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特朗普深夜綁架委內瑞拉總統時，很多人可能還不明白這個國家的權力結構。美以伊戰爭打響時，如果不懂波斯語，很多人可能只能聽到西方媒體的片面之詞。2026年世界杯佛得角爆冷逼平西班牙時，很多人可能還不知道這個國家位于何處。 這些問題的背后，其實都指向了今年來越來越熱的區域國別研究。 6月16日，在由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重陽金融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全球領導力學院共同主辦的“區域國別學與全球領導力系列講座”第五場活動上，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咨詢委員會主任楊潔勉教授尖銳指出：當今中國學者在國際舞臺上發聲太少、甚至不愿發聲，更難以在國際輿論場爭奪話語主動權，這和我國區域國別學研究起步晚、基礎積累相對薄弱有著直接關系。結合百年變局下的時代挑戰，楊潔勉教授向廣大青年學者提出建議和號召——中國學者應代表中國積極向世界提出中國方案與中國主張。觀察者網刊載演講內容，供各位讀者參考。

楊潔勉教授在“區域國別學與全球領導力”主題講座上做分享人大重陽網

【演講/楊潔勉】

當前的國際格局可以概括為“一超衛超、多強求強”。以往我們常講“一超多強”，也有觀點認為“一超不超，多強不強”。但我更傾向于用Defend（捍衛）和Demand（爭取）來表達：美國在“捍衛”其超級大國地位，而多強在“爭取”更大話語權。中國應當秉持“大外交”的戰略思維，主動作為、精準施策，在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發揮更大作用。

回顧過去一百余年，我們曾經歷過國聯的解散，也見證了聯合國的成立，如今聯合國已走過八十年，未來的全球治理和多邊機制會朝什么方向發展？這是我們必須深入考慮的宏觀問題。

一、區域國別學和全球治理

當前，區域國別學研究正在進入高潮。2022年，區域國別學正式納入《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成為交叉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為中國系統研究世界各國家和地區提供了核心學術支撐。在這一學科框架下，“全球治理”既是重要研究方向，也是服務國家戰略的關鍵實踐領域。

2025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議，會議強調奉行主權平等、遵守國際法治、踐行多邊主義、倡導以人為本、注重行動導向。與前幾次的“三大倡議”相比，“行動導向”是新的提法。從9月1日至今，全球治理是我們當前研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我們要從區域國別視角研究全球治理。

現在大家都在用AI，但當你嘗試在輸入端要求AI去講解“加拿大的全球治理觀”或“坦桑尼亞的全球治理理論”，系統往往輸出不了有深度、有系統的成果。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問題在于，目前人工智能的代碼編寫和模型構建基本由理工科專家主導，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往往只停留在追求“被技術賦能（Empowerment）”的階段。實際上，我們更應該去主動“賦能AI（Empowering）”。全中國有如此多的專家、學者、老師和同學，我們每天在系統里輸入、訓練，AI就會發生改變。

在我看來：對于商業界，AI是用于盈利的管理工具；對于科學家，他們關注的是AI的技術本質；對于社會科學學者，我們應當有思想、有理念。區域國別學研究同樣應當如此。

區域國別研究遵循的是“從國別區域到全球國家問題，從區域表現到全球影響”的邏輯。

在我自己的教學和科研經歷中，我研究美國問題相對較多。起初我是直接研究中美關系的，但后來我意識到，這種研究路徑是不妥當的。在座的年輕同志如果立志研究區域國別，首先必須從區域和國別本身入手進行深耕，切實研究它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習俗，在此基礎之上，再去拓展研究它的外交、周邊關系以及大國博弈。這才是區域國別學的基本功。

因此，我常說一句話：要做“外國通”，先做“中國通”。如果連中國的事情都沒有研究透徹，又如何能研究好外國的事情？

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局勢，我們需要培養復合型的全球治理人才。

全球治理涉及國際法、國際規則、國情、社情等諸多交叉領域，這就要求研究者做到“博聞廣識，通曉萬物（Know something of everything）”。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因此必須善于總結。所以，我們需要復合型的全球治理人才。

然而，目前學術界在人才培養上仍存在一些短板。我常拿“蓋子”來打比喻：有些研究國際法的學生，無論你在會議上拋出什么題目，由于知識框架過于單一，往往只能退回到自己熟悉的國際法條文去解釋。這種“專而不博”的路徑，無法適應現代全球治理的需求。

未來的全球治理人才應當是“喇叭型”的結構，即以本專業為支撐，同時積極向外拓展。只固守高校里學到的單一專業，在當今的職業生涯或智庫工作中是行不通的，必須保持知識結構的持續更新。

浙江工業大學莫干山校區應屆畢業生在校園內留影。 資料圖：新華社

此外，我非常擔心，在現在的國際會議中，直接使用外語進行交流的中國學者似乎越來越少，理由是“同聲傳譯已經足夠好，為了精準表述，我今天用中文發言”。

實際上，同聲傳譯能傳遞60%至70%的思想已是極限。這也對應了習近平總書記曾深刻指出的痛點——

“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

因此，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局勢，我們要培養十八般武藝都要學一點的復合型人才。

復合型人才不僅要在理論和學術上實現復合，更要在區域國別的交叉學科中，通過實踐與實證研究來彌補短板。

當前，高校中不少青年教師缺乏國外實地工作的經驗。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一定的經費支持，應當優先前往自己所研究的對象區域或國家開展田野調查，而不能將出行僅僅當成消遣和旅游。

比如，做東南亞研究，如果經費受限，無法直接去東南亞的對象國，也可以先去云南、廣西等邊境地區。例如瑞麗的“一寨兩國”，就能帶給你切身的地緣感知。現在的研究經費和資源都相對緊張，如果平均用力，無論是對單位還是個人都難見成效，因此必須集中資源、拉長周期、突出重點。

現在的學生往往充滿青春與活力。高考結束后，很多人會列出一個消費單子：買上萬元的手機、燙發、旅游。我建議大家從旅游開始，就要將行程與區域國別研究結合起來。如果去不了朝鮮，可以先去東北邊界看看。在邊界線上，兩國之間往往就隔著一條溝。只要你在對岸看一看，地緣政治的實踐感、實際感、實證感與實用感就會油然而生。

復合型全球治理人才的頂端是“帥才”與“將才”。

在當前的學術生態中，我不大贊成國內學者在撰寫論文時過度、盲目地引用西方觀點。論文越寫越長，卻總是喜歡引用西方的觀點。我們應當多引用中國人自己的觀點，特別是要多引用國內青年學者的研究成果。你多引用一百次基辛格，對基辛格而言無所謂；但如果你能引用一位青年學者一百次，就極有可能幫助他在學術臺階上邁進一步，因為青年人最富有向上的精神和活躍的思想。

在此，我想請在座的青年同志思考一個問題：現階段什么是我們的主要國家戰略？

黨的二十大報告寫得非常清楚：

“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然而，我們當前的青年學者是否聚焦？在座的同志，能夠堅持一個小時不看手機的恐怕基本沒有。現在手機焦慮非常普遍，能堅持每天研讀《人民日報》、收看《新聞聯播》的人也越來越少，大家都習慣了刷手機。

但手機媒介具有碎片化、娛樂化和即時化的特征。在手機算法的推送邏輯下，往往是“Good news is not news, only bad news is news.”（好消息不是新聞，壞消息才是新聞）。

在座45歲以下的同志，幾乎是在手機的塑造下長大的。據統計，中國人平均每天花費在手機上的時間長達7.5小時。實際上，我們每天只需要處理2個小時的必要手機資訊就足夠了。如果能從八卦碎片信息中抽身，每天就能省出5個小時。將這寶貴的5個小時傾注在你的專業研究與復合型能力培養上，成效將是不可估量的。

最后，要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最重要的是基本理論框架和主要專業目標。

二、百年變局下的時代挑戰

當前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多種多樣的，其核心特征表現為單邊主義、霸權主義與多邊主義的交織與錯雜。在機制規則層面，當前的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在開會時，往往面臨著“議而不決、推而不行”的現實困局。

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八十年的歷程，自1956年以來，人類社會曾數次面臨迫在眉睫的戰爭危險。

第一次是朝鮮戰爭。我們中國人取名字往往同國家大勢緊密結合，那個時代涌現了許多名為“援朝”（抗美援朝）的名字。

第二次是“蘇修亡我之心不死”，國家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王”的戰略備戰。

第三個關鍵轉折，是1982年鄧小平同志決定將國家戰略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

而最近幾年，雖然尚未爆發世界大戰，但局部沖突與大型戰爭此起彼伏，這正是國際秩序失序的體現。

針對這些困局，目前國際社會的補救措施往往流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權宜之計。縱觀全球，只有中國系統地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議，具備強烈的引領性和示范性意義。面臨全球性挑戰，我們要做多種準備。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中國現在的立場是堅持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而不是“另起爐灶”。在與年輕的碩士、博士交流時，我發現大家對于新中國外交史的了解有些欠缺。這并非大家沒有學過，而是因為青年時期多忙于“刷題”，考試結束后便將知識遺忘。這也是為什么在高考中，學生常反映最難的科目反而是政治。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文盲率較高的社會現實，為了用最通俗的語言向老百姓解釋復雜的國際關系，我們提出了“另起爐灶”、“一邊倒”、“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三大外交方針。

其次，我們需要記住兩個關鍵年份：中國于1971年重返聯合國；中國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

從1971至2001年的這三十年間，中國歷經了無數曲折，一步步融入并成為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維護者與改革者。因此，我們當然要全力維護聯合國體系。但作為學者，我們必須具備前瞻意識與“超前研究”的思維：如果聯合國的改革力度與改革速度始終受限，我們是否要考慮“后聯合國時代”（Post-UN）可能會提前到來？

同時，我們要深刻理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外交領域的三大代表性理論，即毛澤東外交思想、鄧小平外交思想與習近平外交思想。西方學者常指責我們“只會講領導人思想”，但這恰恰是他們的偏見。國際關系與外交有其特殊性，政府領導人活躍在外交實踐的第一線，其思想最具實踐價值。正如美國歷史上同樣存在“杜魯門主義”、“尼克松主義”、“里根經濟學”一樣。

此外，在新格局下，我們必須加快構建和完善中國的話語表述，夯實軟實力建設。最核心的任務，就是將國家政策理念轉化為學術表述、媒體表述與教材表述。

目前，教育部正在涉外學科中大力推進“三進”活動（習近平外交思想進學校、進課堂、進頭腦）。但在實際操作中，如果僅有政治話語，同學們往往會認為是在上政治課而非專業課。

我們學者的學術表述也亟待改進。大家撰寫文章時，題目往往過于枯燥，如《關于某某問題的若干思考》《某某三大特點》等。而媒體在擬定標題時，則面臨著“體面的錯”。在如今“寫作者多于閱讀者”（More writers than readers）的眼球經濟時代，中國人過去講“酒香不怕巷子深”，在現代國際傳播中已經行不通了，“酒香”也必須主動讓世界知道。

三、治理任務的階段性轉變

目前階段，我們仍處于“治理體系建設”的過程中，因為整體體系尚未完全建成。到了將來，體系完備后，則將過渡到“體系治理”階段。

在這個過程中，指導思想、規范規則、組織結構與檢驗標準都要實現從“自發”向“自覺”的轉變。

目前，許多西方國家與國際組織實行的是“權益治理”。例如，美國四年一次大選、兩年一次中期選舉的體制，只能應對短期選舉，根本無法解決長遠的全球治理問題。

2024年3月5日，選民在美國舊金山一個投票站內投票。 資料圖：新華社

因此，我們提倡“綜合治理”，并最終將其轉化為“體系治理”。我認為這一演進需要走好三步：理論建構、戰略布局和實踐路徑。全球治理這一概念，是1992年一批西方學者在《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一書中率先提出的，它具有引領的作用。

目前我們的短板在于：原則性表述多、口號多，但具體的制度設計與實干舉措較少。這是我們必須反思并下大功夫去研究解決的。

在全球治理的實踐路徑上，我們首先要有方向性的預設：存量部分要予以優化。例如，聯合國作為現存的最大存量，必須進行結構優化，增量部分要予以治理；人工智能、數字科技等新涌現的領域，必須從現在開始設計治理規則。

人類在這方面有過成功經驗，二十年前克隆技術出現時，國際社會迅速達成共識禁止克隆人。對于今天的AI治理，我們也必須預先設立防火墻，“寧可發展慢一點，但要安全、好一些”。

歷史上有許多宏觀治理的先例：一戰結束前后，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計劃”并建立國聯，這在國際關系理論中被稱為“理想主義”（后演變為“自由主義”）。二戰結束前后，美國總統羅斯福設計了聯合國體系；法國的讓·莫內與羅貝爾·舒曼巧妙設計了歐洲共同體，使打了幾百年的法國和德國維持了八十年的和平，并成為今天歐盟的軸心。

中國也要有自己的威爾遜、羅斯福、舒曼與莫內。歐洲人通過設立“莫內講席”來吸引中國學者研究歐洲，我們為什么不能在國際上設立中國學者的冠名講席，去主動傳播中國的全球治理理念？

在開展前瞻性研究時，我們需要對未來有宏大的想象力。我曾跟學生開玩笑說，我很喜歡聽《康熙王朝》的片頭曲《向天再借五百年》，但人類壽命終歸有限。可是，雖然我們活不到500年后，但我們可以去想象。

1945年時，世界地圖上只有50多個獨立國家，現在已經有195個，除了蘇聯解體為16國、南斯拉夫解體為6國、捷克斯洛伐克一分為二之外，新增國家主要來自全球南方和亞非拉地區。

我認為，未來500年，世界將會發展出一種“大陸科學”（Continental science）：即美國、中國、俄羅斯依然存在，同時歐盟、非盟、東盟等區域板塊將扮演更為核心的角色。

我們在認識國際社會時，要看到它的多樣性，要在漫長過程中逐步凝聚共識。全球治理要爭取國際社會的最大公約數，寧可慢一些，但要穩一些。

鄧小平同志規劃20世紀末的發展藍圖，再到黨中央提出“兩個百年奮斗目標”并部署至本世紀中葉的宏偉藍圖。作為年輕一代，必須將眼光投向更遠未來的長周期演變。

1951年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僅為38歲，而如今已達到80歲左右。伴隨人均壽命的成倍增長，青年一代若要健康地走向長壽，從而實現未來的長周期演變目標，只要做到以下三件事：

第一，遵循自然規律，保障作息。早上起來，晚上睡覺。從猿到人的進化歷程長達數百萬年，人類的社會化進程至今不過七八千年，人類長期處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狀態。僅僅兩三代人的現代生活方式，是不可能改變這種深層生理規律的。目前許多青年學生出現的健康問題，多源于長期的熬夜與作息紊亂。

第二，遠離“黃賭毒”，同時警惕新型的媒介成癮。現在許多學生過度沉迷于手機，甚至在電梯等場景中也機不離手，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成癮現象。

第三，加強體育鍛煉。以前老師說，由于機器代替了體力勞動，未來人類的四肢（手和腳）會越變越小，腦袋會越變越大。但現實中，即便是腦力勞動為主的互聯網企業家，其手指與大腦同樣發達。這提醒我們，必須堅持鍛煉身體。未來的學術研究中，關于公共衛生、人類健康以及生態安全的交叉議題將會越來越重要。正所謂“衣食足則知廉恥”，身體健康與學術發展是相輔相成的。

四、大、中、小國家的互動

在國際關系話語體系中，西方常用“Great Power”來界定大國，而中國在英語翻譯中較少使用該詞，多使用較為客觀的“Big Country”。這是因為中國在過去一百多年中長期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與壓迫，因此在語境上避免使用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的“Western Power”。

針對當前世界上有幾個大國的問題，不同戰略主體的體系觀存在顯著差異：

美國特朗普政府傾向于“G2”視角，即世界上只有美國與中國兩個主要大國。普京政府傾向于“G3”視角，將俄羅斯、美國和中國并列。歐洲追求“G4”地位，強調“歐洲不應當在菜單上，而應當在餐桌上”。英國試圖維持其“G5”的大國幻覺。中國則秉持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N”視角。例如，習近平總書記接見埃及總統時稱埃及是大國，見印度尼西亞總統也是如此。

從全球治理的結構來看，各類大國基本可以劃分為三個層級：霸權大國、傳統大國、發展中大國，這些力量基本交匯于二十國集團（G20）這一平臺上。

當前各大國在全球治理體系問題上，遠未達成共識。中國主張“先立后破”；美國主張“先破后立”，傾向于退群毀約，先打亂現有秩序；俄羅斯是“邊破邊立”；歐洲、印度、巴西等力量稍弱一些的，則是“后破后立”，先看大國怎么走。各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角逐與博弈，由此展開。

從中美俄三邊來看，中國始終堅持“內外兼修”，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要先把中國自己的事情辦好。美國高舉“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旗幟，甚至公開在國際法之外行事，如強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并公開否認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原則。俄羅斯則更多是依靠軍事手段。

中美俄三國戰略互動基本上“斗而不破”、“爭多合少”，其博弈在歐洲、亞太、拉美、非洲不斷擴散。基辛格活到一百歲仍主張利用冷戰時期的“中美蘇大三角”經驗，通過反向的中美俄關系來牽制中國。但如今中國不是蘇聯，美國也沒有當年的實力，俄羅斯則吃足了苦頭，已不再幻想與西方結盟。

從中美歐三邊來看，美國戰略轉向、歐洲戰略自主訴求與中國實力持續崛起，是格局變革的重要動因。但要清醒地認識到，美歐在基本問題上仍是一家。在戰略態勢上，當前依然呈現出“1:2”或“2:1”的博弈。我們的努力方向是使自己強大到“1.5”，對方降到“1.5”，即戰略相持階段。從去年的釜山會見到今年5月的北京會見，中國的國際環境已有新的改善。

在中小國家層面，它們正在從被動反應走向主動謀劃。部分中等強國或地區大國正從規則接受轉向規則引領。例如，東盟強調“東盟中心地位”、澳大利亞、加拿大也可以對美國說“不”、新加坡則在數字貿易等新興規則制定上扮演著引領角色。

在制度與地理資源優勢層面，太平洋及加勒比島國雖然人口與陸地面積較小，但因其擁有龐大的專屬經濟區海域面積，在海洋保護與氣候變化議題上具有重要作用。它們還組建小多邊聯盟，奉行多方結盟戰略，避免選邊站隊。

塞舌爾國家公園管理局的海洋研究員正在繪制珊瑚礁圖，越來越多的國家在提交給聯合國的氣候計劃中提及海洋解決方案。 UN Women

中國在處理與中小國家的關系時，應有更大氣量，理解中小國家的處境。以柬埔寨為例，其在維持對華友好的同時，積極發展對美關系，具有其內在的生存邏輯：

一是出口需求。柬埔寨對華貿易存在逆差，它對美國有出口需求。

二是外交平衡策略。特朗普有虛榮心，柬埔寨通過提出特朗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建議換取了和平委員會的巨額會費減免。同時，柬埔寨需要在美、中、歐、日等多方勢力之間尋求戰略平衡。

三是國家轉型的政治訴求。柬埔寨正經歷從西哈努克（建國之父）、洪森（和平之父）向新一代領導人推動現代化建設的轉型，其在外交上需要更多元的支持。

中國古人講“宰相肚里好撐船”，中國作為大國，在外交上必須具備大國的氣派與氣度。我們一直講弱國無外交，是因為鴉片戰爭以后，我們割地賠款，受盡欺負。但從中小國家視角來看，他們就不承認這個觀點，他們會反問：難道弱國就沒有外交了嗎？所以，我們必須設身處地地考慮其核心關切，尋找共同點來推進全球治理。

五、結語

在不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提下，建設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過程將是漫長和曲折的。如果能在2050年左右基本形成，已經是相對樂觀的預期。

為什么我們比較著急呢？因為“政治生命是短暫的”，我們必須秉持長期主義。由此，我們必須認識到：

第一，美國處于相對下降趨勢，但仍會利用其軍事、科技等優勢制造事端。比如特朗普政府目前的所作所為，除了中國等少數國家外，多數國家都接受了“對等關稅”方案，越南甚至給出了零關稅。因此，我們應有底線思維。

第二，“全球南方”國家需要增強各自和集體的力量。“全球南方”內部依然存在諸多的局部沖突（如海地局勢、非洲之角沖突），同時面臨著西方傳統的“分而治之”策略，如歷史上英屬印度分治、克什米爾爭議等留下的地緣后遺癥。中國必須明確自身作為“全球南方”天然一員和重要成員的定位，推動南南合作走向實體化。

第三，要形成全球合力。建設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不僅需要全球南方，也需要全球北方的參與。我們可以將目標設定得現實一些——通過三五十年努力，達到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初級階段。正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同樣經歷初級階段一樣，行穩致遠。

總而言之，中國正在成為全球強國，正在走向世界舞臺中央。作為學者和學生，我們更應該有這樣的視野和胸懷。我們必須承認，當前我們在國際學術體系的某些鏈條中仍處于較靠后的位置，所以每位學者都要拿出真本事。今天是我的初步思考，我將繼續把全球治理作為重點研究方向。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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