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里昂，午后總是帶著一絲慵懶的困意。羅訥河畔的露天咖啡館里，幾位頭發花白的老人正圍坐在一起，抱怨著連日來的罷工和停滯不前的市政工程。

皮埃爾坐在角落里，手里端著一杯已經放涼的黑咖啡。他六十八歲，退休前是一名中學歷史教師。兩個月前，他剛剛結束了一趟遙遠的旅行。那是他生平第一次離開歐洲，去往那個在老友們口中充滿偏見、落后與灰暗的國度——中國。

“皮埃爾，你真的在那邊待了半個月？沒得什么腸胃病吧？”安托萬吐出一口雪茄煙圈，帶著那種典型的歐洲式傲慢笑了起來，“我聽說那里的街上到處都是自行車，空氣里全是工廠的廢氣，人們連笑都不敢大聲。”

皮埃爾將目光從河面的波光中收回。他看著眼前這群幾十年的老朋友，看著他們被舊報紙和刻板印象禁錮的臉龐，心里突然涌起一股難以言喻的悲哀。他放下咖啡杯，手指輕輕摩挲著口袋里一本邊緣已經泛黃的舊皮面筆記本。那是他已故妻子瑪麗的遺物。

“安托萬，”皮埃爾的聲音不大，卻帶著一種讓人無法忽視的沉靜，“我回來之后一直沒怎么說話，不是因為我生病了，而是因為我不知道該如何向你們解釋，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那個中國，早就不存在了。或者說，真實的中國，早已不是你們想象的那樣了。”

故事得從今年五月說起。

瑪麗走得很急，從確診胰腺癌到去世，只有短短四個月。瑪麗生前是個圖書管理員，熱愛東方文化，尤其是馬可·波羅游記里描述的那個“人間天堂”——杭州。她曾在無數個冬夜里，指著泛黃的畫冊對皮埃爾說，等他們都退休了，一定要去看看西湖的柳樹，去喝一杯真正的龍井茶。然而，命運沒有給她兌現承諾的時間。

葬禮結束后，皮埃爾陷入了巨大的空虛。為了完成妻子的遺愿，他獨自一人辦妥了簽證，帶著瑪麗的筆記本，登上了飛往上海的航班，隨后轉乘高鐵前往杭州。

在皮埃爾原本的預想中，這會是一趟艱難的苦行。他甚至在行李箱里塞滿了腸胃藥、防霧霾口罩和大量的現金，做好了應對混亂交通和糟糕衛生的準備。

然而當他走出杭州東站的那一刻，現實就給了他第一次沖擊。沒有震耳欲聾的喧鬧，沒有滿地亂扔的垃圾，也沒有想象中擁擠不堪、衣衫襤褸的人群。巨大的穹頂之下，光線明亮，空氣調節系統送來舒適的微風。人們步履匆匆卻井然有序，幾乎所有人都拿著一塊發光的黑色屏幕，只需在閘機上輕輕一掃，便能暢通無阻。

他坐上一輛出租車。讓他驚訝的是，那輛車安靜得聽不到發動機的轟鳴，而且車廂里沒有任何異味。司機是個中年男人，雖然不懂法語，但通過手機上的實時翻譯軟件，微笑著向他問好，并準確地將他送到了西湖邊的酒店。

第二天清晨，皮埃爾帶著瑪麗的筆記本，走進了西湖的薄霧中。

那是一個普通的星期二。湖面上的霧氣還沒有完全散去，遠處的山巒起伏，就像瑪麗生前臨摹過的中國水墨畫。柳樹的枝條垂在水面上，隨風輕輕搖曳。皮埃爾沿著湖邊漫無目的地走著，眼眶逐漸濕潤。他多希望瑪麗能親眼看到這一切，這里的風景比書里寫的還要寧靜。

走得累了，皮埃爾在斷橋邊的一個露天茶座坐下，想買一瓶水。他從貼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張嶄新的一百元人民幣，遞給年輕的服務員。

服務員愣了一下，露出有些抱歉的笑容，用英語解釋說這里現在很少收現金，她手頭沒有足夠的零錢找給他。她指了指桌角的一個黑白相間的方形圖案，示意可以用手機支付。

皮埃爾感到一陣窘迫。他那部老舊的智能手機里，除了天氣預報和家庭相冊，什么也沒有。他站在那里，手里捏著那張紅色的紙幣，像一個被時代拋棄的局外人。就在他準備收起錢、尷尬離開的時候，一個清脆的聲音從旁邊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