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百度百科"鄭蘋如"詞條｜《審訊汪偽漢奸筆錄》南京檔案館編輯｜臺灣軍情局《情報典范人物》｜《良友畫報》1937年第130期｜抗日戰爭紀念網"上海旗袍信使鄭蘋如"｜三聯生活周刊《鄭蘋如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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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上海西郊滬西中山路旁，荒地連片，枯草在寒風里一浪一浪地翻滾，遠處幾棵枯樹杈子橫斜，把夜色劃成了碎片。

一輛黑色轎車駛進了這片荒野，車輪碾過冰冷的泥土，嘎然剎住。

林之江從副駕駛跳下來，黑色牛皮大衣隨風鼓起一個弧度，他繞到后車門，拉開，抬了抬下巴，對里頭的人說了一個字："下。"

兩名便衣特務跟著鉆出來，把一個雙手被銬的年輕女子架了下去。

女子頭發散落在肩上，身形清瘦，腳踩進枯草里，卻沒有踉蹌，站定了，就那么直直立在荒地中央，像一根被風吹不倒的蘆葦。

她叫鄭蘋如，1918年生于日本名古屋，祖籍浙江蘭溪，中日混血，這一年，二十三歲。

三年前，她的照片還貼在上海最熱鬧的報攤上，《良友畫報》1937年7月第130期的封面，那上頭署的只是"鄭女士"三個字，因她身份特殊，不宜寫全名，可整個上海灘，早就認識那張臉。

三年后，她站在了這片沒有名字的荒地里。

林之江握著槍，站在她面前兩步遠，四周的特務散開圍成一圈，沒有人開槍，沒有人開口，荒野里只有風，呼呼地刮來刮去。

沉默在冬夜里漫開，厚得像一堵墻。

就在這僵局里，鄭蘋如緩緩開口，說出了她此生最后那句話。

林之江握槍的手停了，在原地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后緩緩點了頭。

【1】萬宜坊的女兒

1938年1月，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一幢法式洋房的二樓。

屋子里沒有多余的陳設，窗簾拉得嚴實，只有一盞臺燈把光圈投在桌面上，把坐在桌子兩邊的兩個人的臉照得明明暗暗。

坐在鄭蘋如對面的男人叫陳寶驊，公開身份是新生命書局的經理，真實身份是中統駐上海的情報負責人。

他把茶杯放下，直接開口："蘋如，我找你來，是想請你做一件事。"

鄭蘋如坐得筆直，手搭在膝蓋上，沒動，等著。

"你知道現在上海是什么情形，"陳寶驊頓了一下，"日本人進了城，抗日的人要活下去，就得有人鉆進他們圈子里，摸清楚他們的底細。我們需要一個能進那個圈子的人。"

"你是說情報工作。"鄭蘋如接了他的話，語氣平平的，像是在確認一件早就想清楚的事。

陳寶驊點頭："你會日語，在日本長大，你母親在日本上層有關系，加上你的外貌和交際能力，在那個圈子里，沒人會懷疑你。"

他停了一下，把話說完，"最重要的，他們信任你。"

鄭蘋如沒有立刻應聲，目光落在臺燈的燈罩上，沉默了幾秒，抬起眼睛看他：

"我答應。"

陳寶驊放下茶杯，在她臉上多停了一秒："你知道這條路意味著什么。"

"知道，"鄭蘋如站起來，語氣里沒有猶豫，"什么時候開始。"

回家的路上，鄭蘋如走得不快。

上海法租界還保留著一層繁華的外殼，霓虹燈在濕冷的石板街道上拖出一片曖昧的光，行人依舊來來往往，仿佛這座城市并沒有在打仗，仿佛什么都還和從前一樣。

鄭蘋如走進萬宜坊88號的院門，父親鄭鉞坐在堂屋里，桌上攤著一份文件，見她進來，抬了抬頭。

她在他對面坐下，直接說："爸，我加入中統了，要做情報工作。"

鄭鉞把手里的文件折起來，放到一旁，沒有立刻說話，沉默了一會兒，才開口，聲音低，卻穩：

"為了國家，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犧牲。"

鄭蘋如點了點頭，沒再多說，回了自己的房間。

她在書桌前坐下，取出一張信紙，給遠在戰場上的未婚夫王漢勛寫了幾行字——王漢勛是上海航空作戰大隊的飛行官，他們早在戰爭爆發前就定下了婚約，說好等打完仗就結婚。

信里寫的，只有一個意思：抗戰不勝，不談婚事。

寫完，封好，放進抽屜，推上。

她推開窗，冷風撲進來，把臺燈的光吹得晃了幾晃。

外頭的上海，街燈還亮著，繁華還在，可街上走的人，穿的軍裝，已經不是從前那些人的了。

鄭蘋如把窗子帶上，在桌前坐了很久，一動不動。

鄭蘋如加入中統的理由，旁人看來或許覺得順理成章，可那條路通往哪里，她自己清楚。

她的父親鄭鉞，清末考取官費留學，負笈東渡，就讀于日本法政大學，在日本期間追隨孫中山加入同盟會，與于右任等人結為好友，學成歸國后先在復旦大學法律系執教，后歷任上海、江蘇、福建各地高等法院分院院長及首席檢察官等職，是貨真價實的國民黨元老。

她的母親木村花子，出身日本名古屋名門，在日本期間對中國革命頗為同情，嫁給鄭鉞后隨夫回到中國，改名鄭華君。

這個家，父親教的是家國大義，母親教的是日語和禮儀，鄭蘋如兩樣都學進去了，且學得比任何人都扎實。

1937年春，她從上海政法學院畢業，正打算秋天和王漢勛去香港完婚，日子鋪展得平順而明亮。

然而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8月13日，淞滬會戰打響，上海的天空燃起了炮火和硝煙。

王漢勛奔赴前線，婚事就此擱下。

那一年的7月，《良友畫報》第130期出版，封面刊了一張年輕女子的照片，題名"鄭女士"——那個封面上的女郎，就是鄭蘋如。

那張照片是她年少的一個小小夢想留下來的痕跡，她曾經崇拜胡蝶、阮玲玉，常去王開照相館拍模仿明星的照片，有幾張還被陳列在櫥窗里。

父親說當演員不是正路，她沒當成明星，那一期《良友》的封面，是她與那個夢最近的一次相逢。

然而封面刊出的同一年，炮聲淹沒了上海。

此后，上海淪陷，日本人進了城，街頭開始出現各種誘降的說客。

鄭鉞以"患病"為名，拒絕出任任何偽職，在家里架起了一臺與重慶秘密聯絡的電臺，對外稱養病，實則從事地下抗日工作。

1938年3月，日本使館書記官清水董三登門，請鄭鉞出任正在籌建的汪偽司法部長，鄭鉞以病推辭，斷然拒絕。

鄭蘋如在旁邊看著，心里已經在盤算別的事情。

那天晚上，她和陳寶驊見了第一次面。

加入中統后，鄭蘋如的掩護身份，是一個熟悉日本文化、周旋于各類社交場合的名媛。

這個身份，對她來說并不需要刻意經營——她本來就是這樣的人。

她借助母親的關系，與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派駐上海的和談代表早水親重建立了聯系，通過早水的引介，結識了近衛文麿的兒子近衛文隆，以及日本華中派遣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等人。

駐滬日軍特務機關長片山大佐對她頗為器重，時常帶著她出席重要會議和場合，很多日偽高層都把她當成片山大佐的私人秘書，對她放松了戒備。

她還成了掌管日本海軍情報的小野寺信的翻譯，以及日軍報道部的播音員，憑借這些名義，她可以進出許多本不該讓外人踏足的地方。

每一場酒席，每一次聚會，她記下的東西，經過整理，用秘密渠道一批批傳出去。

1938年秋末，通過早水親重的引介，鄭蘋如與近衛文隆有了更多接觸。

近衛文隆當時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掛職，整日流連于賭場、跑馬場，愛喝酒，喝多了便嘴上沒有把門的，時常在鄭蘋如面前漏出一些不該說的話。

這些話，經鄭蘋如的整理，成了一份份機密情報傳回重慶。

陳寶驊得知鄭蘋如與近衛文隆的關系后，召她來聯絡點，說了個想法："如果能把近衛文隆扣下來，以此要挾日方停戰——你覺得可行嗎。"

鄭蘋如想了想，說："可以試。"

那次行動，她把近衛文隆約出來，趁他喝醉，配合的特工悄悄將其帶走，關進了一處客房。

消息傳回重慶，上面很快來了命令——放人。理由是：一旦敗露，將引發日軍對上海潛伏人員的大規模搜捕，代價太大。

鄭蘋如把人放了，近衛文隆第二天被遣返日本。

日本方面發現近衛文隆失蹤后，全城戒嚴搜查，上海的空氣驟然繃緊了好幾天，才慢慢松下來。

事后，陳寶驊和鄭蘋如在聯絡點對坐，沉默了片刻，陳寶驊開口："下一個任務，更難。"

鄭蘋如只回了兩個字："說吧。"

【2】西伯利亞皮草店里的槍聲

1939年3月，鄭蘋如接到了新任務：接近丁默邨，伺機刺殺。

陳寶驊把任務交代下來時，說得干脆："丁默邨這個人，什么都防，就一樣東西防不住。"

鄭蘋如沒有接話，等他說完。

"他好色，"陳寶驊停了一下，把話說白，"而你，能進他的圈子。"

鄭蘋如點頭，算賬一樣地想了幾秒："從哪里切入。"

"你在民光中學讀過書，"陳寶驊道，"他做過那所學校的校董。

有這一層，你去找他，他不會起疑。"

那一年的3月7日，中統游擊隊長熊劍東在常熟一帶被日軍俘獲，關押在上海日偽監獄。

陳寶驊把這個消息告訴鄭蘋如，給了她一個現成的入口——以營救熊劍東為名，借著師生淵源，登門找丁默邨求情。

通過日本憲兵隊隊長藤野的引介，鄭蘋如走進了76號特工總部的大門。

76號，全稱"汪偽特工總部"，地址在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三年多制造了三千余起血案，上海的街頭，提起這個地方，人人腳步都下意識地繞開。

鄭蘋如走進那扇門，沒有回頭。

丁默邨坐在辦公室里，見到鄭蘋如，眼神就挪不開了。

鄭蘋如站得從容，開口說自己是熊劍東的妹妹，來請老師幫忙，順帶提了民光中學那層淵源。

丁默邨當場拍了胸脯："這事好說，你放心，我來辦。"

鄭蘋如謝過他，告辭出來，走過76號那條陰暗的走廊，一直走到大門外，才讓自己的呼吸輕輕松了一分。

此后近半年，鄭蘋如與丁默邨的來往愈發頻繁。

據日本憲兵隊特高課的監視記錄顯示，從鄭蘋如第一次見丁默邨，到刺殺行動發生前，短短兩個多月的時間里，兩人密切來往多達50次。

中統曾兩度安排刺殺，均以失敗告終。

第一次，陳寶驊安排人手在鄭蘋如家萬宜坊88號附近設伏，計劃趁丁默邨送鄭蘋如回家時動手。

那天，丁默邨把車停在鄭家門口，剛要下車，目光掃過窗外，發現了黑影晃動，借口有急事，說走就走，鄭蘋如怎么挽留都攔不住，車輪一轉，揚長而去。

鄭蘋如站在樓道里，聽著下面的車聲越來越遠，把手里的手帕攥緊了，慢慢放開，再攥緊。

第二次，中統重新調整方案，換了地點，再度布置，依然因丁默邨臨時改變行程而落空。

兩次全部失敗，重慶方面接連催促，鄭蘋如承受的壓力越來越重。

陳寶驊在聯絡點把桌面拍了一下，聲音悶："不能再等了。"

鄭蘋如坐在對面，沉默了片刻，說："讓我來。"

1939年12月21日，機會來了。

那天中午，丁默邨打電話邀鄭蘋如一同去滬西潘三省家吃午飯，鄭蘋如接了電話，隨即把消息通報陳寶驊，兩邊迅速定下了方案——飯后返城途中，將丁默邨引入靜安寺路西伯利亞皮草店，由陳彬等人在附近設伏，伺機擊殺。

下午，鄭蘋如陪著丁默邨吃完飯，同車回程。

車行至靜安寺路附近，鄭蘋如突然開口："圣誕節快到了，我想買件皮大衣做禮物，就在前面那家店，進去看看吧。"

丁默邨掃了她一眼，這里不是預先約定的地點，停留不過片刻，他覺得不會有問題，順口說："去就去。"

西伯利亞皮草店里，大衣一件件懸在架子上，鄭蘋如拿了一件披上，轉過來問："這件怎么樣。"

丁默邨夾著煙，漫不經心地打量她，目光從大衣挪到她的臉上，笑了笑，沒說話。

就在這一刻，他的眼角掃過了櫥窗外——兩個人，短打衣著，腋下夾著東西，眼神時不時往店內瞟，躲躲閃閃的。

丁默邨的臉色沒變，把煙夾在指間，從大衣袋里摸出一沓鈔票，扔在柜臺上，語氣平靜：

"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

話音落地，人已經拔腳沖向店門。

鄭蘋如想開口，沒來得及，丁默邨已經推開門沖了出去，陳彬在外頭反應過來，扣動扳機，幾聲槍響，子彈打在防彈車的玻璃上，丁默邨已經鉆進車里，司機猛踩油門，黑色轎車在靜安寺路上消失了。

鄭蘋如站在皮草店里，那件大衣還披在肩上，手慢慢攥成了拳，攥了很久，松開。

槍聲翌日就登了各大報紙，鄭蘋如躲進了虹口。

陳彬找到她，說話直接："現在必須撤，不能留在上海了。"

鄭蘋如搖頭："撤不了。家里父母都在，我一動，他們就完了。"

陳彬沉默片刻，壓低了聲音："那就先穩住，等等看。"

鄭蘋如等了一天，撥了個電話給丁默邨，說自己被昨天的事嚇壞了，話說得小心翼翼。

電話那頭，丁默邨的聲音沉了幾秒，隨即放緩了語氣："我怎么會怪你，是我讓你受驚了，我心里很不安。他頓了頓，又說，什么時候方便，我們見個面。"

鄭蘋如給了個時間，掛了電話。

陳彬在旁邊一直聽著，等她放下聽筒，說："他在布網，你心里清楚的。"

鄭蘋如站起來，把大衣攏了攏，語氣平靜，像是在說一件早就想明白的事："清楚，我去。"

陳彬急了，把聲音壓得更低："那是送死。"

鄭蘋如看著他，說："不去，他說了，不去就殺我全家。家里父親、母親都在上海，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說完，她低下頭，把大衣的扣子一顆一顆扣好，然后抬起頭，轉身走了。

1939年12月26日，鄭蘋如走進了76號特工總部的大門，腰間藏著一把勃朗寧手槍——那是她最后一次抱著僥幸，覺得也許進去了還有機會。

然而她剛踏進門，林之江已經帶人守在那里，把她死死攔住，從她皮包里搜出了那把勃朗寧，在燈光下冷冷地發著光。

林之江把槍接過去，對著鄭蘋如上下打量了一眼，說："關起來。"

【3】獄中的堅守

76號特工總部的審訊室，沒有窗戶，燈整天亮著，不分晝夜，時間在這里失去了形狀。

鄭蘋如被關進來的第三天，李士群派來了第一批人。

為首的特務把椅子拖開，坐下，抖了抖腿，直接開口："說，背后是誰指使，重慶的聯絡人是誰，接頭地點在哪。"

鄭蘋如坐在對面，手放在膝蓋上，語氣不急不慢："我沒有聯絡人。我是因為那個男人在外頭亂來，氣不過，才花錢找人教訓他。"

特務揚了揚嘴角："這話你自己信？"

"信不信是你的事，"鄭蘋如說，"我說的是實話。"

審了幾天，換了幾批人，鄭蘋如的說辭始終是那一套——因愛生恨，雇兇報復，與任何組織無關。

這個說辭傳出去，上海各大報紙爭著登，把整件事炒成了轟動一時的花邊新聞，一個名媛因情生恨雇槍手刺殺漢奸情人，讀者們看得津津有味，丁默邨因此成了汪偽圈子里人人暗地里議論的笑柄，顏面大失。

丁默邨惱了，親自進了審訊室。

他在鄭蘋如對面坐下，把手上的折扇合起來，在手心里磕了磕，說：

"蘋如，你跟我說實話，到底是誰叫你做的。"

鄭蘋如抬頭看他，神色不變，把那套說辭從頭又說了一遍，一個字不多，一個字不少。

丁默邨盯著她看了很久，折扇拍了拍手心，站起來，走了。

他隨后換了一個法子——找到鄭蘋如的父親鄭鉞，開出條件：鄭鉞若肯出任汪偽政府司法部長，鄭蘋如可以活命，可以放人。

鄭鉞的回答只有一句話："不。"

丁默邨又托人去勸鄭蘋如的母親鄭華君，讓她去勸女兒投降，換一條活路。

鄭華君見了來人，聽完話，沉默了片刻，說："她做的事，我不去阻攔她。"

來人走后，鄭華君在堂屋里坐了很久，堂屋里沒有點燈，她就坐在黑暗里，沒有出聲。

汪精衛的夫人陳璧君，也親自走了一趟。

她以長輩的身份坐下來，語氣和緩，說了一大通，大意是年紀輕輕沒必要死磕，識時務才是真聰明，投過來，前途無量。

鄭蘋如聽完，沉默了一下，只回了一句話："謝謝夫人好意，我沒有別的話可說。"

陳璧君站起來，多看了她幾眼，搖了搖頭，走了。

審訊持續著，一天接一天，鄭蘋如就那么撐著。

關押期間，中統方面一直在想辦法，陳彬、嵇希宗多次想聯絡鄭蘋如商議善后，卻始終找不到可行的路。

鄭蘋如的上級后來確認，正是因為她在獄中從頭到尾沒有供出任何組織秘密，才保護了陳彬及行動組多名同志的安全。

那段時間里，刺丁案發后日偽特務瘋狂反撲，短短兩三天內就有80多名中統人員在上海被捕——那是另一波牽連，與鄭蘋如的供詞無關。

她守住了她能守住的那一部分。

1940年1月16日，鄭蘋如在關押處提起筆，給父親寫了一封信，紙上的字寫得工整，內容只有一句話："爸爸，我很好，請您放心。"

僅此而已。

她不知道這是最后一封信，也不知道這幾個字后來會被拿進戰后的法庭，當成一樁命案最沉重的物證。

李士群和丁默邨之間的矛盾，那段時間愈演愈烈。

丁默邨其實并不急著處置鄭蘋如，打算留著慢慢做文章。

然而，丁默邨的妻子趙慧敏和李士群的妻子葉吉卿，對鄭蘋如的存在一早就嫉恨交加——這個女人一日不除，她們就一日難安。兩個人合計著找了林之江說話。

林之江把消息帶進去，李士群點了點頭。

1940年2月春節前，李士群瞞著丁默邨，秘密下令：處決鄭蘋如。

那天夜里，林之江親自帶人來，把鄭蘋如從關押處押了出來。

鄭蘋如被帶上車的時候，沒有掙扎，也沒有出聲。

車開出76號，朝著滬西中山路方向駛去，夜風在窗外呼呼地響，路越走越荒，越走越黑，只有車燈在前頭劃出一道細細的亮。

林之江坐在副駕駛，一聲不吭，一根煙抽完，又點了一根，窗縫里透進來的風把煙氣吹散，散了又聚，聚了又散。

車停下來，荒草的氣息透過車門的縫隙鉆進來，鄭蘋如知道，到了。

然而，就在林之江的手停在扳機上久久沒有扣下去的那一刻，鄭蘋如抬起頭，平靜地開口，說出了她此生最后那句話，在場所有人都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