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我叫沈懷城，25歲，黑龍江尚志某個山村里走出來的打工仔。

1997年，我還窩在那個連班車都不通的山村里，親眼看見一個初中女同學出去打工沒幾年，回來時穿金戴銀，給她爹媽蓋起了村里第一座大瓦房。村里人都說她在外頭當“三陪”，嘴上說著不屑，眼神里的羨慕卻藏都藏不住。

那種眼神，我也有。

那時候我就想明白了，靠種地，一輩子也別想翻身。我不怕吃苦，但我不想吃一輩子苦。

1998年，我拎著個蛇皮袋離開了家。此后三年，我在各個城市里漂著，什么活兒都干過，工地的磚也搬過，飯店的碗也洗過，可每份工都干不長。不是干不了，是心里總覺得這不叫活，這只是熬。

2001年8月，我晃到了北京，在一家酒樓里找到份打雜的活兒。老板看我人老實，模樣也周正，沒過多久就把我調去跟一個叫趙美蘭的女人一起負責采購。

趙美蘭，51歲，是老板的嫂子，自己還開著個烤鴨店。她在這酒樓里，說話比誰都好使。

采購這活兒不累，就是耗時間。我跟趙美蘭整天在一塊兒，久了免不了閑聊天。她總愛盯著我笑，那種笑跟我見過的所有女人都不一樣，像是打量什么，又像是等著什么。

有一天她盯著我看了足足一分鐘，笑著說：“小沈，我真希望咱倆能一直這樣下去。跟你在一塊兒，我好像又回到年輕那會兒了。”

她說這話的時候，眉眼間那點嫵媚，像火苗子似的，一下子燎到了我心里某個干渴了二十多年的角落。

我是真愛吃烤鴨。趙美蘭知道了以后，隔三差五就請我吃，有時候帶著她女兒和丈夫作陪，有時候就我們倆。她還說要把她閨女介紹給我，拿照片給我看。我嘴上說挺好的，眼睛卻沒離開過她。

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在一個跟自己母親同齡的女人面前，心里頭燒著，又害怕，又想靠近，那種滋味，沒有經歷過的人不會懂。

她給我買東西，說是老鄉幫襯老鄉。她跟我說那些讓人臉紅心跳的話，說是開玩笑。可我每次看見她，就覺得胸腔里有什么東西往外撞。

2002年春節前，我跑了。不是不想了，是太想了，怕出事。

可她一個傳呼打過來，我兩條腿就管不住了，想也沒想就跑到了動物園門口。她見了我，先是一頓埋怨，問我為什么不打招呼就走。我憋了半天，說了句實話：“我受不了了……我想那個。”

她湊到我耳邊，聲音輕得像羽毛：“跟姐說，你想不想要我？”

那層紙捅破之后，我什么顧忌都沒了。

我們在動物園對面隨便找了個旅館，我把自己二十五年沒交付出去的東西，全交給了這個跟我母親一樣大的女人。她替我租了間地下室，那間潮濕的、總有一股霉味的小屋，成了我們倆的窩。

她不讓我干活了。今天三百，明天五百，我的日子前所未有地滋潤。每天她來之前，我就把自己收拾干凈，等著她。她覺得我這叫養精神，我也沒有反駁。

那段日子我飄得厲害，覺得這世上所有的好都讓我趕上了。有女人，有錢花，還不用看誰的臉色。

可我忘了，人飄起來的時候，從來不會去想落下來的那天有多疼。

沒過多久，她來得越來越少了。

起初我以為是烤鴨店那邊太忙，她丈夫一個人操持不過來。可一個月能來一兩回就算不錯了。每次來，她待的時間也越來越短，匆匆完事就走了，連以往那些膩在一起閑聊的工夫都沒有。

我那間地下室，從天上掉回了地下。

我開始給她打電話。一開始她還接，說幾句就不耐煩地掛了。后來干脆不接了，打十個能接上一個就是運氣。我躺在那個散發著潮氣的床上，滿腦子都是她跟別人在一塊兒的模樣。她丈夫，那個頭發已經花白的老實男人，我想象他粗糙的手搭在她腰上，我心里就翻江倒海。

有時候一個人待久了，會想起一些以前沒想過的事。我們第一次去旅館那天，她讓我管她叫“姐”。后來在她租的這間屋子里，她偶爾讓我叫她別的。那些稱呼我從沒跟第二個人說過。我想，我們之間總歸有點不一樣。

她是在乎過我的。

我這樣想的時候，心里會好受點。但很快又會覺得，這是給自己找臺階下。

一個晚上她終于來了，我攔在門口，問她是不是膩了。她嘆了口氣，坐在床邊，半晌沒說話。燈光下我才發現，她的頭發根有些白了，脖子上的皮膚在暗淡的光線下顯得松垮。

“小沈，”她說，“咱倆這樣不是長久的事兒。”

我說我不要長久，像以前那樣就行。她搖了搖頭，眼神里有種我不熟悉的東西，像是看一個不懂事的孩子。

“你把衣服穿上，”她說，“正經去找份活兒干，姐回頭幫你打聽。”

從那天起，她再也不來地下室了。電話不打，傳呼不回。去酒樓打聽，才知道她全身心撲回了烤鴨店，一家人齊心經營，生意紅火得很。聽說她女兒還訂了婚，一家人喜氣洋洋。

這些都跟我無關。

我坐在燒烤攤前，看著她開著的那家店的方向。火苗在鐵架上噼啪作響，油星濺到手上，燙出一個個小泡。我沒有躲。

我想起頭幾次去她家吃烤鴨的場景。她丈夫親自片鴨子，手法利索，一邊片一邊招呼我多吃。她女兒給我斟酒，規規矩矩叫了聲“沈哥”。而她坐在我對面，在桌布底下悄悄拿腳碰我的腿。

那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占著便宜的那個。所有便宜都是要還的，這個道理我居然現在才明白。

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見她了。她挽著丈夫的手臂，另一只手拎著剛買的菜，一家人的晚飯該有的樣子。我沒有上去叫她，她也沒有看見我，就從我面前走過去了，相隔不到三米。

那張臉還是從前那張臉，但表情跟我見過的不一樣。在丈夫身邊的她，是安穩的，踏實的，跟我偷來的那個她判若兩人。

我忽然明白了，自始至終，她要的東西很簡單。只是一點刺激，一點年輕的感覺。這些東西我從頭到腳都有，但不是因為我沈懷城這個人，而是因為我正好二十五歲。不是我，也可以是別人。

這個念頭像一根針，扎在我最不想碰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回到地下室，翻來覆去睡不著，腦子里翻來覆去都是一個問題——我算什么？

我把自己當了真，人家只當我是道菜。

后來的日子，我像一灘爛泥糊在那間地下室里。

積蓄快花完了，房租欠了兩個月。房東來催過幾次，我隔著門不應聲，她罵罵咧咧走了。墻角開始長霉斑，黑乎乎的一片，我懶得擦。有時候一天只吃一頓，餓得胃抽筋了，就喝口水躺著。腦子里什么也不想，又好像什么都在想。

最難受的時候，我開始回想那些好日子。她給我買衣服的時候，笑盈盈地說這顏色襯我。她靠在我肩膀上，說我是她的白馬王子，活了大半輩子才等來的人。她說這些話的時候，表情那么真，眼睛那么亮，我怎么能不信呢？

如今這些畫面全成了刀子，一遍一遍往心上捅。

有一天下午，我在街角遠遠看見她女兒挽著個年輕男人的手，兩人有說有笑地進了一家婚紗店。櫥窗里白色婚紗掛了一排，燈光打得透亮。她女兒臉上那種幸福勁兒，跟她母親在我懷里時一模一樣。

我攥緊了兜里的打火機。

晚上我給她打了個電話，沒承想這回她接了。我說想見一面，她說不行。我說最后一面，就當散伙也說清楚，她說沒什么可說的。我說那我去烤鴨店找你，她的聲音一下高了：“沈懷城，你別亂來。”

電話掛了。

我聽出了那聲音里的東西。不是怕我這個人，是怕我攪了她現有的日子。在她心里，我變成了一根刺，一個隱患，需要拔掉，需要消失。

我笑了起來，笑得很難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