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手臺的水龍頭有些漏水，一滴一滴砸在泛黃的瓷盆里。亞由美盯著鏡子里的自己，伸手抹去鏡面上的水汽。她今年二十七歲，眼角的細紋卻已經在劣質粉底的遮掩下若隱若現。這家位于池袋的商務酒店房間里，彌漫著一股混合了廉價薄荷漱口水、煙草以及陌生男人汗液的味道。

她熟練地將幾張一萬日元（一萬日元約合人民幣419元）的紙幣疊好，塞進手提包的夾層，然后從旁邊拿起一瓶香水，在手腕和頸間噴了兩下。氣味很刺鼻，但能掩蓋掉她身上那種“不屬于自己”的氣息。十分鐘后，下一個客人會在另一家酒店等她。

走在凌晨兩點的繁華街道上，頭頂是閃爍的霓虹燈牌，寫著“女大學生”、“治愈的避風港”之類充滿誘惑的字眼，亞由美裹緊了風衣。

在這條街上，每天都有無數像她一樣踩著高跟鞋、步履匆匆的女人。她們是這個國家龐大色情產業運轉的齒輪，也是這座光鮮亮麗的城市底部，最隱秘的承重墻。

很多年前，亞由美從未想過自己會踏入這條街道。

三年前，她還是一名在丸之內商圈上班的派遣社員。每天穿著整潔的職業套裝，擠上令人窒息的早高峰電車，在格子間里敲打著鍵盤，處理著永遠也處理不完的表格。然而，“派遣社員”這個頭銜，就像是貼在她身上的廉價標簽。無論她多努力，加班多晚，她和那些正式員工之間始終隔著一道看不見的墻。

她的月薪只有十六萬日元。扣除稅金、國民健康保險、年金，真正拿到手的不到十三萬。房租六萬，水電網費兩萬，剩下的錢，連維持基本的體面都捉襟見肘。更讓她喘不過氣來的，是住在老家千葉縣的母親。

母親患有早發性阿爾茨海默癥，父親早年因過勞死去世，只留下微薄的撫恤金。母親的病情惡化得很快，需要全天候的專業照護。最便宜的看護機構，每個月也要交十萬日元。

那段時間，亞由美的生活被精確到了每一塊硬幣。她戒掉了所有的社交，午餐只吃便利店里打折的飯團，甚至在冬天舍不得開暖氣，只靠多蓋兩床被子熬過寒夜。

壓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公司的一紙解約通知。

“現在的經濟大環境不好，公司需要優化結構，亞由美小姐，非常感謝你這半年來的付出。”人事部的主管語氣溫和，甚至還帶著公式化的遺憾微笑，但遞過來的離職確認書卻冷得像冰。

因為是派遣員工，她連抗議的資格都沒有。那天下午，亞由美抱著紙箱站在東京街頭，看著身邊來來往往的、衣著光鮮的行人，第一次感覺到這座城市的龐大與自己的渺小。她像是一粒灰塵，被社會這部精密的機器毫不留情地排泄了出來。

她去過區役所申請生活保護，負責接待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中年男人。他翻看著亞由美的資料，眉頭微微皺起，眼神里帶著一種居高臨下的審視。

“你才二十四歲，身體健康，有手有腳，為什么不去找一份全職工作呢？”男人的手指敲擊著桌面，“現在的年輕人，總是吃不了苦。便利店的夜班、工廠的流水線，到處都在缺人。生活保護是給真正失去勞動能力的人準備的，你的情況不符合條件。”

亞由美試圖解釋自己的母親需要錢，解釋派遣員工找正式工作有多難，但那個男人只是不耐煩地打斷了她：“這是你個人的家庭問題。政府的錢也是納稅人的辛苦錢，不能用來填補你個人的債務。”

她低著頭走出了區役所。外面正在下雨，她沒有帶傘。冰冷的雨水打在臉上，她突然覺得有些可笑。社會告訴她要自力更生，要保持尊嚴，但當她拼盡全力卻依然要被溺死的時候，那個名為“社會”的巨手，不僅沒有拉她一把，反而嫌棄她掙扎的姿勢不夠好看。

就在那個雨天的新宿街頭，她遇到了健太。

健太是一個“星探”。他撐著一把透明的塑料傘，擋在了亞由美頭頂。他沒有像那些急躁的推銷員一樣動手動腳，而是遞給她一杯剛從自動販賣機里買來的、熱騰騰的罐裝咖啡。

“你看上去快要碎掉了。”健太的聲音很輕，卻準確地擊中了亞由美強撐的防線。

那是她三個月來，第一次從別人那里感受到“關心”，哪怕她心里清楚，這種關心標著明確的價格。健太帶她去了一家家庭餐廳，聽她哭訴了兩個小時。他沒有指責她不努力，沒有對她進行道德說教，他只是安靜地聽著，然后把一份印著各種分成比例的合同推到她面前。

“在這個國家，老老實實做個底層女人是活不下去的。他們只需要廉價的勞動力和聽話的生育機器。”健太點燃了一根煙，“但在我們這里，你的痛苦是可以變現的。只要你愿意放下一點點東西，你就能拿到填飽肚子、救你母親的錢。”

亞由美看著那份合同，她知道那是什么。那是通往深淵的門票，是出賣身體的契約。但她也看到了合同上寫著的“日結”、“保底收入”。在生存的絕對重壓下，“尊嚴”兩個字變得輕如鴻毛。她簽了字。

第一次接客的情景，亞由美至今記憶猶新。

那是一個喝得醉醺醺的上班族，年紀和她父親相仿。男人在房間里對她罵罵咧咧，發泄著在公司里受到的委屈。那一刻，亞由美閉上了眼睛。她強迫自己靈魂出竅，把自己當成一個沒有知覺的人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