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下得很大，砸在臉上生疼。

我蹲在天橋下，烤紅薯的爐子冒著白氣，熱騰騰的，跟這冷得刺骨的天氣形成對比。

一個裹著破棉襖的女人走過來，頭發(fā)亂糟糟的，臉上都是灰，嘴唇凍得發(fā)紫。

她蹲在爐子前，盯著紅薯看了好一會兒。

“老板，能賒一個嗎？”

聲音沙啞，但我還是聽出來了。

是肖真熙。

我的手抖了一下，紅薯鉗差點掉在地上。

十年了，我從沒想過會在這種地方見到她。

當年那個穿名牌、開跑車的班花，如今穿著我大學時丟的那件破棉襖，蹲在天橋下討一個紅薯。

她抬眼看我，愣住。

“程光濟？”

我沒說話，把爐子里最大的一個紅薯夾出來，塞進她手里。熱騰騰的蒸汽撲在她臉上，她低下頭，眼淚砸在紅薯皮上，濺起細小的白氣。

“你媽的事，我知道了。”

風很大，吹得爐子里火星直竄。我看著她，想起十年前她說過的話：“程光濟，跟我打牌，我輸給你10萬塊。”

那是我這輩子拿過的最燙手的錢。也是我這輩子還不清的債。

01

大一的冬天，我在食堂被肖真熙撞翻餐盤。

那是開學第三個月，我每天的伙食費控制在五塊錢以內。

早上一個饅頭，中午打一份素菜，晚上就著開水啃饅頭。

錢不多，但能撐過去。

那天我打了人生中第一份紅燒肉，想犒勞自己考了全班第一。

三塊錢一份，我猶豫了半分鐘才遞出飯卡。

紅燒肉剛端到手，后背被人撞了一下。

盤子飛出去，紅燒肉灑了一地。湯汁濺到我洗得發(fā)白的鞋子上，油汪汪的一片。鞋子是我媽寄來的，她說在鎮(zhèn)上買的，三十五塊，讓我穿暖和點。

“你眼瞎啊？”肖真熙的聲音從背后傳來。

我蹲在地上，一片一片地撿肉。周圍同學都停下來看我，有人拿手機拍。我沒什么感覺，只是心疼那塊肉，三塊錢一份呢，夠我吃兩頓素菜了。

“你……”肖真熙的聲音忽然變了，“你在干嘛？”

我沒抬頭：“撿起來，洗洗還能吃。”

“你惡不惡心？”她踩住我撿起來的肉，“有錢買肉，沒錢買個新盤子？”

周圍有人笑出聲。

我慢慢站起來，看著她。

她穿著一件白色羽絨服，牌子我認識，在商場里見過，標價三千八。

頭發(fā)扎成高馬尾，化了淡妝。

長得很漂亮，但下巴總是抬得高高的，看人都是用眼角瞟。

我從口袋里掏出飯卡，遞給她：“刷卡吧，盤子的錢我賠。”

她沒接，反倒從錢包里抽出兩百塊，甩在我面前。

“拿去買個新碗，別用手吃飯了，丟我們班的臉。”

錢落在地上，剛好落在那灘油污里。紅色的鈔票沾了油，在燈光下反著光。

我看著她，沒說話，也沒彎腰撿錢。蹲下去繼續(xù)撿我的紅燒肉。一塊一塊，全撿起來，放進碗里。油漬沾了我一手，黏糊糊的，但我不在乎。

“你……”她聲音有點抖。

我端著碗站起來，從她身邊走過去。

沒走兩步，聽她猛地踢翻旁邊的凳子，沖出食堂。

凳子在地上滾了兩圈，發(fā)出刺耳的響聲。

食堂阿姨在后面喊：“同學，凳子壞了要賠錢的！”但她已經跑遠了。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在教學樓刷廁所。

勤工儉學，一個小時五塊錢。

男生宿舍樓三層，一共六個廁所，每天晚自習后刷一遍，刷完差不多十點半。

我刷到第三間的時候，聽見有人在外面的走廊哭。

我推門出去，看見肖真熙坐在樓梯上哭。

她穿的那件白羽絨服在昏暗的燈光下格外刺眼。她把頭埋在膝蓋里，肩膀一抖一抖的，哭得很壓抑，像是怕被別人聽見。

她看見我，立刻擦掉眼淚，站起來就走。

“等等。”我叫住她。

她回頭，眼睛紅紅的，眼線都花了。

我遞給她一包紙巾。那是食堂里順的，我平時舍不得用，揣在口袋里應急。她猶豫了一下，接過去。

“程光濟，”她忽然說，“你是不是恨我？”

“不恨。”

“那你為什么不撿那兩百塊錢？”

我看著她的眼睛，說：“因為我媽教過我，錢可以賺，尊嚴不能丟。”

她愣住了。

過了好一會兒，她忽然笑了一下：“你媽是個好老師。”

“你怎么知道我媽是老師？”

她像是說漏了嘴，立刻轉身跑了。腳步聲在樓道里回蕩，越來越遠。

我看著她消失在樓道盡頭，心里隱隱覺得奇怪。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我媽教過她。也不知道，我媽是因為她，才生病的。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室友都已經睡了。

我躺在硬邦邦的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

想著那兩百塊，落在地上，我為什么沒撿？

晚上餓了，啃了一個昨天剩的饅頭，喝了兩杯開水。

肚子咕咕叫，但我忍得住。

這樣的日子，我過了二十年了。習慣了。

02

那之后，肖真熙開始出現在我打工的地方。

學校食堂二樓，我負責收盤子和擦桌子。

每天早上六點半到八點，中午十一點到一點，晚上五點到七點。

一天六個小時，一個月三百塊。

活不累，就是站得腿疼。

她每天中午都來，點最貴的菜，然后一口不吃。

水煮魚、椒鹽排骨、紅燒獅子頭，每樣七八塊，夠我吃兩三天。

她就坐在靠窗的位置，盯著我看。

我看她的時候，她又會假裝在看窗外的風景。

我以為她是故意來找茬的。但她不鬧事，就是坐著，眼睛一直追著我。

每次我收拾她那張桌子，盤子底下都壓著點什么。

有時候是一百塊，有時候是兩百塊，還有一次是一張超市購物卡。

我把錢和卡收起來，整整齊齊地摞在口袋里，準備找機會還給她。

我知道她家在江邊有別墅，開的是保時捷，不在乎這點錢。

但我在乎。

我不想欠任何人。

第一周結束的時候，我把錢裝在一個信封里，寫了一句話：“謝謝，但我不能要。”然后塞進她的書包。

第二天她就當著全班的面把信封撕了。

碎紙片飛了一地，像雪花一樣。

“程光濟，”她拍著桌子喊，“你以為我稀罕這點錢？”

全班同學都轉過頭來看我。我坐在角落里，一句話沒說。我早就習慣了成為焦點，只是沒想到是因為這種事。

那天下晚自習，我看見她蹲在教學樓后門的角落里哭。這次哭得比上次還厲害，整個人都在發(fā)抖。

我走過去，遞給她一包紙巾。還是食堂順的。

“又怎么了？”

她沒接紙巾，抬頭看著我，眼睛又紅又腫。

“程光濟，你是不是覺得我特別討厭？”

我實話實說：“是。”

她眼淚又掉下來，但沒發(fā)火。她用袖子擦了一下，袖子很快就濕了一片。

“我不是故意的，”她說，“我只是不知道該怎么跟你說話。”

“那就別說。”

我轉身要走，她忽然叫住我：“你媽媽叫什么名字？”

我一愣：“你問這個干嘛？”

“不干嘛，”她低下頭，“隨便問問。”

我沒多想，隨口說：“姓程，叫程玉瓏。”

她身子猛地抖了一下，像是被什么東西擊中了。她的手攥著羽絨服的衣角，指關節(jié)泛白。

“你怎么了？”

“沒事，”她站起來，背對著我，“過兩天，我找你打牌。”

“我不會打牌。”

“我教你。”

她走了幾步，又回過頭看著我：“程光濟，打牌能贏錢，你就不用在食堂干活了。”

“我不要你的錢。”

“誰說是我的錢？”她笑了笑，眼淚還掛在臉上，“贏來的錢，是你自己的。”

那時候我不懂她什么意思。

只記得她說完這句話，眼底有我從未見過的難過。

那種難過不像是一個富家女會有的，更像是一個背負著什么的人，壓抑了很久之后露出的表情。

03

肖真熙真的帶人來找我打牌了。

那是一個周六的晚上，她帶了三個同學，敲開了我們宿舍的門。

我正躺在床上翻一本破舊的計算機書，那是我在舊書攤上花兩塊錢淘來的，書頁都發(fā)黃了，但內容還挺有用。

室友們都看見她進來，全都愣住了。

“程光濟，”她把手里的牌往桌上一扔，“打牌。”

“我不會。”

“我教你，很簡單的。”

我看著她，想拒絕。

但室友們都用一種“你傻啊”的眼神看著我。

其中一個壓低聲音說：“程光濟，她家在江邊有個別墅，一頓飯錢夠你一個學期的生活費。你跟她打一局，說不定能贏下個月的伙食費。”

我咬了咬牙，坐到了桌前。

那一晚，我輸了五百塊。

但我沒出一分錢。肖真熙把贏來的錢全推到我面前：“我耍賴的，這算我們平局。”

“你……”

“拿著，”她站起來，“明天繼續(xù)。”

接下來的兩個月，每隔三五天她就來找我打牌。

有時候在宿舍，有時候在學校的茶室，有時候在她江邊的別墅。

那別墅很大，光是客廳就有我們宿舍四倍大，裝修得金碧輝煌。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手腳都不知道往哪放。

“別緊張，”她給我倒了杯果汁，“這就是個打牌的地方。”

技術越來越好，手氣也越來越順。

從一開始的緊張，到后來的從容，再到看見她的牌面就知道該不該叫牌。

她每次輸錢的時候就抿著嘴笑，像是早就料到了一樣。

我贏的越來越多。

從五百到一千，從一千到五千，最后到一個晚上贏了兩萬塊。

錢整齊地摞在她面前的桌上，她一張一張地推過來，從來沒有皺過眉頭。

“肖真熙，你不心疼嗎？”

“不心疼。”她盯著手里的牌，頭也不抬。

“兩萬塊，夠我過一學期了。”

“那你就好好過。”

那天晚上，我贏了十萬塊。

她把最后一張牌扔在桌上，把一疊現金推到我面前：“程光濟，你贏了。”

我看著她，手有點抖。

十萬塊，是四年的學費，是一家人幾年不吃不喝才能攢下的錢。

我爸在工地上搬磚，一個月兩千塊，一年兩萬四，要攢四年才能攢夠十萬塊。

“為什么？”我聲音發(fā)啞。

“什么為什么？”

“為什么故意輸給我？”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誰說我故意輸？你是真打得好。”

“肖真熙……”

“拿著，”她站起來，“程光濟，這錢是你憑本事贏的。”

我咬了咬牙，把錢裝進口袋。手摸到那些錢的時候，我能感覺到自己手指在發(fā)抖。不僅僅是興奮，還有一種說不清的愧疚。

那之后，全班都知道了。有人羨慕我，有人嫉妒我，但更多的人在背后說我“攀上富二代了”

“吃軟飯的”。

這些話傳到了我耳朵里，但我沒解釋。

解釋什么呢？

說我是憑本事贏的？

誰會信？

一個貧困生，一個富二代，日夜打牌，贏走十萬塊。

最難堪的是張雪兒。

張雪兒是我們班的學習委員，一個文文靜靜的姑娘。

我跟她接觸不多，但她偶爾會借筆記給我，也會在我打工回來晚的時候幫我打一份飯，放在我桌上，壓在書底下。

那天晚上，她把我叫到操場邊上。操場很大，周圍種了一排法國梧桐，葉子落了一地。風一吹，沙沙響。

“程光濟，”她低著頭，聲音很小，“你是不是喜歡肖真熙？”

“不是。”

“那你為什么天天跟她在一起？”

“我說了，是打牌。”

“打牌？”她抬起頭，眼睛紅了，“同學們都在說你……”

“說什么？”

“說你靠她吃飯。”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面子上還是冷靜：“他們愛說就說。”

張雪兒咬了咬嘴唇，忽然說：“程光濟，如果你缺錢，我可以……”

她沒說完，我打斷了她：“不用，謝謝。”

我轉身走了。

不是我狠心，而是我知道，我配不上她。

那時候我窮得連自己都養(yǎng)不活，拿什么去喜歡一個人？

張雪兒家境一般，但至少過得去。

我找了她，就是拖累她。

可讓我沒想到的是，這話傳到了肖真熙耳朵里。

第二天，她站在教室門口，黑著臉等我。

04

“程光濟，”肖真熙把我拽到走廊盡頭，“張雪兒找你表白了？”

“沒有。”

“她要是表白了，你會答應嗎？”

“不會。”

“為什么？你不是喜歡她嗎？”

我看著她的眼睛：“我誰都配不上。”

她愣住了，然后低下了頭。過了好一會兒，她忽然說：“程光濟，你最近看過你媽的體檢報告嗎？”

我一愣：“什么意思？”

“沒什么，”她搖搖頭，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紙，“這個是南方的創(chuàng)業(yè)機會，那邊有科技公司招人，你成績這么好，應該去試試。”

我接過那張紙，是一張招聘傳單。

上面印著某某科技公司，在深圳，招軟件開發(fā)實習生，包吃住，月薪三千五。

三千五，是我爸辛苦搬磚兩個月的工錢。

我看著那張紙，心里翻涌著說不清的情緒。她為什么這么幫我？為什么要給我這種機會？

她遞給我，轉身就走。

“肖真熙！”

她停住，沒回頭。

“你為什么要幫我？”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為她不打算回答了。

“因為你媽是個好人。”

她走了，剩下我一個人站在走廊里，對著那張紙發(fā)呆。風吹過來，紙張嘩嘩響。我把它折好，放進口袋里。

而我不知道的是，三天后，我媽的體檢報告出來了。

胃癌晚期。

那天晚上，我給我媽打電話。

她聲音很輕，說是有點胃不舒服，沒大事，讓我別擔心。

我信了，因為我媽從來不說自己不好。

從小到大，她只說“沒事”

“不要緊”

“你放心讀書”。

后來，我才知道她那時候已經瘦了二十斤，吃什么吐什么，但還是每天去學校上課。

她教了一輩子書，從來沒有請過假。

我把那張招聘傳單翻出來，看了又看，最后收進抽屜里。沒去。因為我知道，我去了，就再也見不到我媽了。

我媽是那年的冬天走的。

我趕回去的時候，她已經說不出話了。

她拉著我的手，瘦得只剩下一層皮。

指甲蓋泛著青白色，上面還有粉筆灰的痕跡。

她費了好大的勁，才說出一句話：“光濟，要記得對得起那些人。”

我問她誰，她沒說，只閉上了眼睛。

她走之后，我整理她的遺物。

衣服、書、筆記本，都整整齊齊地疊著。

她連走都走得那么利索，不給我添一點麻煩。

她的書桌上放著一摞作文本，是學生的，改到最后一篇，批注只寫了兩個字：“很好。”

我坐在她的書桌前，終于哭了出來。

那是我這輩子第一次哭。也是最后一次。

翻她的衣柜的時候，發(fā)現一個鐵盒子。打開，里面是一大堆信。全是寫給一個人的，但一封都沒寄出去。收件人名字：肖真熙。

我一封一封地看，越看手越抖。

媽在信里說：“熙熙，老師不怪你了。那件事之后，老師一直在想，是不是我做得不夠好，才讓一個學生做出那種事。”

“聽說你考上了好的大學，老師很高興。”

“老師這輩子教過很多人，最牽掛的就是你。”

“希望你能好好的，也希望有一天，你能替老師照顧光濟。”

信的日期，是我大一那年。

所以，肖真熙是因為我媽，才來找我的。

可我媽為什么會對她說“替老師照顧”？

那件事，是什么事？

我翻遍所有信，沒找到答案。

只在一封信的背面，看見我媽用鉛筆寫的一行小字：“胃癌確診，別告訴光濟，讓他安心讀書。”

字很小，鉛筆寫的，歪歪扭扭。看得出來，寫的時候手在抖。

我抱著那堆信，坐在她書桌前，一夜沒合眼。

媽告訴我，要記得對得起那些人。可那些人，是誰呢？

是肖真熙嗎？

是那個害她生病的人嗎？

05

十年。

從那天到現在，整整十年。

我讀完大四，用那十萬塊交清了學費，拿著肖真熙給我的那張紙，去了南方。

坐了一天一夜的綠皮火車，硬座，屁股都坐麻了。

但我沒覺得苦，因為我在心里對自己說：程光濟，你媽用命換來的機會，你不能浪費。

從最基層的程序員做起，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從來沒休息過。

睡過公司的地板，吃過五毛錢一包的泡面，熬過三天三夜的連續(xù)加班。

第三年自己開了公司，做金融軟件，運氣好趕上了行業(yè)風口。

第六年，公司市值超過三個億。

我什么都有了。

但媽沒了。

她是在我畢業(yè)那年的冬天走的，沒能看見我穿上西裝，也沒能看見我站在自己的公司里。

我買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帶電梯，窗外能看到江。

房子裝修好了，家具買好了，可她一天都沒住過。

我每年回老家，給她上墳，燒紙，放鞭炮。

村子里的人都叫我“程總”，說我出息了。

可我只想叫一聲媽，告訴她，她兒子現在過得很好，不用再啃饅頭了，不用再刷廁所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去哪去哪。

可是她聽不見了。

今年冬天，母校一百周年校慶。

我本不想去，但校長親自打電話來，說我是學校的杰出校友，要上臺發(fā)言。

我推不掉，就飛了回去。

坐的是頭等艙，空姐笑容滿面地問我喝什么。

我想起十年前在綠皮火車上，連一瓶礦泉水都舍不得買，渴了就蹭洗手間的水龍頭。

校慶那天，我穿著定制西裝，站在臺上的時候，底下很多人都在拍照。

“咔嚓咔嚓”的快門聲此起彼伏。

我對著話筒說：“謝謝母校培養(yǎng)了我，也謝謝那些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幫助過我的老師和同學。”

我刻意沒提肖真熙的名字。

天知道，我說不出口。

那天的晚宴上，我遇到了宋俊杰。

宋俊杰是我們那一屆最有錢的幾個人之一，家里做房地產。

大學的時侯，他追過肖真熙，追了大半年，又是送花又是送包，但被拒絕了。

聽說他當時氣得把車都砸了。

“程總，”他端著酒杯走過來，“好久不見。”

我點了個頭：“好久不見。”

“聽說你公司做得不錯。”

“還行，混口飯吃。”

他笑了笑，壓低聲音：“肖真熙的事，你知道嗎？”

我端著酒杯的手一頓：“什么事？”

“你不知道？”他故作驚訝，“她爸的公司破產了，跳樓了。她欠了三百萬，日子很不好過。”

三百萬。

我的手有點抖。

宋俊杰遞給我一張照片。

照片上，肖真熙站在一個破舊的陽臺上，穿著洗舊的毛衣，在數錢。

頭發(fā)干枯松散，臉上沒什么肉，顴骨都凸出來了。

跟她記憶里的那個班花判若兩人。

當年那個穿三千八羽絨服的女孩，現在連一件像樣的毛衣都穿不起了。

“她住在哪？”

我把照片翻過來，看見背面的地址。

一個爛尾樓，城郊。

吃完飯，我開車找到那個地方。

導航導了半天，越走越偏，周圍連路燈都沒有了。

是十年前爛尾的一片小區(qū)，據說開發(fā)商跑路了，樓沒蓋完，沒水沒電，墻皮都掉光了。

路邊的野草長到膝蓋高，風吹過來，嘩啦啦響。

她住在五樓。我爬上樓梯的時候，聽見有人在哭。哭聲斷斷續(xù)續(xù)的，像是怕被別人聽見，捂著自己的嘴在哭。

我走到門口，透過門縫往里看。

門是壞的，關不嚴實，露出一條縫。

屋里沒有燈，只有一根蠟燭點在角落。

她坐在地上，面前攤著一堆賬單，一只手拿著筆，一只手撐著額頭，肩膀一抖一抖的。

地上全是揉成團的紙，白花花的一片。

我一直沒進去。

下了樓，我掏出手機給宋俊杰打電話：“那三百萬，我替她還。”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程光濟，你瘋了？”

“我沒瘋。”

“你知不知道那筆錢是怎么欠的？”

“不管怎么欠的，我還。”

宋俊杰在電話里冷笑了一聲：“你是不是以為肖真熙是個受害者？”

我愣住了。

06

宋俊杰約我在學校對面的一家咖啡館見面。

那是十年前我們常去的地方，如今裝修翻新了，但柜臺的位置沒變。

老板換了，墻上掛的照片也換了。

我還記得大學的時候，肖真熙經常帶我來這里，說這里的咖啡最香。

但我從沒喝過，太貴了，一杯頂我半個月的生活費。每次來我都只點一杯白開水，坐在角落里看他們打牌。

“說吧。”我坐在宋俊杰對面。

他喝了一口咖啡，慢慢放下杯子。咖啡勺碰在杯沿上，發(fā)出清脆的響聲。

“你知道你媽是怎么得病的嗎？”

我心里“咯噔”一聲：“跟這有什么關系？”

“你媽是胃病。”

“是胃癌。”

“對，胃癌。”他看著我，“你知道她為什么會得胃癌嗎？”

我沒有說話。

“因為你媽被人舉報了。”

“舉報？”

“有人舉報她打學生，體罰學生，事情鬧得很大。學校為了息事寧人，讓她停職一年。她氣不過，身體就垮了。”

“誰舉報的？”

宋俊杰沒說話，只是看著我的眼睛。他的眼神很平靜，像是在說一件跟他無關的事。

我腦子“嗡”的一聲，猛地站起來：“不可能！”

“你可以不信，”宋俊杰靠在椅背上，“但你可以問問肖真熙。”

我的手在發(fā)抖。我拿起手機，翻出肖真熙的號碼，撥過去。

響了三聲，接了。

“喂？”她的聲音沙啞。

“是我，程光濟。”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然后傳來壓抑的哭聲。哭聲很小，像是怕被我發(fā)現她在哭。

“你知道了？”她問。

“我想聽你說。”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為她掛了。

“是，我舉報的。”

她的手抓著他的胳膊，滿臉淚痕。

“高中那年，你媽是我的班主任。我?guī)ь^逃課，帶頭搞小團體，帶頭跟她作對。我那時候特別叛逆，覺得全世界都對不起我。”

“那天晚上我著急想找人打牌，我一直在找你，但是找不到……是你媽不讓你接電話。我一氣之下就去舉報了……”

“我不知道她胃不好。我不知道事情會鬧那么大。”

“等她被停職的時候，我才知道她已經病了。”

“后來，我去看她，她不但沒怪我，還跟我說沒關系。”

“她說，你是個好學生，讓我好好讀書，將來照顧你。”

“程光濟，我對不起你。真的對不起。”

我拿著電話，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窗外開始下雪了。雪花很大，一片一片地貼在玻璃上，很快就融化了，留下一道道水痕。

我掛了電話，坐在咖啡館里很久。服務員過來問我還要不要點什么，我搖搖頭。

我把那杯涼透的咖啡端起來，一口喝完。

苦的。

真的很苦。

07

我回到車上，坐了很久。

雪越下越大，車窗上覆了一層白。我看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覺得自己像個笑話。一個天大的笑話。

這十年，我一直在想，肖真熙為什么要幫我。

我以為她是好心，是善良，是可憐我。

可我從沒想過，她是在贖罪。

她做錯了事，所以用錢來彌補。

可我媽呢？

我媽被她氣病了，到死都沒怪她一句。

媽在信里說“不怪你”，在鉛筆字里寫“別告訴光濟”。

她一個人扛著所有，連死都不肯讓我知道真相。

我該恨她。

我該把這十萬塊甩在她臉上，告訴她我不稀罕。

可我說不出口。

因為我知道，沒有那十萬塊，我不可能完成學業(yè)，不可能去南方，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沒有她，我現在可能還在工地上搬磚，或者在小工廠里打零工，一個月掙兩三千塊。

所以我該感謝她。可我也知道，如果沒有她，我媽不會那么早走。媽才四十六歲，還能再教十年書，還能再過幾年好日子。可是她什么都沒等到。

這筆賬，我算不清楚。

我把手機扔在副駕駛座上，發(fā)動了車。引擎轟隆隆響了兩聲，我踩下油門，車子沖了出去。

但剛開出兩米，我又停了下來。

我想到她的聲音。

想到她站在爛尾樓上數錢的樣子。

想到她說“我對不起你”的時候，那個小心翼翼的語氣，像是怕我掛電話。

想到我媽的信：“希望有一天，你能替老師照顧光濟。”

我攥緊方向盤，指關節(jié)發(fā)白。

過了很久，我松開方向盤，把手伸進衣服口袋里，摸到那張發(fā)黃的紙條。

那個招聘傳單。

背面有一行字，是肖真熙寫的：“程光濟，你一定能出人頭地。”

字很丑，歪歪扭扭的。她寫字一直不好看，小時候沒好好練過。

我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終于閉上了眼睛。

08

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我買了一個烤紅薯爐子。

在一家五金店里買的，舊的，但還能用。老板說：“小伙子，你要這個干嘛？這玩意又臟又累。”

我沒回答。又去了菜市場，買了五十斤紅薯，挑的最好的那種，紅心的，烤出來又甜又糯。

然后租了天橋下的一個攤位。一晚上五十塊，從晚上六點到凌晨兩點。

我想了一整夜，想用最普通的方式見她。

我不想讓她覺得，我是來施舍她的。也不想讓她覺得，我是來報復她的。我只是想，讓她吃一個熱紅薯。就像當年，她給我那張招聘傳單一樣。

第二天，雪還在下。

我穿上大學時穿的那件舊羽絨服，洗得發(fā)白了，袖口都磨破了。

我一直沒扔，也不知道為什么。

可能是舍不得，也可能是想留個念想。

我把爐子支好，紅薯一個個擺上去，火開小點，慢慢烤。紅薯的香氣飄出去，混著雪落在爐子上的“滋滋”聲，很好聞。

路過的行人偶爾會停下來買一個。三塊錢一個，熱騰騰的，捧在手里暖呼呼的。我就這么蹲在爐子前，看著時間一點一點流走。

快到中午的時候，一個穿破棉襖的女人走過來。

她從口袋里掏出幾塊錢，數了又數，最后收回去。

我抬起頭，看見那張熟悉的臉。

她的頭發(fā)亂蓬蓬的，臉上被冷風吹得發(fā)紅，嘴唇干裂，起了皮。她的手上都是裂口，舊棉襖的袖子短了一截，露出來的手腕瘦得像根柴。

我第一次見她的時候，她穿著三千八的羽絨服，頭發(fā)扎得一絲不茍，臉上畫著精致的妝。現在，她連一件完整的棉襖都買不起了。

我認識那件棉襖。

那是我大學時穿的。畢業(yè)的時候搬宿舍，我把它丟在了垃圾堆旁邊。太舊了，洗得都起球了，我想著扔了算了。

她撿起來了，還穿在身上。

她看見我的那一刻，眼睛睜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