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本文為虛構小說故事，地名人名均為虛構，請勿與現實關聯。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聯網，圖片僅用于敘事呈現！

包廂里的熱氣熏得我眼睛發澀。

十七個人圍了一大桌，主位上那個人西裝筆挺，正側頭和旁邊的人說著什么。我端著酒杯走過去，腿肚子有點發軟。

走到他跟前時，他剛好抬起頭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淡，像看一個陌生人。

旁邊有人介紹：“丁市長，這位是薛勇特意從南城區請來的老同學，張振。”

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眉頭微不可察地皺了一下：“張振？我們……認識嗎？”

滿桌忽然安靜下來。

我那杯酒舉在半空中，手指頭顫了顫，灑出來幾滴，洇在白色桌布上，像兩朵暗色的花。

01

電話是薛勇打來的。

那天下午我正在店里清點貨架上的螺絲釘，手機響了。接起來，薛勇那大嗓門就炸開了：“張振！你小子還記得我不？”

怎么會不記得。大學同班四年，薛勇是班上最能鬧騰的那一個，睡我隔壁宿舍，隔三差五來借熱水瓶。

“薛勇啊，有事？”我把手機夾在耳朵和肩膀之間，手上的活沒停。

“跟你說個大事，”薛勇的聲音壓低了些，“丁建民你知道嗎？當年咱們班上那個窮小子，現在當市長了！”

我的手頓了一下。

丁建民。這個名字像一盆涼水，從頭頂澆下來。

“丁建民上個月剛調任咱們市，我打聽過了，是正兒八經的市長。”薛勇越說越興奮，“我組織了個老同學聚會，就這個周六晚上，你可得來。”

“我……”

“別推啊！大家都想見見你，”薛勇打斷我，“再說了，聽說你家小子剛考上事業單位？這不正好嗎，讓老同學關照關照。”

我張了張嘴，話堵在喉嚨里。

掛了電話，我在店門口站了好一會兒。秋天的風有點涼，吹得掛在墻上的鐵皮招牌哐當哐當響。

丁建民。我和他大學四年住上下鋪。

那時候他家里窮，每個月的生活費緊巴巴的，經常就著咸菜啃饅頭。我看不過去，每次從家里帶東西都分他一半。

有一回他實在缺錢交學費，我把自己攢了大半年的生活費借給他，三百塊。那可不是小數目，夠我吃四個月食堂了。

他當時眼圈都紅了，抓著我的手說：“振哥，這輩子我記著你。”

后來畢業了，各奔東西。我去了一家國企當技術員，聽說他考上了公務員。再后來，就沒了聯系。

二十年前的事了。

晚上回家，我坐在飯桌邊把這事跟鄧嬡說了。她在廚房炒菜，頭也沒回：“去什么去，人家現在是市長了，認得你是誰？”

“薛勇說讓去的。”

“薛勇那人你還不了解？”鄧嬡把鍋鏟一擱，轉過身來，“出了名的勢利眼，當年在學校就愛往領導跟前湊。他約你去，指不定打的什么算盤。”

我沒吭聲。

鄧嬡又炒了兩下菜，語氣軟了些：“不過話說回來，你要是真想去，就去吧。反正就一頓飯的事。”

“你不是說讓我別去嗎？”

“我說了你就不去了？”鄧嬡白了我一眼，“你這個人，嘴上答應得好好的，心里早就打定主意了。”

她說得沒錯。

我是想去的。不是圖什么關照，就想看看丁建民現在過得怎么樣。

晚上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腦子里全是大學時候的事。

丁建民那時候瘦，瘦得跟竹竿似的。

冬天就一件軍大衣，里面套兩件單衣。

我每次回家都給他帶吃的，我媽包的餃子，我姐腌的咸菜，他都吃得狼吞虎咽。

有一回他發高燒，我背著他去校醫院，守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他醒了，看著我發呆，忽然哭了。

他說他爸在他七歲那年就沒了，他媽一個人把他拉扯大，從來沒被人這么照顧過。

那時候我想的是，這小子以后肯定有出息。

果不其然。

我翻了個身，鄧嬡已經睡著了。窗外路燈的光透過窗簾照進來，在天花板映出一片昏黃。

算了，去就去吧。

就當是去看看老同學。

02

周六下午，我換上了一件干凈襯衫。

鄧嬡幫我理了理領子，嘴里嘟囔著：“都多少年沒見你了，穿什么人家都不一定記得。”

我沒接話。

聚會的酒店在市中心，叫“迎賓樓”。裝修得金碧輝煌，門口停了一排車，最次也是帕薩特。

我騎了輛電瓶車去的，停在門口的時候，保安看了我好幾眼。

包廂在三樓，叫“牡丹廳”。推門進去，熱氣撲面而來。

人已經來了不少，坐了滿滿一大桌。有認識的，有面熟的，也有完全陌生的。薛勇坐在靠里的位置，正和一個禿頂男人聊得熱火朝天。

看到我進來，薛勇站起來招呼：“張振！這邊這邊！”

我走過去，在靠門的位置坐下。旁邊是鄭志強，也是老同學，在街那頭開了家小超市，前些年還見過幾面。

“你也來了？”鄭志強沖我笑了笑，壓低聲音說，“聽說是薛勇組的局，專門為了迎接丁建民。”

“嗯，他給我打電話了。”

“你跟他還有聯系？”

“誰？”

“丁建民啊。”

我搖搖頭：“畢業就沒聯系了。”

鄭志強點點頭，沒再說什么。

人陸陸續續來齊了。主位空著，誰都沒坐。薛勇在門口張望了好幾回，又看了看表，嘴里念叨著：“應該快到了。”

包廂里熱鬧得很，大家聊天的聊天，敬酒的敬酒。

有幾個我還能認出名字，像葉翔，以前戴眼鏡瘦瘦小小的，現在胖了一圈，聽說做建材生意發了家。

大部分人的名字我已經叫不上來了。

二十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外面傳來一陣腳步聲，薛勇立刻站起來，往門口迎去。

門開了。

先進來的是個年輕人，三十出頭，穿著深色夾克。他側身讓了讓，后面的人走進來。

丁建民。

我一眼就認出來了。

他比大學時候胖了不少，但輪廓還在。兩鬢有些白了，額頭添了幾道皺紋，臉上帶著官場慣有的微笑，不冷不熱。

“丁市長！”薛勇迎上去，雙手握住丁建民的手，“可算把您盼來了！”

“薛勇，別客氣。”丁建民拍了拍薛勇的肩膀，聲音很穩，“都是老同學，叫名字就行。”

“那怎么行，現在是市長了……”

薛勇把丁建民領到主位坐下，親自給添了茶。丁建民和旁邊的人寒暄了幾句，氣氛漸漸熱起來。

我一直坐在角落里，沒動。

鄭志強側過頭來：“你怎么不過去打個招呼？”

“等會兒吧。”

我心里說不上什么滋味。看著丁建民坐在那里，和這個聊天和那個碰杯，氣場完全不一樣了。二十年官場磨出來的那份沉穩，不是裝的。

酒過三巡，薛勇站起來舉杯：“來來來，咱們一起敬丁市長一杯！”

大家一起站起來，我也端著杯子站起身。

薛勇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對了，今天還來了一位咱們班的老同學，張振！丁市長還記得嗎？當年你們住上下鋪！”

所有人的目光都轉向我。

我端著酒杯，朝丁建民的方向走過去。

包廂里忽然安靜下來。

丁建民看著我朝這邊走，臉上的表情沒什么變化。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放在桌上。

“丁市長，”旁邊有人介紹，“這位是薛勇專門從南城區請來的老同學，張振。”

我已經走到他跟前了，舉起酒杯：“老丁，好久不見。”

丁建民看著我，眉頭微微皺了一下。

“張振？”他重復了一遍這個名字，像是在回憶什么，“我們……認識嗎？”

包廂里安靜得能聽見自己的心跳。

我的手停在半空中，杯子里的酒晃了晃。

薛勇趕緊打圓場：“哈哈，丁市長這些年太忙了，記性不如咱們這些閑人。張振，你也是的，不常出來走動，丁市長一時想不起來也正常。”

旁邊有人跟著笑，聲音虛虛的。

我仰頭把那杯酒灌了下去。

酒是茅臺，應該不便宜。但我喝在嘴里，什么味道都沒嘗出來。

03

后來的飯局是怎么結束的，我記不太清了。

只記得薛勇一直在說笑話，氣氛慢慢又熱起來。丁建民和旁邊的人聊著，偶爾笑笑，再沒往我這邊看一眼。

鄭志強給我倒了一杯茶，小聲說：“別往心里去。”

我笑笑：“沒事。”

心里頭堵得慌。

不是生氣，也說不上難過。就是堵，像被什么東西噎住了，喘不上來氣。

我提前說身體不舒服，先走了。薛勇挽留了幾句，我擺擺手出了包間。

走廊里很安靜，鋪著厚厚的紅地毯，踩上去一點聲音都沒有。

我走到電梯口等電梯。電梯到了，門打開，我正要往里走，身后傳來急促的腳步聲。

“張先生！張先生請留步！”

我回頭，是那個年輕小伙子，剛才跟著丁建民一起進包間的那個人。

他小跑到我面前，喘了口氣，壓低聲音說：“張先生，我是丁市長的秘書，姓趙。領導讓我告訴您……”

他看了看四周，確定走廊里沒人，才繼續說：“領導讓我告訴您，請從側門走。”

我愣住了。

“什么？”

“請從側門走，”趙秘書重復了一遍，遞過來一個牛皮紙信封，“領導說讓您回去再看。”

我接過信封，薄薄的，里面應該裝的是紙。

“為什么？”

趙秘書沒有回答，只是微微欠了欠身：“張先生慢走。”

說完轉身走了。

我拿著信封，愣在原地好一會兒。

側門。又是側門。

二十年前畢業那天晚上，丁建民也是這樣塞給我一張紙條。紙條上字跡潦草：振哥，從側門走，門口有人等著你。

那年他在外面惹了人，欠了一筆錢。有人堵在宿舍樓正門口要找他算賬。他讓我替他從側門走一趟，把借條還給人家。

我替他去了，挨了兩拳。

后來我問他怎么惹的人，他不肯說。我也沒再問。

我低頭看著手里的信封。

一樣的。連信封都是牛皮紙的，和當年一模一樣。

我撕開封口，里面是一張紙條。

對折得很整齊，打開來，上面寫著一串數字。

十一位。是手機號。

我認得那個筆跡。

二十年了，字跡變了不少，變得成熟穩重了，但有些筆畫的寫法沒變。比如那個“7”字，他寫“7”的時候橫劃會微微往上翹。

是他寫的。

電梯又到了，門開了又關上。我還站在走廊里。

最后我沒坐電梯，走的安全通道下的樓。

側門。

我找到側門推出去，外面是一條小巷子，很安靜。

巷子盡頭停著一輛黑色轎車，看不清車窗里面的人影。

我站在那里，看著那輛車。

車沒有發動，也沒有人下來。就那樣靜靜地停著，像是等著什么。

我攥緊手里的紙條，轉身走了。

秋風很涼，吹在臉上生疼。我騎上電瓶車，一路騎回家。

到家的時候，鄧嬡正在客廳看電視。看到我回來，她把電視聲音關小了：“怎么這么早回來了？”

“吃完了。”

“吃完了？”她看了看表，“這才八點，你去了才一個多小時。”

“身體不太舒服。”

鄧嬡沒再追問，去廚房給我倒了杯熱水。我坐在沙發上，把那個牛皮紙信封拿出來又看了一遍。

除了那張紙條，里面什么都沒有。

鄧嬡探頭看了一眼：“哪來的？”

我沒瞞她：“丁建民的秘書給的。”

鄧嬡愣了一下：“他給你這個干什么？”

“不知道。”

“他沒說什么？”

“他說讓我從側門走。”

“側門？”

我沒法解釋。

那晚我翻來覆去睡不著，腦海里翻來覆去都是那句“我們認識嗎”和那張紙條。

04

兒子張浩周末回來吃飯。

他在區里的住建局上班，剛考進去半年多，還在見習期。小伙子穿了一件白襯衫，頭發梳得整整齊齊，看起來精神了不少。

鄧嬡給張浩夾菜，嘴上問著單位的事。張浩說還行，同事們對他挺照顧的。

“對了，”張浩忽然想起什么，“我們主任前兩天找我談話了。”

“談什么？”

“說區里有個外派培訓的名額，問我想不想去。”

鄧嬡眼睛亮了：“培訓？去哪培訓？”

“省城，時間三個月，回來以后有機會轉崗。”

“那不錯啊！”鄧嬡放下筷子，“你可得好好把握。”

張浩看了一眼我，猶豫了一下：“但培訓名額只有一個，我們科室里好幾個人都想去。主任說……需要領導推薦。”

“那就讓領導推薦唄，”鄧嬡說，“你在單位好好表現，領導肯定會考慮的。”

“媽，你不懂，”張浩放下筷子，“這種事，不是好好表現就行的。”

飯桌上的氣氛忽然沉下來。

我知道張浩的意思。

這年頭，單位里的事，不是你有能力就行的。沒人罩著，再好的機會也輪不到你。

我沒說話，低頭扒飯。

那頓飯吃得沒滋沒味的。張浩走的時候，鄧嬡把他送到門口，又囑咐了幾句。門關上以后，她回頭看著我，欲言又止。

我知道她想說什么。

回屋以后，我掏出那張紙條，又看了一遍那串數字。

手機號我早就存了。但一直沒撥過去。

我跟我自己說，張浩的事他自己能解決，用不著我去求人。

可我心里清楚，這話是說給自己聽的。

過了兩天，薛勇又打電話來了。

“張振，上次的事別放心上啊，丁市長那天太忙了，記不住人也正常。”

“沒事。”

“對了，”薛勇的語氣變了變，帶點試探的意思，“你跟丁市長……后來聯系過沒有？”

“沒有。”

“那可惜了，”薛勇嘆了口氣，“是這樣的，我自己最近遇到點事，想找丁市長幫幫忙，但你也知道，咱們這種普通老百姓，哪那么好見市長。你能幫我傳句話不？”

“我跟他見不著面。”

“前兩天不是加了秘書的聯系方式？”薛勇試探，“幫我遞句話就行，不費事的。”

我心里警鈴大作：“誰告訴你我加了秘書的聯系方式？”

“咳，我是誰呀，打聽這點事還不容易。”薛勇打著哈哈，“張振，幫幫忙唄，改天請你喝酒。”

“我真幫不上。”

“別這么絕情嘛……”

我沒等他說完，掛了電話。

但心里開始犯嘀咕。

薛勇怎么知道我見過趙秘書？

那晚走廊里明明沒別人，趙秘書說話聲音也壓得很低。薛勇從哪里知道的？

除非是丁建民那邊有人透出去的。

又或者，薛勇一直在盯著我。

這個念頭讓我后背發涼。

我打電話給鄭志強，問他知道不知道薛勇最近在忙什么。

鄭志強沉默了一會兒，說：“他最近到處跟人說他跟丁市長是老同學，能說得上話。我聽人說，他好像在外面接了活，幫別人牽線。”

“牽什么線？”

“還能牽什么線，”鄭志強聲音壓低了些，“就是那種。你懂的。工程啊，項目啊，找門路的事。”

我心里一沉。

晚上躺在床上，越想越不對勁。

薛勇那天非要我去聚會，現在又追著問我和丁建民有沒有聯系。他分明是想借我跟丁建民搭上關系。

可他憑什么覺得丁建民會賣我面子？

丁建民在酒桌上連認都不肯認我。

除非薛勇已經知道了什么。

比如那張紙條的事。

05

張浩打來電話的時候，我正在店里清理庫存。

“爸，”他聲音有些興奮，“那個培訓名額的事，定了！”

“定了？”

“定了。主任說區里批了，讓我下個月就走。”

我頓了一下：“怎么突然就定了？”

“我也不知道，”張浩說，“主任就通知我準備材料，說領導那邊已經批了。爸，是不是你找人了？”

我拿著手機，半天沒說話。

“爸？”

“沒有，”我說，“我沒有找人。”

“那就奇怪了，”張浩嘀咕，“我們科室好幾個人都找了關系，怎么就輪到我了……”

掛了電話，我在店里坐了很久。

不是我找的人。那還能是誰？

答案只有一個。

我拿出手機，翻到那個存了好幾天還沒撥出去的號碼。

手指在屏幕上停了好久。

最后撥出去了。

響了三聲，接起來了。

“喂？”聲音很公式化，是趙秘書。

“趙秘書，是我，張振。”

“張先生。”趙秘書的語氣沒什么變化，“領導知道您會打電話來。”

我心里一緊：“培訓的事，是不是……”

“張先生，”趙秘書打斷我，“領導讓我轉告您一件事。”

“什么事？”

“您兒子的事，領導確實打過招呼。但這件事，請您不要往外說。另外，領導讓我提醒您，薛勇那個人，您盡量少來往。”

“這個我不方便解釋。總之，您聽領導的就行。”

“我想見丁建民一面。”我說。

趙秘書沉默了幾秒：“領導最近很忙，沒有時間。”

“那我有話問他。”

“您說。”

“他既然不想認我，為什么還要背地里幫我？為什么不干脆斷了干凈？”

電話那頭沉默了好一會兒。

趙秘書開口了，聲音很低：“張先生，領導有他的難處。”

“什么難處？”

“這個我真的不能說。您只要知道，領導從來沒有忘記您。但有些事，不是他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的。”

我握著手機，手心全都是汗。

“那薛勇呢？他為什么讓我少跟薛勇來往？”

“薛勇最近在查薛勇的事。”

“查他什么？”

“當年的事。”趙秘書頓了頓，“領導說，您還記得畢業那天晚上那件事嗎？”

我心頭一震。

畢業那天晚上。丁建民欠了錢，被人堵在宿舍門口，讓我從側門走，替他送借條。

“那件事和薛勇有關系？”我問。

“有關系。”趙秘書說，“但具體什么關系，等領導查清楚了再跟您說。張先生，您保重。”

電話掛了。

我握著手機站在原地，腦子里像翻江倒海一樣。

畢業那晚的事，怎么和薛勇扯上關系了？

06

座談會的事，我是被通知的。

薛勇給我打電話，說街道組織了營商環境座談會，請了一批企業代表參加，我作為小商戶代表也被邀請了。

“我來？”我有些詫異，“我又不是什么大老板，去干什么？”

“這不是走個形式嘛，”薛勇有板有眼說，“街道辦要求的，各行各業都得出代表。你這五金店好歹也是個企業嘛。”

“哪一天？”

“后天上午九點，區政府大會議室。”

我猶豫了一下，還是答應了。

去了也沒壞處。

那天一早，我換了一件干凈夾克，騎著電瓶車去了區政府。

會議室很大，能坐上百號人。投影儀，長條桌，礦泉水擺得整整齊齊。我找了靠后的位置坐下。

來的人不少，有穿西裝的，也有穿夾克的。三五成群聊著天。

我沒跟人搭話，坐在那里等著。

九點整，門開了。

先進來幾個穿深色制服的工作人員，隨后走進來一群人。

走在最前面的，是丁建民。

他穿著一件深藍色西裝，胸口的徽章在燈光下閃著光。步伐穩健，表情從容，邊走邊和旁邊的人說著什么。

他在主桌坐下，面前擺著席卡。工作人員依次入座，長槍短炮架了起來。

主持人開場白說了一通，然后是領導講話。

丁建民講話很穩，語速不快，條理很清楚。他說優化營商環境的工作，說扶持中小企業，說減少審批環節。

我坐在后面，一個字都沒聽進去。

我看著臺上那個人講話的樣子，實在沒辦法把他和當年那個啃饅頭的瘦小子聯系起來。

然后是自由發言時間。

主持人說過幾個企業家發了言，無非是提建議、要政策、說困難。工作人員來回遞話筒。

我沒想到薛勇會坐在我后面隔兩排的位置。

更沒想到他會沖我點頭。

我還沒反應過來，主持人忽然喊了我的名字：“下面請南城區的商戶代表張振先生發言。”

我一愣。

我沒報名發言。

話筒傳到我手里的時候，我環顧四周，看到薛勇那雙眼睛，看到他不易察覺的笑。

忽然什么都明白了。

我被賣了。

這個座談會，這個名字被報上去，都是薛勇安排的。他就是要讓丁建民在公開場合面對我，逼他表態，逼他認我這個老同學。

他好借風。

我攥著那個話筒，手心全是汗。

臺上，丁建民的眉頭微微皺了皺。

他把手放在桌面上，目光看向我這里。

全場都安靜了。

上百雙眼睛看著我，等著我開口。

我站起來，看著臺上的人。

二十年的話堵在喉嚨里，我不知道該從哪里說起。

最后我說了一句：“丁市長，我想問您一件事。”

丁建民沒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