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室里，曾羽彤剛宣布完新員工漲薪方案，蔣濤就把降薪通知扔到我桌上。

月薪3萬變3000，理由寫著“能力不匹配”。

我盯著那行字看了半分鐘，拿出手機給蔡高爽發了條消息。

他看完，嘴角抽了一下。

我站起來：“我辭。”緊接著12個人跟著站了起來。

曾羽彤臉色慘白，沖出來拽住我：“薛洋，驗收完再走！”我推開她的手，點開手機上一個文件夾。

她看到的，是她這輩子最怕的數字。

01

那天早上我剛到公司，就覺得氣氛不對。

走廊里幾個同事看見我，眼神躲躲閃閃的，低著頭就過去了。

我心想可能是又要開會，就沒多想。

泡了杯茶坐下來，打開電腦，看見鄭俊杰發來的消息：“師傅，今天小心點。”

我正要回他，行政部的通知就彈出來了：“全體管理層，十點會議室集合。”

我看了看表，還有二十分鐘。

喝完茶，去了趟廁所。

回來路上碰見蔡高爽，他叼著根煙靠在窗邊，見了我，把煙掐了：“老薛，今天怕是沒好戲看。”

“怎么了？”

“你猜。”他苦笑了一聲，沒多說。

十點整，我推開會議室的門。

里面坐了一屋子人。

技術部的、銷售部的、行政部的，全都到了。

曾羽彤坐在主位上，穿著一件白襯衫，頭發梳得一絲不茍。

她面前放著一沓文件，蔣濤坐在她旁邊，手里拿著筆，隨時準備記錄什么。

“都到了？”曾羽彤掃了一眼，“那就開始吧。”

她清了清嗓子，說公司今年業績不好，必須進行改革。

她說的“改革”，就是要實施“績效末位淘汰制”。

每個月考核一次，排名末位的員工降薪百分之二十，連續三個月末位的直接降薪百分之五十。

我聽完，心里咯噔一下。

技術部十幾個人的業績，都是我在報。她這是沖我來的，我清楚得很。

但她沒直接點名。她讓蔣濤把文件發給大家，讓我們自己簽字同意。

文件發到我手上，我翻開一看，第一頁就是我的名字。

降薪方案寫得清清楚楚：薛洋，現任技術部主管，月薪3萬元，因“能力不匹配”，自本月起降薪至3000元，保留主管職位，三個月考核期內如無明顯改善，將做辭退處理。

我盯著那行字，手開始發抖。

六年。

我在這公司干了六年。

從最開始兩個人一個辦公室，做到現在兩百人的規模。

技術部是我一手帶起來的，十幾個人都是我招的、我教的。

公司的核心項目，從底層代碼到系統架構，全是我寫的。

現在她說我“能力不匹配”，要降薪到3000。

我抬起頭，看著曾羽彤。

她正在跟旁邊的新員工聊天。那個小姑娘是今年剛招的大學生，試用期工資定的是1萬2。曾羽彤笑著跟她說：“好好干，年輕人有前途。”

我身邊幾個同事也在看文件，臉色都不好看。有人小聲嘀咕了幾句，被蔣濤瞪了一眼，就不敢說話了。

會議室里安靜了幾分鐘。

曾羽彤看了看表：“大家有什么意見可以提。”

我站起來。

“曾總，這個降薪方案，是針對我還是針對所有老員工？”

曾羽彤抬眼看了看我，表情沒什么變化：“薛洋，這是公司的決定。你有意見可以走流程提，但我話說在前頭，不簽字的，按自動離職處理。”

我說：“那我簽。”

所有人都看著我。我拿起筆，在文件上簽了字。簽完我把文件推回去，然后說：“但我辭職。”

會議室里一下子炸開了鍋。

蔡高爽第一個站起來：“我也辭。”

接著技術部幾個骨干也站了起來。銷售部那邊，兩個跟蔡高爽關系好的也站了起來。一共12個人。

曾羽彤的臉色終于變了。

她站起來，拍了拍桌子：“你們這是造反？”

我說：“曾總，不是造反。是你不把老員工當人看。”

她沒說話，盯著我看了半天。然后她沖出來，抓住我的胳膊：“薛洋，你不能走。今年的項目驗收在即，技術部離了你，指標完不成。”

我說：“那是你的問題。”

她急了：“你至少把驗收做完再走！”

我推開她的手，看著她：“驗收什么？那套技術方案我三個月前就跟你說了有問題，你不聽。現在驗收，你拿什么驗？”

她愣住了。

我沒再多說，轉身走出了會議室。

走到門口的時候，我回頭看了她一眼。她的臉色白得嚇人，嘴唇哆嗦著，說不出話來。

我笑了笑，走出了公司大門。

外面陽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站在臺階上，掏出手機，給母親打了個電話。

“媽，我辭職了。”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然后母親說：“沒事，回來吧。媽給你做好吃的。”

我說：“好。”

掛了電話，我站在臺階上，看著公司的大樓，心里說不出的復雜。

這棟樓我看了六年，每一層我都爛熟于心。

那些加班的夜晚，那些改不完的代碼，那些客戶的無理要求……全都涌上心頭。

蔡高爽走過來拍了拍我的肩膀：“走，喝酒去。”

我說：“走。”

02

第二天我起得很晚。

母親一大早就出門買菜了，回來的時候提著一大袋子東西。她看我還在床上沒起來，也沒叫我，自己進了廚房忙活。

我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發呆。

手機響了好幾次，都是公司那邊打來的。我沒接。曾羽彤的號碼我認識，新號碼我沒存，也不知道是誰。

快到中午的時候，我起床洗漱。母親已經把飯菜端上桌了。她沒問工作的事，只是說：“多吃點，看你瘦的。”

我夾了一筷子菜，嚼著，味同嚼蠟。

母親看我的樣子，嘆了口氣：“洋洋，媽這些年拖累你了。”

我說：“媽，你說什么呢。”

她說：“媽知道，你為了給媽治病，在公司忍了這么多年。現在辭了也好，好好歇歇。”

我沒說話。心里酸酸的。

吃完飯，我坐在客廳里看電視。蔡高爽打了個電話過來：“老薛，今天下午有空沒？出來喝杯茶。”

我說：“行。”

茶樓在城西，離我家不遠。我到的時候，蔡高爽已經坐在那里了。他面前放著一壺鐵觀音，煙灰缸里塞了好幾根煙頭。

“來了？”他給我倒了一杯茶。

我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什么事？”

他看著我：“你知道昨天你走了以后，曾羽彤怎么了嗎？”

“怎么？”

“她發了瘋一樣給所有人打電話。投資人、股東、客戶……”他點了一根煙，“她急了。”

我說：“她急什么？我走了，她不是正好把新人換上來？”

“換上來？”蔡高爽哼了一聲，“新人？那套技術方案，除了你，誰看得懂？她找的那個所謂的‘技術大牛’，連代碼都看不懂。”

我沒接話。

他繼續說：“而且，我聽說，曾羽彤好像簽了對賭協議。”

“什么對賭協議？”

“她去年以公司名義跟投資機構簽的。三年內公司業績翻三倍，否則她凈身出戶。”他吸了一口煙，“她把你逼走，就是想換新人，壓成本，沖業績。”

我心里一動。

對賭協議。原來如此。

怪不得她這么著急趕我走。原來不是因為我“能力不匹配”，是因為我要走的代價她承擔不起。

我問：“消息可靠？”

蔡高爽說：“可靠。我表弟在投資機構那邊上班，他告訴我的。”

我端著茶杯，半天沒說話。

茶樓里的空調開得很冷，但我手心都是汗。

我想起了這些年曾羽彤對我說的那些話，那些承諾，那些畫的大餅。

什么“公司是我家”啊，什么“一起奮斗”啊，全他媽是假的。

我問蔡高爽：“你有什么打算？”

他想了想：“我打算自己干。銷售這事兒，我干了這么多年，客戶關系都在我手上。我要是自己開個小公司，日子不會比現在差。”

我說：“那行。算我一個。”

他笑了：“你？你會干嘛？你只會寫代碼。”

我說：“寫代碼怎么了？寫代碼就不能當老板了？”

他笑得更歡了：“行，你寫代碼，我跑業務。咱們搭伙干。”

那天下午，我跟蔡高爽聊了很多。從公司的事聊到人生，從人生聊到理想。他說他干夠了，不想再看曾羽彤那張臉。我說我也是。

回到家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

母親坐在客廳里，電視開著，但她沒看。她見我回來，問：“吃飯了沒？”

我說：“吃了。”

她點點頭：“對了，下午有個女的來找你。”

“誰？”

“說是你公司的同事，姓鄭。她說她是你徒弟。”

我心里咯噔一下。

鄭俊杰來我家了？

母親說：“她說是來給你道歉的。說對不起你，讓你別生她的氣。”

我說：“她人呢？”

“走了。我說你不在，她就走了。”

我坐在沙發上，心里有些亂。

鄭俊杰是我帶出來的第一個徒弟。

她剛來公司的時候，什么都不懂，是我手把手教的。

后來她進步很快，成了技術部的骨干。

我一直把她當妹妹看，有什么好的都想著她。

但上次在會議室，她一句話都沒說。

她看著我被降薪，看著我辭職，一句話都沒說。

我心里有些失望。

但轉念一想，也許她有她的難處。她不像我，干這么多年了，沒什么積蓄。她還有房貸要還，家里還有老小要養。她不敢得罪曾羽彤，很正常。

我嘆了口氣，拿出手機，翻到鄭俊杰的號碼。猶豫了半天，還是沒有撥出去。

算了。

有些話說開了，反而更難受。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

腦子里亂糟糟的，全是白天的事。曾羽彤的那些話，蔡高爽說的對賭協議，鄭俊杰的道歉……這些事像一團亂麻，纏在一起，理不清。

我想起六年前剛進公司的時候。

那時候公司只有十幾個人，擠在一間租來的寫字樓里。

曾羽彤跟我說：“好好干，公司上市了你就是元老。”我信了。

我拼了命地干，加班加到凌晨三點，周末也不休息。

公司的核心系統，從零到一，全是我一個人寫的。

后來公司做大了，搬了新樓，招了新人。曾羽彤越來越忙，見她的次數越來越少。但她每次見我，都會說：“薛洋，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我信了。

現在我才知道，她信任的不是我，是我的代碼。

我不寫代碼了，她就不信任了。

想到這里，我心里說不出的難受。

但又有一絲痛快。

因為我知道，她很快就會后悔的。

那一晚，我做了一個決定。

03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醫院。

母親昨天說腿疼，怕是老毛病又犯了。我陪她去做了個檢查，醫生說沒什么大問題，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并發癥，需要住幾天院調理一下。

辦完住院手續，把母親安頓好，天已經黑了。

母親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沒說話。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是在想醫藥費的事。

我跟她說：“媽，你放心住。錢的事，我來想辦法。”

她看著我，笑了笑：“媽沒事。”

我沒說什么，轉身走出了病房。

站在走廊里，我看著手機里的余額，只有三萬多塊。這些錢，撐不了多久。

我想給蔡高爽打電話，又覺得不好意思。剛辭職就找人借錢，實在說不過去。但母親的病不能拖，我必須想辦法。

正在這時，手機響了。

是曾羽彤的號碼。

我看著屏幕上的名字，猶豫了幾秒。然后接了。

“喂？”我的聲音很冷。

“薛洋……你在哪？”曾羽彤的聲音有點啞，像是哭過。

“你能不能來一趟公司？我有事跟你商量。”

我沒說話。

她說：“算我求你，行嗎？”

我說：“行。明天上午。”

掛了電話，我看著窗外。

醫院樓下，路燈昏黃。幾個病人穿著病號服，在花園里走著。有人拄著拐杖，有人坐著輪椅，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我深吸了一口氣，把手機揣進兜里。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公司。

推開曾羽彤辦公室的門，她正坐在辦公桌后面，面前放著一杯已經涼了的咖啡。她穿著一件灰色的西裝，頭發有點亂，看起來一夜沒睡。

“來了？”她抬頭看了看我，聲音很疲憊。

我坐下：“什么事？”

她沉默了一會兒：“薛洋，我想跟你聊聊。”

“聊什么？”

“聊你辭職的事。”她看著我，“我知道，我做得不對。我不該這樣對你。但公司現在真的很困難，我需要你回來。”

她繼續說：“你可以提條件。工資恢復到原來的水平，我給你加薪，再加項目獎金。只要你能留下來。”

我說：“那些跟我一起辭職的同事呢？”

她愣了愣：“他們也……可以回來。”

“工資恢復嗎？”

“……恢復。”

“降薪文件撤銷嗎？”

“……撤銷。”

我看著她：“就這些？”

她張了張嘴，沒說話。

我站起來：“曾總，你給的這些條件，我不滿意。”

她的臉色變了：“那你想要什么？”

我說：“我要你公開對賭協議。”

她愣住了。然后臉色變得很難看：“你……你怎么知道的？”

我說：“我有我的渠道。”

她盯著我看了半天，最后靠在椅背上，苦笑了一聲：“薛洋，你變了。”

我說：“人都會變。”

她沉默了很久。

辦公室里很安靜。只有墻上的掛鐘在滴答滴答地響。

最后她說：“薛洋，算我求你。只要你能回來，條件你開。我什么都答應。”

我看著她。這個曾經意氣風發的女人，現在看起來像個落水的老鼠。我心想，活該。

但我沒有說出口。我說：“我想考慮考慮。”

她急了：“你不能考慮！后天就是項目驗收的截止日期，你不回來，公司就完了！”

我說：“那是你的事。”

她一下子站起來，繞過桌子，走到我面前：“薛洋，我……”

她說著，突然跪了下來。

“我求你了。”

我愣住了。

我可沒想到她會跪下。

她跪在地上，低著頭，肩膀在抖。

我不知道該怎么辦。看著她跪在地上，我的心里說不出的復雜。有痛快，有憤怒，還有一絲絲憐憫。

我沒有拉她。

我說：“曾總，你起來。這個樣子不好看。”

她沒動。

我說：“你起來，我考慮考慮。”

她抬起頭，眼睛紅紅的：“真的？”

“真的。”

她慢慢站起來，整理了一下衣服。

我轉身走出了辦公室。

走到門口的時候，我回頭看了她一眼。

她站在辦公桌旁邊，低著頭，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關上門，走了。

04

從公司出來，我直接去了醫院。

母親剛打完針，正靠在床上看手機。見我進來，她笑了：“來了？”

我坐在床邊：“媽，感覺怎么樣？”

“好多了。”她把手機放在一邊，“公司的事處理得怎么樣了？”

我不想讓她擔心，就說：“還在談。”

她點點頭，沒再問。

我陪她坐了一會兒，手機響了。是蔡高爽打來的。

“老薛，在哪兒？”

“醫院陪我媽。”

“你媽怎么了？”

“老毛病，住院調理。”

他沉默了幾秒：“那你先忙。晚上有空嗎？出來喝兩杯。”

掛了電話，我看著母親。她已經閉上眼睛，呼吸很輕，像是睡著了。

我輕手輕腳地站起來，走出了病房。

晚上八點，我跟蔡高爽約在一家小飯館見面。

他點了一桌子菜，還叫了一瓶白酒。

“我這幾天想了很多。”他給我倒了杯酒，“我覺得咱們不能就這么算了。”

我說：“怎么說？”

“曾羽彤那女人，吃硬不吃軟。咱們如果回去，她肯定還會想辦法收拾咱們。”他喝了一口酒，“得給她點顏色看看。”

我說：“我手上有她偷稅的證據。”

他眼睛一亮：“真的？”

“真的。以前做賬的時候，經手過。我記得很清楚。”我喝了一口酒，“但我不知道那些東西還在不在。”

“在不在不重要。”他放下酒杯，“重要的是，她知道你有這些東西。”

我笑了：“你這個法子好。”

那天晚上，我們聊到很晚。聊了很多。聊怎么對付曾羽彤，聊怎么開公司。最后他問我：“老薛，你恨她嗎？”

我想了想：“不恨。只是覺得不值。”

他說：“我也是。”

吃完飯，已經十一點了。我走出飯館，街道上人很少，路燈把影子拉得很長。

我站在路邊，點了根煙。

手機響了。是一個陌生號碼。

我接起來：“喂？”

對面是一個男人的聲音：“是薛洋先生嗎？”

“我是。”

“我是曾總的律師。曾總委托我跟你商量一下你離職的事情，你看你什么時候方便，見個面？”

我說：“明天吧。”

掛了電話，我看著手機屏幕。

律師。曾羽彤的律師來了。

我心里有一絲緊張，又有一絲興奮。

這場仗，才剛剛開始。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律師的事務所。

事務所不大，在一棟寫字樓的十二樓。律師姓吳，中年人，戴著一副金絲眼鏡，看起來很專業。

“薛先生，請坐。”他給我倒了杯水。

我坐下，看著他：“什么事？”

他遞給我一份文件：“這是公司給你出具的離職證明，你看看有沒有問題。”

我翻開看了看。一切都寫得很規范，離職時間、離職原因、經濟補償……該有的都有。

我合上文件：“條件呢？”

吳律師笑了笑：“薛先生是聰明人。曾總的意思是，只要你簽了這份離職證明，你就過去的事全都一筆勾銷。公司不會再追究你帶走技術團隊的事，你也不用承擔任何責任。”

我說：“那對賭協議呢？”

他的笑容僵住了。

“曾總跟你說過？”他問。

我說：“我自己查的。”

他沉默了幾秒：“薛先生，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對賭協議是公司跟投資機構之間的事，跟你沒有關系。”

我說：“那如果我舉報呢？”

他盯著我看了半天：“薛先生，你這樣做事，對你沒有好處。”

“吳律師，你這樣說話，對我也沒有用。”我站起來，“你回去告訴曾總，我對她那些把戲沒興趣。但她要是想拿這份離職證明打發我，那她打錯算盤了。”

走到電梯口的時候，吳律師追了出來：“薛先生，你等等！”

我轉過身：“還有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