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三點，我把蒜剝完，正往盆里泡粉條，門鎖響了。

周建國推門進來，手里捏著兩張花花綠綠的東西。他站在客廳中央，臉上掛著笑，那笑容看得我渾身不自在。十年了，他在家從來沒對我笑過。

“把東西收拾一下，明天飛三亞。”他把機票拍在茶幾上，“我請了年假，帶你出去散散心。”

我蹲在茶幾邊沒動，手上的水一滴一滴往下淌。散心？他一個月前連飯都不跟我一起吃，現在說散心？

夜里我翻來覆去睡不著。凌晨兩點，我聽見書房門輕輕響了一聲。我光著腳摸過去，趴在門縫看，他正對著電腦，一封接一封地刪郵件。

我心里那個念頭越來越清晰：他出事了。

等他睡熟，我悄悄走進書房。

那臺用了五年不讓我碰的舊電腦，鍵盤上還有余溫。

我輸了他的生日，桌面干干凈凈。

我點開郵箱，收件箱里只剩幾封垃圾郵件。

我又點開發件箱，手指停住了。

最后一封郵件的收件人，寫著兩個字：賈桂珍。

我點開那封郵件，一個字一個字往下看。看完第一頁，我整個人像被人抽了骨頭，一屁股坐在地上。手抖得厲害，鼠標都握不住了。

我低頭看看自己的手，又看看屏幕上那些字。

周建國啊周建國，你到底瞞了我多少事。

01

第二天一早，周建國先起了。

我聽見他在廚房翻東西，鍋碗瓢盆撞得叮當響。我躺在床上沒動，腦子里還是昨晚看到的那封郵件。一閉上眼，那些字就像刀子一樣往心里扎。

“起來吃點東西。”他推門進來，端著一碗面條，上面臥了個荷包蛋。

我坐起來，看著他。

他穿著那件藍條紋的睡衣，頭發白了大半，臉上的皺紋比以前深了。

他這么殷勤的樣子，我上一次見還是二十多年前追我那會兒。

“幾點的飛機？”我問。

“下午兩點半，不著急。”他把碗放在床頭柜上，“面趁熱吃，坨了就不好吃了。”

我沒動那碗面。等他出了臥室，我起身把門關上，拉開衣柜最底層，翻出一個鐵盒子。盒子里裝著我這些年攢的零錢和幾張存折，還有一本老賬本。

賬本是結婚那年開始記的。

他上大學那幾年，學費靠他家里湊，生活費全靠我一個人在鎮上工廠打零工。

一個月掙三十八塊，寄給他三十，剩八塊錢自己花。

賬本上每一筆都記得清清楚楚：一九八七年三月，給他寄二十塊；一九八七年六月，給他寄三十五塊；一九八八年春節，給他買了一件新棉襖，花了十六塊五毛。

我把賬本翻到最后一頁，那里夾著我昨晚從書房打印機上偷偷帶出來的那張紙——他郵件里的一頁打印件。

紙上寫的是一份醫療費擔保協議的草稿，抬頭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綜合醫療中心”。

協議上寫著，病人周建國，由合作方“華榮建筑咨詢有限公司”墊付全部治療費用，總金額預估48萬加元。

下面還有一行小字：作為回報，乙方（即周建國）須在簽證獲批前完成所約定的行政審批流程。

行政審批。這幾個字我認得，但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可我知道，他一個當官的，審批的東西能是小事嗎？

我把紙折好，重新塞回賬本里，鐵盒子放回原位。端著那碗面條走到廚房，倒進了垃圾桶。

周建國正在客廳沙發上打電話，聲音壓得很低，見我出來立刻掛了。

“怎么不吃？”他問。

“沒胃口。”我走進衛生間，把門關上。看著鏡子里的自己，頭發亂糟糟的，臉上皺紋一道一道的。才五十歲，看著像六十。

他這些年嫌我沒文化，嫌我老得快，嫌我帶不出去。

我認了，誰讓我當初沒好好讀書呢。

可我想不通，他不愿意跟我過了，直說就是了，何必搞這一出？

我擰開水龍頭，捧了把涼水潑在臉上。

下午到了機場，他一路拉著箱子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隔了三四步遠。過安檢的時候，他突然回過頭，朝我招了招手：“走快點，別磨蹭。”

這個語氣，跟十年前一模一樣的。

那年他剛當上副局長，家里給他擺了一桌酒。

我穿了新買的紅裙子，頭發也盤起來了，覺得自己還挺好看的。

親戚們都在，他喝了幾杯酒，當著滿桌人的面說：“她這個人吧，除了做家務，別的什么都不懂。帶出去我都嫌丟人。”

那頓飯我一口沒吃，端著菜盤子進廚房，眼淚一串一串地掉。我婆婆坐在灶臺邊，嘆了口氣說：“你別往心里去，他喝了酒嘴上沒把門。”

可我知道，他沒喝酒的時候也是這么想的。

上了飛機，他靠窗坐，我坐中間。

飛機起飛的時候，他閉著眼，手指一下一下敲著扶手。

我側過頭看著他，心里想著那封郵件，想著那48萬加元，想著那句“行政審批流程”。

“建國。”我叫他。

他睜開眼：“嗯？”

“你最近工作忙不忙？”

“還行。”他又閉上了眼。

“那你怎么突然想起來帶我旅游？”

他停頓了幾秒才回答：“想補償補償你。”

這話說得輕飄飄的，像在說今天天氣不錯。可我心里卻像被人猛地揪了一把。

補償。

十年前他冷落我的時候，怎么沒想過補償？

五年前他當著兒子的面說我“沒文化，什么都不懂”的時候，怎么沒想過補償？

我一個人操持這個家二十年，他連句謝謝都沒說過，現在告訴我補償？

我沒再說話，轉過頭看著窗外。云層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見。

他在旁邊睡著了，呼嚕聲輕輕的。

我伸手從他西裝內袋里摸出手機，試著解鎖。

他的密碼我一直不知道，試了幾次都不對。

我把手機放回去，心卻一直懸著。

那封郵件里寫的東西，我一定要弄清楚。

02

到了三亞已經傍晚了。

他訂的是海景房，推開窗戶就能看見海。

我站在陽臺上，風吹過來，帶著一股咸腥味。

他站在我旁邊，指著遠處說：“那邊是天涯海角，明天帶你去。”

我沒接話。

晚上他先去洗澡，我在房間里翻他的行李箱。

箱子不大，除了幾件換洗衣服，就一個黑色的文件袋。

我打開一看，是一疊資料，全是關于加拿大醫療的。

有醫院介紹，有治療方案的說明，還有一頁費用清單，密密麻麻寫得全是英文。

我一個字都看不懂，但上面的數字我認得。那個48萬加元，換算成人民幣得兩百多萬。他哪來這么多錢？

我把文件放回去，拉好行李箱拉鏈。他洗完澡出來，穿著浴袍，頭發濕漉漉的。看見我站在箱子旁邊，他愣了一下：“你在干嗎？”

“找充電器。”我面不改色，“手機沒電了。”

他看了我一眼，沒說話，轉身去吹頭發了。

我坐在床上，心跳得厲害。以前我不是個會撒謊的人，這輩子說得最多的話就是“好的”

“行”

“聽你的”。可現在不一樣了，我覺得自己必須學會撒謊，才能弄清楚真相。

第二天一早，他說要去見個老同學，讓我自己在酒店待著。

“什么同學？”我問。

“大學同學，好多年沒見了，正好他在三亞出差。”他邊說邊穿外套，“你自己去海邊轉轉，或者去免稅店逛逛。”

他走了之后，我坐在酒店大堂的沙發上，想了很久。然后我拿出手機，給兒子周浩打了個電話。

電話響了好幾聲才接。周浩那邊聽起來很吵，應該是還在上班。

“媽，怎么了？”

“浩浩，我問你個事，你別聲張。”我壓低聲音，“你爸最近有沒有跟你聯系過？”

“他？”周浩的語氣一下就不一樣了，“上個月給我打過一次電話，問我畢業證在不在我這兒。”

“畢業證？”

“對，他說想看看我本科畢業證的長什么樣，說以前沒見過。”周浩頓了頓，“我當時還以為他吃錯藥了，十幾年來從來沒關心過我的學習，突然問畢業證干嗎。”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他還問別的了嗎？”

“問了，問我工作單位的全稱是什么，注冊地址在哪。”周浩的聲音變嚴肅了，“媽，到底怎么了？你跟我爸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沒有沒有，你別瞎想。”我說完又覺得這話連自己都不信。

掛了電話，我坐在沙發上，手心里全是汗。

他問兒子畢業證和工作單位，這是在干什么？我心里隱隱不安，但又說不上來為什么。

中午他回來了，手里拎著一個大袋子。他把袋子往床上一倒，全是免稅店買的東西。有化妝品、香水、一條絲巾。

“給你買的。”他說，“以前沒給你買過啥，這次補上。”

我看著那些花花綠綠的瓶瓶罐罐，心里說不上是什么滋味。

結婚二十年，他第一次給我買這些東西。

要是放在以前，我可能會感動得哭出來。

可現在——

“好，謝謝你。”我把東西收起來，沒拆包裝。

晚上他帶我出去吃飯，點了一桌子海鮮。他剝了一只蝦放在我碗里，笑著說：“多吃點，你看你都瘦了。”

瘦？我嫁給他那會兒一百二十斤，現在還是一百二十斤，哪瘦了？

但我沒說話，低頭吃那只蝦，嚼在嘴里沒什么味道。

吃完飯回酒店的路上，他突然拉住我的手。我渾身僵了一下。他的手很涼，指節粗粗的，跟我記憶里年輕時那雙手完全不一樣了。

“玉英。”他叫我，聲音有點啞，“這些年，我對不住你。”

我沒說話。

“我知道你心里有氣。以前我做得不對，現在想改，不知道還來不來得及。”

我抬起頭看著他，路燈照在他臉上，他的眼睛里有淚光。

可我心里卻涌上一股說不出的涼意。

他越是這樣，我越覺得不對勁。

一個冷落了你十年的人，突然對一個勁兒對你好——不是良心發現，就是心里有鬼。

我掙開他的手，往前走了一步：“回去吧，外面風大。”

他站在原地沒動，看著我的背影。我走出十幾步，回頭看了一眼，他站在路燈下，影子被拉得老長，整個人看起來疲憊又蒼老。

那一刻我心里動了一下，但很快又硬了起來。

周建國，你現在知道對不起我了，可你讓我受的那些委屈，一句對不起就完了？

03

第三天中午，他又出去了，說是跟同學吃飯。

我等他出了門，走到前臺問服務員：“請問有沒有復印的地方？”

服務員指了指商務中心，我走過去，把那疊醫療文件重新復印了一份。

然后我找到酒店門口一個郵政代辦點，把復印件寄回了老家的小妹家，讓她幫我收好。

做完這一切，我回到房間，把原件放回他行李箱里原來的位置。

晚上他回來的時候，臉上帶著笑，心情很好的樣子。他坐在床邊，一邊脫鞋一邊說：“明天帶你去南山寺，那邊的海上觀音挺靈的。”

“好。”我應了一聲，倒了一杯水遞給他。

他接過去喝了一口，忽然抬起頭看著我：“玉英，你說，人這一輩子，到底圖什么？”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他為什么突然問這個。

他自己也沒等我回答，繼續說：“我年輕的時候，就想著往上爬，想著出人頭地。可真到了這個位置，又覺得沒意思。”

“那你現在圖的什么？”我問。

他看著我，張了張嘴，最后只說了一句：“圖個心安吧。”

半夜里我又醒了。他睡得很沉，翻了個身，手搭在我腰上。我一動不動地躺著，眼睛睜得大大的，看著天花板。

圖個心安。

他做了什么事，需要心安？

我輕輕把他的手拿開，下了床，走到衛生間把門關上。我坐在馬桶上，打開手機，在瀏覽器里輸入“華榮建筑咨詢有限公司”，按了搜索。

搜索結果不多，只有幾條信息。我點開第一條，是一家公司的注冊信息。公司成立時間是去年三月，注冊地址在省城，法人代表叫魏國良。

我又搜“魏國良”，出來的信息讓我愣住了。

這個魏國良，是賈桂珍的前夫。

賈桂珍。這個名字再次出現在我眼前。我心里那個念頭越來越清晰，所有的事情都連成了一條線。

我又搜了“賈桂珍”，出來的結果不多，但有一條是省城住建局的新聞稿，上面寫著“我局辦公室副主任賈桂珍同志榮獲優秀黨務工作者”。

下面附了一張照片，一個燙著卷發的女人，戴著一副金絲眼鏡，正在舞臺上領獎。

我看著那張照片，心里像被針扎了一下。

這個女人，曾在周建國的車里出現過。

那次是幾個月前的事情，我正好路過他們局樓下，看見他的車停在地庫里，車里坐著兩個人。

我當時沒多想，以為是同事順路。

我把手機收起來，洗了把臉，看著鏡子里的自己。眼角的皺紋深了，眼袋也重了。跟那個照片里的女人比起來，我確實老了，土了。

可我土，是因為我把所有錢都省下來，供他讀書、供他往上爬。我土，是因為我一個人撐起這個家，沒時間也沒錢打扮自己。

他倒好，有了錢有了地位，嫌我土了。

我關掉燈，摸著黑回到床上。他還在睡，呼吸平穩。我背對著他，縮著身子躺下來，眼淚無聲無息地淌下來，浸濕了枕頭。

明天是第四天，后天就要回去了。我給自己定了計劃，回去之后，一定要把所有事情弄清楚。

不弄清楚，我這輩子都不會甘心。

04

回到省城那天是周日。

周建國一進門就接了個電話，躲到陽臺上說的。

我故意走到廚房倒水，隔著門玻璃看見他一手舉著電話，一手扶在欄桿上，肩膀微微弓著，像是在跟誰匯報什么。

他掛了電話回來，臉上帶著一絲疲憊。

“誰打的？”我問。

“局里的，有點急事。”他把手機放進口袋，“明天我得去單位一趟，你先在家歇著。”

我沒多問。我把行李放好，趁他洗澡的時候，開始翻他的公文包。

他這個人有個習慣，重要文件都喜歡放在公文包夾層里。

我拉開夾層的拉鏈，里面沒有東西，但摸到一層硬硬的紙板。

我把它撕開，里面藏著一個信封。

信封里裝著一張存折，開戶行是省城的一家小銀行，存折上只有一筆存款，金額是八十萬。

我數了好幾遍，確實是八十萬。

可他上個月才跟我說，單位發不出獎金，家里得省著花。我連冬天買一件新棉襖都舍不得，他倒好，存折上藏著八十萬。

我把存折用手機拍了照，放回原處，拉好夾層的拉鏈，把公文包放回原處。

坐到沙發上，我手心全是汗。八十萬，加上那兩百多萬的治療費，他的錢到底從哪兒來的？

第二天早上他出門之后，我哪也沒去，在家里翻箱倒柜。

我把衣柜、書柜、床底下、天花板吊頂，能藏東西的地方都翻了個遍。最后在他書房一個落了鎖的抽屜里，翻出了兩樣東西。

一份是移民中介簽的合同，上面寫著辦理加拿大投資移民，申請人是周建國一人，配偶一欄空白。

另一份是一封打印好的郵件草稿，抬頭寫著“致紀檢委”：舉報我局辦公室副主任賈桂珍，涉嫌利用職務之便為相關企業謀取利益。

兩份東西放在同一個抽屜里，矛盾得讓我想笑。

他一邊幫賈桂珍做事，一邊又準備好了舉報她。

這是給自己留后路。

我蹲在地上，看著那兩樣東西，腦子里亂成一團麻。他到底是個什么心思？他到底怕什么？

下午我去了兒子單位附近的咖啡廳等他下班。

周浩來的時候一臉驚訝：“媽？你怎么來了？”

我把周浩拉到角落里，把手機里的照片給他看。周浩看著那八十萬的存折照片，臉色一下就變了。

“這是我爸的？”

我點頭。

“他哪來這么多錢？”周浩壓低聲音問。

“我不知道。”我說，“而且不光這個，他還在辦移民，申請去加拿大。”

“什么？”周浩蹭地站起來。

“你小點聲。”我拽了拽他袖子。

周浩坐回去，攥著拳頭，好半天才開口：“他辦移民干嗎？他跟誰去？”

“就他一個人。”

“那你們呢？你跟他不去了？”

我沒回答，他什么都懂了。

周浩沉默了很久，最后抬起頭問我：“媽，你想怎么辦？”

“我想查清楚。”

“怎么查？”

“你幫我在網上查查他那個同事，叫賈桂珍的，看看她跟什么人走得近。”

周浩點點頭，拿出手機記下了名字。

走到公交站的時候，他突然拉住了我：“媽，要不你搬來跟我住。大不了我養你。”

我心里一酸，眼淚差點掉下來。但我擺擺手說：“不急，等我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說。”

05

一周之后的晚上，我在家里裝了針孔攝像頭。

是周浩買的。

他說現在網上有這種小東西，電視那么大，藏在客廳的擺件里看不出來。

他把攝像頭偽裝成一個裝飾小鹿，放在客廳書架上。

鏡頭正對著沙發和茶幾區域。

我一開始是拒絕的。

總覺得偷偷摸摸干這種事，不像我的一貫作風。

但周浩說：“媽，你就當是防備。咱又不是干壞事，就是看看他到底在搞什么。”

我猶豫了半天，還是讓他裝上了。

頭兩天什么也沒拍到。

他早出晚歸，回來就看電視，然后洗澡睡覺。

跟以前一樣，不太跟我說話。

但第三天的晚上，攝像頭拍到了一個讓我心口發緊的畫面。

那天下著小雨，我九點多就上床了，他還在客廳看電視。

我睡著了，第二天早上起來看回放，發現凌晨一點十五分，他披著外套出了門。

攝像頭只拍到門口，看不見門外的情況。

但他關門的動作很輕，像是怕吵醒我。

他出去了四十分鐘，一點五十五分才回來。回來的時候，身上帶著一股煙味。

可他早就戒煙了。

我反復看了那段視頻，心一直跳得停不下來。他去見了誰？為什么深更半夜出去？

第四天晚上，我假裝睡著了，豎著耳朵聽動靜。

果然到了快一點，他輕輕起身，穿好衣服，拿著手機走了出去。

我立刻爬起來，走到窗邊看。

路燈底下，一輛銀灰色的小轎車停在巷口，車門開了，一個女人從車里探出半個身子。

看不清楚臉，但一頭燙過的卷發，穿著淺色的職業裝。

是賈桂珍。

他上了那輛車，在里面待了二十多分鐘。雨下得不大，路燈把車頂照得發亮。我站窗戶邊，就那么看著那輛車，心里像開了一個大洞。

二十多分鐘后，他下了車，車沒熄火直接開走了。

他站在路燈下，目送車子離開，然后轉身往回走。

走了兩步，他停下來，掏出一支煙點上，站在雨里抽完才上樓。

我回到床上躺好，閉著眼裝睡。

他推門進來，輕手輕腳地脫了外套，躺下來。身上帶著濕漉漉的潮氣，還有淡淡的煙味。

我睜開眼，在黑暗中看著天花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他對我好，帶我去三亞，買禮物送我，說對不起——不過是為了讓他的心里好過一點。

他做的這一切，從始至終都是為了他自己。

第二天他出門后，我到郵局把那疊從三亞寄回來的醫療文件復印件拿回來，又仔細看了一遍。那些英文我看不懂，但上面的數字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拿出手機，撥了小妹周小梅的電話。

“小梅，你幫姐查個事。”

“你說。”

“你給我查一下，加拿大那邊的住院費貴不貴，治腦瘤要多少錢。”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姐，你問這個干嗎？誰生病了？”

“你別管，先幫我查。”

掛了電話，我坐在沙發上，把那份移民合同翻來覆去看了又看。申請配偶欄空著，他根本沒打算帶我走。連兒子也沒打算帶。

他要一個人走。

可是不對。腦瘤這么大的病，他一個人去國外怎么辦？誰照顧他？

除非——有人跟他一起去。

賈桂珍。

這個名字第三次撞進我腦子里，我整個人像掉進了冰窟窿里，從里到外都是涼的。

我攥著那份合同，手指發抖。不是害怕，是氣的。

周建國啊周建國，你把事情做得這么絕，連一條活路都不給我留。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