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兩地書》（魯迅、許廣平著）、《魯迅全集》、《魯迅年譜》、百度百科"魯迅與許廣平"詞條、澎湃新聞《魯迅去世以后的許廣平與朱安》、澎湃新聞《魯迅生命中最后的時日》、新民周刊《魯迅在上海：最后10年》、中國作家網《魯迅故居：住在且介亭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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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上海虹口區山陰路大陸新村九號，凌晨五時二十五分。

那一夜，許廣平守在床邊，窗外的虹口還沒有醒來，整條弄堂都沉在黑暗里。

屋子里只有魯迅斷續的呼吸聲，以及偶爾傳來的秋風擦過老木窗的聲響。

就在天將破曉之前，那只握過無數支筆的手，在她的掌心里漸漸冷了下去。

那一年，魯迅去世，享年五十六歲，距他與許廣平在上海開始共同生活，整整過去了九年。

后人記住了很多關于他們的事——師生相戀，相差十七歲，沖破舊禮教，兩人共同生活在那段動蕩的歲月里。

這段情事被反復書寫，被稱作民國文壇最動人的情緣之一。

然而，很少有人去細究那九年的最后幾年，究竟是什么模樣。

魯迅在1934年題在《芥子園畫譜》上的詩里寫過"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那個"哀"字，被許多人略去了。

三十二年后，許廣平臨終前留下的那句"我，不留骨灰，不與他合葬"，也很少被放進那段情緣的完整敘述里。

把這兩句話放在一起，才能看見那段感情走過的全部路途——不只是書信里那些熱切的討論與深情，還有大陸新村九號的深夜里，病床旁的藥碗與溫度計，以及那個在生命最后時刻說出"忘記我"三個字的人，在那個凌晨，究竟將一段關系里多少來不及說清的東西，以最簡短的方式，在燈將熄滅之前，一并道盡……

【一】1925年，北京，一封信打開的故事

故事的起點，是1925年3月11日，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一間宿舍里。

許廣平坐在桌前，寫下了她寄給魯迅的第一封信。

那時她是一名學生，魯迅是她的老師，在北京女師大兼授國文課。

信里滿是她對社會與人生的困惑，以及作為一個年輕人面對時代時那種無處排解的苦悶。信的開頭，她寫道："我現在所最愁不過的，就是……無處不是苦悶，苦悶，苦悶……"

第二天，她就收到了回信。

魯迅在信里稱她為"廣平兄"，這個稱呼本身，在那個年代已經是一種平等的態度，是把她當作可以在思想上平等對話的人來看待。

許廣平，1898年2月12日出生于廣東番禺一個敗落的官僚家庭，是近代廣州第一家族許拜庭的后人，自幼性格叛逆，不愿纏足，拒絕父母之命，選擇北上求學。

在北京女師大讀書期間，她遇到了魯迅，兩人的感情從師生的課堂討論開始，在書信往來中逐步加深。

從1925年3月到1929年6月，兩人往來書信一百三十五封，后來編成《兩地書》出版，全書分三集，收錄了兩人從相知到相戀中不同時段的往來書信。

《兩地書》里沒有華麗的辭藻，魯迅在序言中寫道："如果定要恭維這一本書的特色，那么，我想，恐怕是因為它的平凡罷。"

在那些信里，他們共同探討社會問題，討論文學方向，爭論人生與時代，感情在這種頻繁的思想交鋒中悄悄滋長。

許廣平后來回憶，兩人之間的愛情，"異于他人之處，就是從師友發展到完全的了解和愛慕"。

許廣平說："沒有燦爛的花，沒有熱戀的情，我們的心換著心，為人類工作，攜手偕行……"

1925年，"女師大風潮"進一步升級，魯迅因支持進步學生正義斗爭被教育總長章士釗免除教師職務，許廣平也遭受牽連，在魯迅的幫助下，住進魯迅居住的胡同。

這段共同經歷，讓他們從書信往來走向了更近的生活距離。

1925年10月，即將畢業的許廣平，在魯迅主編的《國民新報》副刊發表了《同行者》一文，公開表達了對魯迅的愛，她說自己不畏懼"人間的冷漠、壓迫"，"一心一意地向著愛的方向奔馳"。

在《風子是我的愛》里，她又宣布誓言，針對舊禮教的威嚇，她說："不自量也罷，不相當也罷，合法也罷，不合法也罷，這都與我不相干！"

這些公開的表達，讓他們在上海的同居在開始之前就已經引發了外界的議論與非議。

魯迅的弟弟周作人，公開表示不予承認這段關系。

然而流言再多，都沒有能夠阻止兩人走到一起。

1927年10月3日，他們從廣州抵達上海，從此開始了共同的生活。

【二】1927年，上海景云里，同居生活的開始

1927年10月3日，魯迅和許廣平從廣州抵達上海，先入住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的共和旅館，五天后，經周建人介紹，搬進了虹口橫浜路景云里二十三號，與許廣平開始了同居生活。

景云里那時已經住有魯迅的弟弟周建人，以及茅盾、葉圣陶等文化人，據許廣平回憶，那時"頗不寂寞"。

在景云里的兩年半時間，魯迅在這一排房子里輾轉搬遷了三回——先住二十三號，因鄰居打麻將噪音太大無法寫作，搬到十八號，后仍不堪其擾，又搬到十七號，直到1930年5月才遷居拉摩斯公寓。

1929年5月，孕期五個月的時候，許廣平的姑母到上海，她將實情告訴了姑母，并請她轉告其他家人。

魯迅這時也陸續向朋友們公開兩人的關系，許廣平懷孕的消息使母親很高興，同居生活得到母親的默許。

1929年9月27日，許廣平生下了他們的兒子，魯迅給他取名海嬰——"因為是在上海生的，是個嬰兒，故名海嬰"。

初為人父的魯迅滿懷喜悅，有了海嬰之后，魯迅將原本的工作室和臥室換至樓下，讓母子住在樓上，以免會客和抽煙打擾他們休息。

朋友來訪，魯迅總會抱著海嬰給人看，日常聊天也不自覺地轉到孩子身上。

1930年，魯迅結束了在勞動大學的教職，接受了蔡元培爭取的"特約撰述員"聘書，領取三百元月薪，得以專注寫作。

許廣平也按照魯迅的要求留在家里，一面做家務，一面學習日語，從事翻譯工作。

為了魯迅，她放棄了自己原本打算參加的一份雜志編輯工作。

在景云里和拉摩斯公寓的那幾年，是他們彼此交流最為密集的時期。

魯迅寫作，許廣平負責抄寫、校對，幫助整理文稿，處理信件往來，是他生活與事業雙重意義上最重要的支撐。

魯迅后來在給友人的信里提到，正是有了許廣平的支持，后期十年的著作成績，才能超過以前的二十年。

【三】1933年，大陸新村九號，最后的居所

1933年4月11日，魯迅以內山書店職員的名義，攜許廣平及兒子海嬰遷入山陰路大陸新村九號。

這幢紅磚赤瓦的三層小樓，是魯迅在上海最后的住所，也是他人生最后三年半的居所。

大陸新村是由大陸銀行上海信托部投資建設、1931年落成的新式里弄房屋，位于虹口區，屬于"半租界"地帶。

魯迅將自己的一本雜文集命名為"且介亭雜文"，"且介"即是取"租界"二字的各一半，"亭"則是亭子間——這個名字的選取，本身就透出一種自嘲式的黑色幽默。

從大陸新村九號的內部格局來看，一樓是會客廳，有白色木框磨砂玻璃隔斷，后面放著黑色餐桌，這里是魯迅接待來訪青年的地方；

二樓是魯迅的臥室兼書房，書桌放在窗戶下，一張黑色鐵床，床上掛著許廣平親手縫制的紗幔；

三樓有一間客房和海嬰的臥室，枕頭枕罩上還繡著許廣平縫的姓氏拼音。

如今這間故居的鏡臺上，鬧鐘指針停留在魯迅離世的那一刻——凌晨五時二十五分，日歷也維持在1936年10月19日。

二樓書桌旁的那盞燈，時常在深夜里亮著。

進入1930年代之后，魯迅的著述進入了極為密集的階段——雜文集、翻譯、文藝評論，一部接著一部，成果豐厚。

在這段時間里，許廣平協助他處理的日常事務也在不斷增加：對外的信件往來，來訪青年的接待，稿件的謄寫與校對，以及家里的一切飲食起居。

現存的魯迅家用菜譜中，有許廣平親筆記載的每日菜價和配料——前三頁是八只菜的配料和燒法，其后記載每日菜譜和菜價。

魯迅嗜甜，家中買糖記錄的頻率僅次于每日買菜，1932年11月，家庭收支賬中有連續多日買糖的記錄。

內山完造贈來的湯碗成了家里的餐具，這些零星的生活細節，構成了大陸新村九號最真實的日常底色。

那幾年里，蕭紅、蕭軍兩位從東北流浪到上海的年輕人，成了一樓會客廳里的?？?。

魯迅幫他們聯系出版事宜，為他們的作品作序推介，請他們吃飯，讓他們在文壇站穩了腳跟。

無數像他們一樣被魯迅接待過、幫助過的年輕人，都從那扇磨砂玻璃門里進進出出，構成了大陸新村九號最熱鬧的那一面。

看電影成為魯迅晚年幾乎唯一的業余愛好。

1936年3月18日他在給歐陽山、草明的信中說："我的娛樂只有看電影。"

進入1930年代直到去世，他看了一百多場電影：1934年三十七場，1935年三十六場，1936年秋季病危前十九場。晚年迷戀電影的程度，不下于他的書癮、煙癮。

然而熱鬧背后，那個在深夜書桌前獨坐的人，體重已經降到了三十八公斤。

【四】1934年的那首詩與日常的疏離

1934年，魯迅在送給許廣平的《芥子園畫譜》上，題下了那首詩：

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這首詩被后人反復引用，多數時候被視為魯迅對他們感情的深情寫照。

但那個"哀"字，在引用時常常被輕輕帶過。

魯迅的文字向來精準，他不會隨意用一個"哀"字。

"相濡以沫"本是一個來自古典的意象——兩條魚在干涸的地方，用口里的濕氣互相濕潤對方，在極度艱難的處境下維持彼此的存活。

這個意象本身，透著一種令人心酸的無奈。

進入1930年代之后，他和許廣平之間的精神溝通，已經與《兩地書》時期的那種書信往來大不相同。

在那些信里，他們討論社會，討論文學，討論人生方向，字里行間充滿了熱切和交鋒。

而在大陸新村九號的日常里，他在二樓寫作，她在一樓和三樓照顧家務和孩子，兩人之間的對話，更多是關于海嬰的事、關于每日菜譜的事、關于來訪者是否需要接見的事。

有史料記載，到了晚年，魯迅在家里失去控制的情緒頻率有所增加——忍不住對許廣平發火，或獨自沉著臉生悶氣，甚至躺到陽臺的水門汀地面上，長時間地不理睬人。

他在給一位日本朋友的信里也曾毫不掩飾地發泄："連孩子來搗亂，也很少有人來領去……"

研究者分析，越到晚年，魯迅和許廣平之間的精神溝通越是減弱，彼此的不滿也逐漸顯露，這除了兩人在年齡和性情上本來就有差異，他在晚年健康持續惡化、精神失去彈性，也是重要的原因。

魯迅的健康在這一時期持續惡化。

到1936年春天，他的體重降到了三十八公斤，穿著棉袍子在街上走，仿佛一陣風就能將他吹倒。

1936年夏天，他甚至連陪客人吃完一頓飯的力氣都沒有了。

日本朋友增田涉專程從日本來探望，魯迅請他吃午飯，勉強吃了一點點，就站起來說："我累了，上樓去休息，你慢慢吃罷"，由許廣平扶著，慢慢走上樓去，留下增田涉一個人，陷入不可抑制的憂慮和悲傷。

在這段病情加重的日子里，許廣平所承擔的，已經不只是共同生活的伴侶角色，更接近全方位的護理——定時給他吃藥，定時量體溫，把測量的數據填在醫生發給的病歷表上；處理家務，照顧海嬰，應對來訪，協助寫作。

從1936年5月病情持續加重之后，那張病歷表上的數字，是她每天親手量過、填上去的。

【五】1936年，那些病床旁的藥碗與最后的遺言

1936年1月，魯迅的肩部及肋骨先后出現劇痛，5月15日再度發病，醫生診斷為胃疾，此后持續發熱未愈。

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一次朋友聚會上見到魯迅，憑直覺感到他的健康狀況極為糟糕，隨即請來當時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專家診斷。

那位美國醫生仔細檢查后，神色嚴峻地說：魯迅的肺病非常嚴重，倘是歐洲人，五年前就已經死掉了。這句話說得史沫特萊當場流下眼淚。

1936年10月10日，魯迅和許廣平看了由普希金原著改編的電影《復仇艷遇》，那復仇的一槍使他感到十分痛快，簡直逢人都要稱贊一番。

10月17日，他寫完了生平最后一封信，寄給一生中通信最多的朋友曹靖華，談及自己想搬到空氣較好的地方，卻因病體難以成行。

寫完信，他穿上袍子，隨胡風一起出門，去的是日本進步青年鹿地亙家。

在樓下，許廣平見外面正刮著風，提醒他衣裳穿夠了沒，車錢帶了沒有，魯迅理也不理地就走了。那是他最后一次出門。

10月18日凌晨，魯迅喘著粗氣，用顫抖的手寫了張紙條給內山完造，告知自己無法赴約，請他立即聯系須藤醫生來看診，紙條是許廣平送交給內山的。

當內山完造急匆匆趕往大陸新村九號，看見魯迅正坐在那張藤椅上艱難地喘息，此時似乎他只能吸氣，卻難以呼氣，右手指卻還夾著煙。

1936年10月19日凌晨五時二十五分，魯迅在上海大陸新村九號寓所去世，享年五十六歲。許廣平時年三十八歲，他們的兒子海嬰年僅六歲。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魯迅留下了那幾個字：

"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是真糊涂。"

這句話，在往后的敘述里被反復引用，被解讀為深沉的愛，被視為一種超越普通情感的釋放。

但如果把這句話放回1928年至1936年那八年的日常處境來看——這八年里，許廣平放下了自己原本可以從事的工作，留在家里照顧他，為他奉獻了人生最好的那些年月；

在那個沒有正式名分的同居關系里，她承受了多少外界的壓力和內心的委屈；在最后的病床歲月里，她一個人撐著整個家庭的重量，同時還要維持他寫作的延續——而正是當許廣平在多年以后翻開那份完整的病歷記錄，看到自己親筆填寫的每一個體溫數字、每一次用藥時間，才會徹底明白，為何那句"忘記我"，會在她心底留下一道長達三十二年都未曾真正愈合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