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百度百科"魯迅""朱安""許廣平"詞條，《魯迅全集》《魯迅日記》《兩地書》及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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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大陸新村九號。

入秋以后，這幢三層紅磚小樓的燈火，常常亮到后半夜。

這一帶的弄堂原本住著不少日本僑民，巷子幽深，鋪著青灰色的石板，到了夜里格外安靜，連腳步聲都聽得分明。

樓下的許廣平照料完一天的家務，又哄睡了七歲的兒子周海嬰，自己也實在熬不住，先躺下了。

可樓上那間不大的書房里，那個瘦削的身影卻遲遲不肯放下手中的筆。

臺燈昏黃的光暈里，香煙一根接著一根。

煙灰缸早已堆得滿滿當當，散落的煙灰沾在藏青色長衫的前襟上，他也無暇去拂。

他寫一陣，停一陣。

有時停下來，是為了對著稿紙斟酌一個字眼。

有時停下來，卻什么也不寫，只是怔怔地望向窗外那片發黑的夜空，久久不動。

有那么幾回，臺燈的光照見他的側臉，眼角竟泛著濕潤的痕跡。

他抬手抹去，復又低下頭，繼續在稿紙上寫下去。

這一年，魯迅已經五十五歲了。

肺病像一把鈍刀，把他的身體一點一點地掏空。

他的體重一度只剩下三十多公斤，瘦得顴骨高高凸起，長衫穿在身上空蕩蕩的。

熟悉他的朋友來探望，見到他這副形容，沒有一個不暗自心驚的。

可即便病成這般模樣，他手里那支筆，還是一刻也停不下來。

翻譯的稿子，要寫的雜文，給各地素不相識的青年人的回信，一樁接著一樁，堆在案頭。

陪伴了他將近十年、為他生下兒子的許廣平，在這段日子里，隱隱地察覺到了一種說不清的變化。

丈夫好像和從前不太一樣了。

他變得更加沉默，也更容易出神。

兩個人同在一個屋檐下，話卻一天比一天少。

許多個夜里，她睡到一半醒來，身邊總是空的，抬頭便能看見樓上書房那扇窗，還透著光。

許廣平起初以為，這不過是病痛在折磨他，磨光了他說話的興致和精神。

她沒有往別的地方去想。

她不會想到，丈夫深夜里那些獨自落下的眼淚，背后竟牽連著一樁壓在心底許多年的舊事。

這樁舊事，關系到一個遠在紹興老家、被魯迅供養了一輩子，卻始終沒能真正走進他內心的女人。

許廣平要等到很久以后，才從丈夫臨終前那些斷續的、反復的叮囑里，一點一點地拼湊出這份沉甸甸的牽掛。

而那些被她記在心里的臨終交代，多年之后回想起來，依舊讓她久久不能平靜。

【一】一九二三年，北京女高師的那間教室

時間倒回一九二三年的秋天。

那一年，魯迅受聘到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講授中國小說史這門課。

這所學校在當時頗為特別，是為數不多專門招收女學生的高等學府，里頭聚集著一批渴求新知、思想活躍的年輕女子。

她們大多是沖破了家庭的阻攔，從四面八方來到北京求學的。

講臺下，坐著一位剪著齊耳短發、眼睛里透著光亮的學生，名叫許廣平。

那一年她二十五歲，祖籍廣東番禺，出身在一個早已敗落的官宦人家。

她自小性子要強，骨子里有一股不肯認命的勁。

少年時，家里曾給她定下一門舊式的娃娃親，她不愿意，幾經周折，硬是把這門親事退掉了，而后一路讀書，從天津讀到了北京。

講臺上站著的那位先生，是大她十七歲的周樹人，也就是后來名滿天下的魯迅。

最初，他們之間不過是再尋常不過的師生關系。

許廣平常常坐在前排的位置，聽得格外專注。

這位周先生講課，和別的教授很不一樣。

他不照著講義照本宣科，也不端著先生的架子拿腔拿調。

他總是穿一身洗得發白的長衫，留著一頭根根直立的短發，開口說話慢條斯理的，可就在這慢條斯理之間，三言兩語，便能把一個舊時代層層剖開，把那些藏在故紙堆和國民骨子里的東西，抖落得清清楚楚。

臺下的學生聽得入了神，許廣平更是被這位先生的學識和見地，深深地吸引住了。

那時候的北京，并不太平。

軍閥你來我往，時局動蕩不安，校園里也不安寧。

女高師恰好趕上了一場風潮，校長楊蔭榆壓制學生，開除進步學生，鬧得滿城風雨，史稱女師大風潮。

許廣平是這場學生運動里十分活躍的一個，她心里憋著一股悶氣，對這世道有滿腹的疑問和不平，卻一時找不到一個可以傾吐的出口。

一九二五年的三月，她終于鼓足了勇氣，提筆給魯迅寫了第一封信。

這封信寫得很坦率，沒有尋常學生寫給老師的那些客套寒暄。

她在信里直抒胸臆，傾訴自己內心的苦悶，傾訴對眼前這個世道的種種不解，也誠懇地向這位她敬重的先生討教人生的出路。

信的末尾，她落款寫著"受教的一個小學生"。

寫完這封信，她心里其實并沒有多少把握，她想，這樣一位聲名遠播的先生，公務纏身，未必會理會一個普通女學生的來信。

出乎她意料的是，魯迅很快就回了信，而且回得誠懇、坦率，毫無敷衍之意。

一封信去，一封信來，兩個人就這樣通起信來。

信里的話題越來越廣，從治學的方法，到人生的困惑，從眼前的苦悶，到這個讓人喘不過氣的世道。

從校園里的瑣碎小事，一直談到家國的命運前途，竟是無話不談。

這些往來的書信，在許多年以后，被兩人親手編輯、結集成了一本書，這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那本著名的《兩地書》。

一封封樸素的信紙上，記錄下的不僅是兩個人對世事的看法，也無聲地記錄著兩顆心，如何一點一點地，從師生的敬重，慢慢地靠近。

可在這漸漸靠近的過程里，魯迅的心里，始終結著一個解不開的疙瘩。

他在浙江紹興的老家，有一位名義上的妻子，名叫朱安。

這個名字，許廣平在那時還很陌生。

可恰恰是這個素未謀面的女人的存在，像一道無形的屏障，讓魯迅在面對許廣平那份日漸熾熱的情感時，始終懷著一種深切的猶豫，和一種難以向人言說的痛苦。

【二】一九零六年，那場身不由己的婚禮

要把魯迅心里那個疙瘩說清楚，得把時間的指針，再往前撥，一直撥回到一九零六年。

那一年，魯迅二十五歲，正遠在日本仙臺學醫。

他懷著"醫學救國"的志向，遠渡重洋，想用醫術來救治國人的病弱之軀。

可就在這一年，一封從紹興老家拍來的電報，打斷了他的求學之路。

電報上的字很簡短，意思是說，母親病了，讓他即刻動身回家。

魯迅是個極孝順的人。

他讀到電報，心急如焚，以為母親病情危重，連忙收拾起簡單的行裝，匆匆登船，漂洋過海趕回了紹興。

可等他風塵仆仆、滿心焦慮地趕到家中，眼前的景象卻讓他愣住了。

等著他的，根本不是什么臥病在床的母親，而是一座張燈結彩、披紅掛綠、早已一切準備停當的宅院。

這是一場婚禮，一場專門為他操辦的、他事先毫不知情的婚禮。

那位即將與他拜堂成親的新娘子，就是朱安。

這樁婚事，是他的母親魯瑞一手做主定下的。

早在幾年前，魯迅還在南京求學的時候，母親就已經替他相看、訂下了這門親事。

朱安是紹興本地一戶舊式人家的女兒，論年紀，比魯迅還大三歲。

她從小沒有進過學堂，不識字，依著那時候的老規矩，自幼便纏了足，是那個舊時代里最常見、也最本分的一類女子。

她從小被教導的，是三從四德，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舊道理。

魯迅打從心底里，是不情愿這門親事的。

他早已走出了那座古老的小城，在南京、在日本，見識過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新世界，接受了新的思想。

他無論如何，也沒法接受一樁素未謀面、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婚姻。

在成婚之前，他曾經輾轉托人給家里捎過話，提出過自己的想法，希望朱安能夠放開纏著的小腳，也希望她能進學堂去念幾年書，認得幾個字。

這并非苛求，而是他盼著兩個人之間，將來或許還能有一點共同的話語。

可這些話傳回紹興，得到的回應卻是無奈的。

放足、讀書，對于朱安和她身后那個舊式的家庭而言，要么是做不到的，要么是與他們信奉的規矩相悖的。

橫在魯迅與朱安之間的，從來就不只是三歲的年齡差，而是整整一個時代的鴻溝。

可縱然有千般不愿，魯迅最終還是回來了，還是默默地穿上了那身嶄新的新郎禮服。

讓他做出退讓的，是他的母親。

魯迅的父親早逝，母親魯瑞一個人守著寡，含辛茹苦，才把他們兄弟幾個拉扯成人。

在母親心里，給長子娶上一房媳婦，是她操勞半生最大的一樁心愿。

魯迅心里清楚，自己若是當眾悔了這門婚，母親在那個最講究臉面、最容不下閑話的江南小城里，往后還如何抬頭做人。

而朱安，一個無辜的姑娘，一旦被退了婚，在那個年代，便等于斷送了一生的清白和前程，要背負怎樣的罵名和凄涼，更是可想而知。

權衡再三，魯迅把所有的不愿，都咽進了肚子里。

婚禮那一天，魯迅一反他平日的脾性，表現得異常順從、安靜。

他像一個沒有自己意志的木偶，任憑旁人擺布。

據后來在場的本家親戚回憶，依著當時的婚俗，他甚至還在自己早已剪短了的頭發上，裝上了一條假的辮子，恭恭敬敬地戴上禮帽，規規矩矩地拜了天地，拜了高堂。

從頭到尾，他幾乎沒有多說一句話，那張臉上，也看不出是喜是悲。

然而，所有被強壓下去的隱忍與抗拒，到了新婚的那一夜，終究還是決了堤。

洞房之內，紅燭高燒，映著滿室的喜慶。

可魯迅沒有說一句話，獨自捧著書，轉身去了書房，在書房里過了一夜。

第二天如此，第三天，依舊如此。

這樁從一開始就違背了他意愿的婚姻，從拜堂的那一刻起，便已經名存實亡了。

僅僅過了幾天，魯迅便再一次收拾行裝，告別母親，啟程返回了日本。

他把新婚的妻子朱安，孤零零地一個人，留在了紹興那座深深的庭院里。

許多年以后，魯迅曾對一位極要好的朋友，提起過這段如鯁在喉的往事。

他說的那句話，聽的人無不為之心酸。

他大意是說，朱安是母親送給他的一件禮物，他只能好好地供養著她，至于愛情，那是他們之間所沒有的東西。

這一句平靜的話，道盡了魯迅大半生的無奈，也幾乎道盡了朱安一生的悲涼。

一個被舊式婚姻牢牢捆住的男人，從二十五歲的盛年開始，便背上了這副無形的、沉重的擔子。

而這根捆縛著他的繩索，這一捆，便是他的后半生。

【三】一九二七年，上海的同居歲月

把目光，重新拉回到許廣平這一邊。

懂得他的苦，理解他的難，是許廣平身上最打動魯迅的地方。

在一封封往來的書信里，許廣平漸漸地褪去了一個女學生的拘謹與羞怯，開始大膽地、真誠地向這位先生袒露自己的心跡。

面對這份突如其來的、熾熱而真摯的情感，魯迅最初的反應，是退縮，是遲疑。

橫亙在他們兩人中間的障礙，實在是太多了。

不只是那十七歲的年齡差距，不只是世俗那一道道審視和非議的目光，更有紹興老宅里那個雖無夫妻之實、卻有夫妻之名的妻子朱安。

魯迅在信里，坦白過自己內心的種種顧慮。

他向許廣平剖白，自己背負著這樣一樁舊式的婚姻，是一個不自由的人。

他甚至對許廣平說，自己是可以愛的。

可這份愛，要冒著世俗之大不韙，要承受多少人的指點和非議，他不能不替眼前這個前途無量的年輕姑娘，仔細地、長遠地想一想。

他不愿因為自己，連累了她的一生。

最終，是許廣平的勇敢和堅定，一點一點地融化了魯迅心頭那層堅冰。

她不在乎那虛無的名分，也不畏懼那些流言蜚語。

她想要的，是能夠和這個她由衷敬重、深深愛慕的人在一起，并肩同行。

一九二七年，時局再度發生劇烈的變動。

魯迅為形勢所迫，幾經輾轉，先是從北京南下到了廈門，在廈門大學任教，而后又從廈門，輾轉到了廣州，在中山大學任職。

也正是在廣州，他與同樣南下的許廣平重逢了。

這一次的重逢，讓兩顆歷經了猶豫和等待的心，終于不再彷徨。

同年的十月，兩個人一同抵達了上海，正式開始了他們的同居生活。

那一年，魯迅四十六歲，許廣平二十九歲。

他們結合的消息傳揚出去，外界又是一番議論紛紛。

在那個新舊觀念激烈碰撞的年代，這樣一種不被舊禮法承認的結合，是需要莫大的勇氣去面對的。

有人為此指責魯迅，有人嘲諷許廣平，也有人投來不解的目光。

可是，兩個人把這一切的聲音，都默默地承受了下來。

他們關起門來，過起了屬于自己的、平靜而又充實的日子。

同居以后的許廣平，漸漸地，把自己活成了魯迅身后那個沉默而堅實的影子。

她不再是當年那個在課堂上眼里有光、在學潮中振臂高呼的進步女學生了。

她心甘情愿地，成了魯迅謄抄文稿的助手。

魯迅寫字快，又常有修改，留下的手稿字跡潦草，其中許多篇章，都是經由許廣平的手，一字一句地謄抄清楚，再交付出去。

她也成了操持這個家的主婦，柴米油鹽的開銷，迎來送往的應酬，里里外外，都要靠她一手張羅。

她更成了照料魯迅起居的人。

魯迅有熬夜寫作的習慣，常常通宵達旦，她便在一旁安靜地做著針線，陪伴著他。

魯迅的肺病時常發作，咳嗽、吐血，她便衣不解帶地守在床前，悉心照看。

她將自己全部的才情與精力，毫無保留地，都奉獻給了這個新組建的家，奉獻給了魯迅和他所投身的事業。

一九二九年的九月，一個新的小生命，降臨到了這個家庭。

許廣平在上海生下了一個兒子。

魯迅給這個孩子取名叫"海嬰"。

這個名字起得樸素，意思就是"在上海出生的孩子"。

可這樸素的名字背后，卻飽含著一位人到中年方才得子的父親，那份深沉而又難以言表的喜悅。

那一年，魯迅已經四十八歲了。

這個遲來的孩子，給這個原本清冷而忙碌的家庭，平添了許多說不出的暖意和生氣。

魯迅疼愛海嬰，是出了名的。

他曾在詩中寫下"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這樣的句子，毫不掩飾地，將一個父親對孩子的拳拳柔情，坦然地袒露在世人面前。

在外人看來橫眉冷對的斗士，在家中，原是一位慈愛的父親。

外人瞧著這一家三口的光景，都說許廣平是個有福氣的女人。

能與魯迅這樣的人物相知相守，是幾輩子才修得來的造化。

然而，這份旁人眼中的"福氣"背后，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委屈，恐怕只有許廣平自己心里最清楚。

她為魯迅、為這個家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可她始終沒能得到一個正式的、被世俗承認的名分。

在那個時代的倫理綱常之下，在紹興周家的族譜之上，魯迅明媒正娶的妻子，永遠是朱安。

許廣平無論怎樣辛勞，無論怎樣深情，無論怎樣為這個家鞠躬盡瘁、操碎了心，在世俗那一桿冰冷的秤上，她的身份，始終是懸而未決的。

這份深藏的委屈，許廣平極少向外人提起。

她默默地將它咽進了心底。

只是在那些夜深人靜的時刻，當她望著丈夫日漸沉默、日漸消瘦的背影，心底那一點說不清、道不明的復雜滋味，總會悄然地泛上心頭。

【四】一九三六，深秋里那些越來越深的沉默

時間，走到了一九三六年。

這一年，是魯迅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他的身體，早已被纏繞多年的肺病拖垮了。

多年以來，煙不離手，又日夜顛倒地伏案工作，超負荷地操勞，再加上晚年深陷于各種筆墨論戰所耗費的巨大心力，這一切，把他這副本就算不上強健的身軀，一點一點地，徹底掏空了。

就在這一年的六月，他大病了一場。

那一場病勢頭極為兇險，他幾度陷入昏沉，連一向沉著的醫生，私下里都暗暗地搖頭，做了最壞的打算。

許廣平日夜守護在側，提著一顆心，寸步不離，總算是又一次，把他從鬼門關前給拉了回來。

可這一場來勢洶洶的大病，到底是大大地傷了他的元氣。

打這以后，魯迅的身子骨，便一日不如一日了。

身體一天天地垮下去，他的話，卻也一天比一天地少了下去。

許廣平敏銳地發覺，丈夫變得越來越沉默寡言了。

他時常一個人，靜靜地坐在書房那張舊藤椅上，對著窗外那一方天空出神，一坐，就是大半天的光景。

有時手里夾著的香煙，悄無聲息地燃到了盡頭，燙到了他的手指，他這才像是被驚醒一般，猛地回過神來。

許廣平進屋來給他換一盞熱茶，柔聲勸他歇一歇，他也往往只是淡淡地"嗯"一聲作答，那目光，卻依舊落在窗外的虛空里，不知飄向了何處。

更讓許廣平暗暗心驚的，是丈夫在深夜里的樣子。

有好幾次，她在后半夜里醒轉過來，伸手一摸，身邊竟是空的。

她心下不安，便輕手輕腳地摸上樓去，遠遠地，就瞧見書房的燈還亮著。

魯迅獨自一人坐在書桌前，既沒有提筆寫字，也沒有翻開書本，只是那樣怔怔地坐著，出著神。

有那么一兩回，借著那一豆昏黃的燈光，許廣平分明看見，丈夫的眼角，掛著淚。

許廣平的一顆心，便這樣一點一點地，沉了下去。

她并非沒有察覺到這份悄然滋生的疏遠。

她真切地感覺到，丈夫的心里，仿佛被一塊什么東西，沉沉地壓著，壓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

可她怎么也猜不透，那壓在丈夫心頭的，究竟是什么。

她想，許是病痛吧。

是那肺里日夜不息的、鉆心的疼，磨蝕掉了他所有的精神氣力。

她又想，許是那些沒完沒了的論戰吧。

晚年的魯迅，被卷入了一場又一場的筆墨官司之中，明槍暗箭，紛至沓來，那是何等地耗費心神。

她把自己所能想到的種種緣由，都在心里掂量了個遍。

可她唯獨沒有想到，丈夫深夜里那些無聲滑落的淚水，那一段比一段更深的沉默，竟然和一個遠在千里之外、連她自己都幾乎要淡忘了的女人，有著割舍不斷的牽連。

那個讓魯迅在生命最后的時光里，一次又一次地，在深夜獨自垂淚、輾轉難眠的人，并不在上海這間溫暖的屋子里。

她遠在紹興，獨自守著一座空寂的老宅。

這個女人，便是朱安。

那年深秋的一個夜里，許廣平又一次被丈夫壓抑的、斷斷續續的咳嗽聲驚醒。

她披衣上樓，看見魯迅手邊擱著一封剛寫了一半、要寄往紹興老家的信，燈下那張瘦削的側臉上，寫滿了一種她從未見過的、深到了骨子里的疲憊與悲涼。

她想上前問個究竟，魯迅卻只是不動聲色地，把那半頁信紙，輕輕地按在了掌心之下。

許廣平那時還不知道，丈夫這樁深埋了大半生、連她也一直瞞著的心事，此刻已經像一塊越壓越沉的石頭，到了再也藏不住、就要從那道緊閉的門后傾瀉而出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