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沈悅電話的那天下午，我正在會議室里和團隊死磕下一個季度的供應鏈成本控制方案。桌上的手機震動了很久，屏幕上閃爍著一個沒有備注卻熟記于心的號碼。三年了，那個號碼安靜地躺在我的通訊錄里，我以為它永遠不會再亮起。

我走到走廊盡頭按下了接聽鍵。聽筒里的聲音依然是那種習慣性的、帶著一點點疲憊的溫和。她叫了我的名字，林州。然后她說，我公司有一個大項目，覺得你們公司很合適，想找時間和你聊聊。

沒有寒暄，沒有試探，甚至沒有一句“你最近過得好嗎”。她還是那么篤定，篤定只要她開口，我依然會像過去那七年一樣，停下手頭的一切事情去回應她。

我們在我公司樓下的一家商務茶室見了面。三年不見，沈悅變了。她穿著剪裁得體的米色職業套裝，頭發盤得一絲不茍，手腕上戴著一塊價值不菲的積家腕表。

她看起來比讀博時精致了太多，那種常年在實驗室里熬夜的蒼白和局促已經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被物質和職場浸泡出的精明感。但仔細看，她眼角的疲態卻比以前更重，那是再貴的化妝品也遮不住的焦慮。

我拉開椅子坐下，點了一壺普洱。茶室里很安靜，只有細微的水沸聲。

“你現在看起來挺像個職場強人的。”我語氣平淡地打破了沉默。

沈悅苦笑了一下，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生活所迫罷了。倒是你，聽說你去年升了運營總監，恭喜。”

我沒有接話，只是看著她。七年的時間在我的腦海里不受控制地翻涌了一下。從大三我們在一起，到她決定保研，再到她非要跨專業去讀那個號稱極其難畢業的頂尖研究所的博士。那七年里，我的生活就是一條單行道，所有的出口都指向沈悅。

為了供她讀博，我放棄了去一線城市總部發展的機會，留在本地一家制造企業做基層調度。她讀博的補貼微乎其微，還要買試劑、發論文、參加國外的學術會議。我每個月的工資發下來，雷打不動地先轉八千到她的卡里，剩下的交完房租，只夠我每天吃食堂最便宜的套餐。

那時我們租在城中村一個不到三十平米的單間里，夏天連空調都舍不得開整宿。半夜她坐在小書桌前敲鍵盤改論文，我就拿著蒲扇坐在旁邊給她扇風趕蚊子。

我以為我們在熬，熬過這幾年，等她戴上博士帽，我們就能結婚，就能有一個真正屬于自己的家。連婚房的首付，都是我厚著臉皮找老家的父母湊的，加上我沒日沒夜加出來的加班費，好不容易才攢齊。

然后呢？然后在她博士畢業論文答辯通過的那個星期，她沒有接我的電話，而是給我發了一段很長的微信。

她說，林州，你是個好人，但我真的不想再過那種為了幾百塊錢水電費精打細算的日子了。她說，她的導師給她介紹了一個師兄，對方家里是做醫療器械代理的，能在她未來的科研和事業上提供我給不了的資源。她說，她已經答應了對方的求婚。

我記得那個晚上，我坐在城中村那張嘎吱作響的彈簧床上，看著屏幕上的字，連憤怒的情緒都擠不出來，只有一種被人從頭到腳抽干了血液的荒謬感。我沒有去鬧，也沒有挽留。因為她字里行間的權衡利弊太清晰了，清晰到我哪怕多說一個字，都顯得像是個乞丐在阻擋別人奔向錦繡前程。

我搬出了那個出租屋，換了工作，把所有的精力都砸在了現在的公司里。制造業的供應鏈管理是個苦差事，但只要你肯拼，邏輯嚴密，回報是實打實的。三年時間，我從項目經理一路做到了總監，買了車，也在市區按揭了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我以為我已經徹底把沈悅這個人從我的生命里剔除了。

“林州？”沈悅的聲音將我拉回現實。

“說吧，什么大項目。”我拿起公道杯，給她添了點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