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這一年七月，唐懿宗李漼駕崩。

這位皇帝在位十四年，最大的愛好是吃喝玩樂，最大的政績是把國庫花了個底朝天。他死后，十二歲的兒子李儇繼位，是為唐僖宗。

次年改元乾符，朝政的荒唐，在新年號里絲毫沒有減少。

小皇帝什么都不懂，朝政大權落到了宦官田令孜手里。田令孜這個人很有點意思，他沒什么文化，卻深諳一個道理：讓皇帝開心，自己就能掌權。于是他天天陪著小皇帝斗雞、賭鵝、打馬球，把朝堂當成了游樂場。

據說后來有一次，朝廷要任命西川、東川、山南西道三處節度使，幾個候選人爭執不下。小皇帝興致來了，竟然讓他們比賽打馬球，誰贏了誰去。田令孜的哥哥陳敬瑄第一個進球，就得了西川節度使的肥缺。

旁人聽著像笑話，但這就是晚唐的政治生態。

但長安城里的荒唐，只是這棟即將倒塌的大廈最表面的裂縫。真正要命的，是裂縫下面正在翻涌的巖漿。

自從安史之亂后，大唐的藩鎮割據已經持續了一百多年。各地的節度使名義上還掛著唐字旗號，實際上早就是土皇帝了。

他們手握重兵，自己收稅，自己任命官員，高興了給朝廷上道奏折，不高興了連面子功夫都懶得做。

更要命的是，朝廷自己也不爭氣。從唐憲宗以后，一個比一個能折騰。有的被宦官殺了，有的被宦官立了，有的想殺宦官反被宦官殺了，來來去去，朝廷威信早就敗了個精光。

到了唐懿宗、唐僖宗這會兒，朝廷上下只剩下一件事還能干得動：花錢。

錢從哪兒來？

從老百姓身上刮。

咸通末年，關東地區連年大旱。史書上記載得很簡略，就幾個字：“自關東至海，麥才半收，秋稼幾無。”什么意思呢？從潼關以東到大海邊，麥子只收了往年的一半，秋天的莊稼幾乎顆粒無收。

這并非天災，這就是催命符。

農民們把草根樹皮都吃光了，開始吃一種叫“觀音土”的白泥巴。這東西吃下去肚子會脹，能暫時不餓，但拉不出來，最后活活憋死。

可即便到了這個地步，官府該收的稅一文不能少。不但不能少，還有各種名目的加派。因為朝廷要用錢，地方官要刮錢，胥吏要撈錢，一層層壓下來，全壓在種地的人身上。

老百姓先是跪著求，求減免賦稅。沒人理。

然后他們開始賣兒賣女。還是不夠。

最后他們不賣了，也不求了。

有人開始拿起鋤頭、柴刀，走進山里。一個人、兩個人、十個人、一百個人，漸漸聚成了群。

官府管這些人叫“盜賊”。

但在曹州冤句縣，有一個人看得很清楚：這不是盜賊，這是火山口。而他要做的，就是站在這火山口上。

這個人叫黃巢。

黃巢的家世不算太差。他家世代販鹽。

在唐朝，鹽是官府專賣的，私人販鹽屬于走私，抓到了要殺頭。但正因為官府壟斷，鹽價奇高，私鹽的利潤極大。

所以敢干這行的，都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人物。他們有錢，有武裝，有地下渠道，還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匪氣。

黃巢從小就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里。他見過刀光劍影，見過江湖義氣，也見過一夜暴富和家破人亡。這樣的成長經歷，讓他的性格里多了一種東西：賭性。

他不光敢賭，還讀過書。

黃家雖然是鹽販子，但有錢了也想往上層走。那時候想從良家子弟變成體面人，只有一條路：科舉。黃巢的父親給他請了先生，教他讀書識字，指望他考個功名，光宗耀祖。

黃巢也確實聰明，詩文都拿得出手。據說他五歲就能對詩，在當地小有名氣。

但有才是一回事，考得上又是另一回事。

晚唐的科舉，早就不是靠才華說話的地方了。考場上拼的是門第高低、關系厚薄。你沒有顯赫的出身，沒有朝中重臣的推薦信，文章寫得再好，也進不了主考官的眼。

黃巢偏偏就是這種人。他家有錢，但沒地位；他有才華，但沒門路。每次進京趕考，都像往水里扔石頭，聽個響就沒了下文。

一次沒中，兩次沒中，三次沒中。

不知道第幾次落榜后，黃巢站在長安城的街頭，看著那些鮮衣怒馬的達官顯貴，看著那些趾高氣揚的進士新貴，心里憋著一股說不出的滋味。

他回到客舍，提筆寫下了那首后來流傳千古的詩：

“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發。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寫完之后，他把筆一扔，說了句：“不考了。”

然后他收拾行李，回了曹州老家，繼續販鹽。

這件事說明什么？說明黃巢不是一個普通的讀書人。一般的讀書人落第了，要么哭天搶地，要么自暴自棄，要么回去接著讀接著考。

黃巢不一樣，他落第后寫詩，不是“懷才不遇”的哀怨，而是“我花開后百花發”的傲氣。在那傲氣底下，還壓著一股隱隱的殺意。

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態？

其實就是：你不給我路走，那我就自己走一條路出來。你不讓我當官，那我就當皇帝給你看。

當然，說這話的時候，黃巢大概自己也沒當真。畢竟那時候他雖然憤懣，但還有鹽業生意要做，日子還能過得下去。造反這種事，不到萬不得已，誰會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