文藝生態里最缺少的，也是今天的文藝工作者最缺少的，對我自己來說也是如此。為了生活，為了工作，為了被看見，為了所謂的存在感，總會有這樣那樣的目的性。目的性讓我們的自在打了折扣，很難再像以前那樣專注于自己的創作狀態。

還在建造之中

新周刊：書里寫了這么多文藝空間，都是創作者視角。普通市民怎么去參與這個城市的精神建造？

林東林：從在403做活動開始起，我和同事就一直很注重普通市民的參與。當時做過一個“記憶與可能：從老武鍋到403人文綜合大展”，我請老武鍋的工人們把拆遷之前家里的日常物品帶來參展——書信、電視機、臉盆、茶缸、衣架、衣柜，就是那些瑣碎的、能反映日常生活狀態或留有生活痕跡的東西，這也是社區居民和市民群眾對城市文學藝術活動的一種參與。

（圖/ 403國際 藝術中? ）

我們也征集了很多市民參加朗誦，朗誦詩歌也好，朗誦其他文學作品也好。這幾年，我們做武漢詩樂現場也請了很多普通市民朗誦，用這種方式讓他們來感受當代詩歌。去年藝術生活季期間，戲劇制作人袁鴻也邀請了普通市民參與街頭演出，讓他們理解今天的戲劇有了什么走向——它已經突破了傳統的形態，沒有燈光、沒有舞臺、沒有圍墻，更貼近每一個個體。

其實，普通市民參與城市文藝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種。如果在這種參與中能受到感染和激發，提起筆來寫，或者進行其他文藝創作，那更是一件好事。在1萬人中間影響了1個人，那個人又影響了后面的1萬個人，就是這種可能性的影響，文藝的影響不就是這樣的嗎？現在也在提倡“新大眾文藝”，這是一件好事，文藝并不專屬于哪個階層、哪個群體、哪個行當，而是屬于每個人，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創作主權，都可以煥發出自己的生命熱情，只是很多人還沒有走到那一步，還沒有形成創作自覺，但作為一種走近，應該被鼓勵，應該被看見。

（圖/ 武漢美術館 漢?館 ）

新周刊：疫情前后武漢文藝生態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現在本土文藝空間發展是什么情況？

林東林：在疫情之前，其實很多文藝空間、文藝場館遇到的困難已經顯現出來了。就我的接觸來說，這個可能跟房地產有關，跟商業驅動有關。譬如，因為房子賣完了，就不再需要文藝來作為吆喝的標簽了，疫情只是加劇了這一點。在商業對文藝形成后盾支撐的時候，文藝是有一定影響力和話語權的；等到商業“拋棄”文藝之后，文藝就需要面臨自身造血的問題。

在疫情時期以及之后，很多文藝空間和文藝活動一度比較艱難。但最近幾年，社會元氣恢復之后，文藝行當也開始形成相對蓬勃的發展。比如我原來的同事郭小琳，這幾年回到武漢做親子戲劇，她的棲息地小劇場最近也在恒隆廣場開業了，又比如王國林在曇華林開了“誠與真”書店。還有很多公共文藝活動，包括武漢市文聯做的武漢文學季、武漢藝術生活季，還有武漢美術館、武漢琴臺音樂廳的各種活動，京漢楚各類劇團做的一些戲劇戲曲節目，這些實踐都在探索文藝自身的主體性在哪里，文藝的造血功能怎么實現。目前來看，武漢的文藝復蘇比想象中的要好，雖然可能有些地方比不上以前那么蓬勃，但我們也不能拿以前那種短暫的、并非出于自然生長的輝煌作為對比和參照，最重要的是，它回到了自己的路上來。

（圖/ 誠與真書店）

新周刊：從親身觀察來看，武漢城市氣質、文藝生態發生了哪些改變？展望十年后，武漢這座“虛在之城”會呈現出怎樣的面貌？

林東林：文藝生態最大的變化，我覺得是原來它并不那么顯在，現在有了某種剛剛開始的氣象，有了一定的能見度。以往，武漢的文藝創作者圈子可能相對小眾且隱秘，如今各類文藝活動常態化，文藝地標也逐漸增多，文藝成為城市對外展示自身形象的一張新名片。至于文藝在里面扮演了多大的作用，也不能過度放大，但它確實在很多個體生命的成長里、在城市氣質的慢慢形成和改變的某些細微之處，產生了那些不是在短暫時間內就能體現出來的變化。

對武漢來說，這一“虛在”還在建造的過程之中。一座城市最大的改變，除了外在形態的內容之外，還有內在的觀念、價值、認知、精神、氣質，以及這些觀念和審美所帶來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的形成。這些部分，我想可能在武漢的下一個十年里會發生比較明顯的變化。

不過也不能急，文藝氣候的顯性呈現，并沒有那么快。我們可以有這樣的想象，但不能有過度的期待，文藝有它自身的節氣，有它自身的生長節奏。對待文藝創作應該是這個態度，對文藝生態也應該是這個態度。一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就走樣了。文藝不是制造，是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