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陳獨秀傳》任建樹著｜《陳獨秀全傳》唐寶林著｜《陳獨秀書信集》水如編｜《陳獨秀最后論文和書信》｜百度百科"陳獨秀"詞條｜四川省情網陳獨秀江津史料｜中國作家網相關歷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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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的四川江津，初夏的濕熱已經漫進了每一條巷子。

鶴山坪的石墻院坐落在縣城之外三十多里的山坳里，沒有大路，不通車輛，四周是郁郁的山林，長江從遠處繞了一個彎，帶來的不是涼意，只是更濃的潮氣。

院子里有兩間低矮的土房，沒有天花板，地面是潮濕的泥地，每逢下雨，屋頂就往下滴水。

室內陳設簡陋到近乎空曠：兩架木床，一張書桌，幾條凳子，還有幾只堆滿書稿的舊木箱。

書房的墻上掛著一幅岳飛手書"還我河山"的拓片，是這間屋子里唯一稱得上裝飾的東西。

住在這里的老人已經躺了很多天，無法再起身。

心臟病、高血壓和胃潰瘍，三重病癥壓著他，讓他連翻身都極為艱難。

幾個月前，他曾試著用蠶豆花熬湯治高血壓，喝下去之后腹脹發熱，病情反而急轉直下，從此便再沒有真正好轉過。

妻子潘蘭珍一直守在床邊，沒有別的能做，只是守著。

來看他的人，能來的都來了。

鄧仲純隔幾天就過來，給他號脈開方，知道藥已經起不了大作用，但仍然每次都認真地開。

三兒子陳松年從重慶趕了回來。

何之瑜就住在江津，幾乎天天過來，幫他整理那疊厚厚的手稿——那是《小學識字教本》的書稿，寫到"拋"字，停下了。

這個老人六十三歲，走完了他的一生。

他是創辦《新青年》、開啟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是被稱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的人，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曾經主持黨的一大到五大，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里站在最前沿發出過最響亮的聲音。

而他最后在這間漏雨的土房里，窮困潦倒，連看病的錢有時候都要靠典當朋友送來的皮袍子湊。

死前，他留下了一些話。

這些話，被守在身邊的人陸續記錄下來，后來散見于各處史料和回憶文章里。

其中有一些，是他對自己一生最直接的回顧——

那些話里，記載著他此生最深的一處嘆息，而當后來的人讀到那幾行字的時候，許多人沉默了很久……

【一】一個不愿馴服的讀書人，從安慶走向整個中國

1879年10月9日，陳獨秀出生于安徽省安慶府懷寧縣，按照族譜取名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

他一生的筆名據考證多達四十余個，但最為后世熟知的，是他自己取自家鄉獨秀山的名字——陳獨秀。

他2歲時，父親陳衍中因疫情病卒于蘇州，此后先后由祖父陳章旭以及長兄陳慶元撫養成人，在家中學習《四書》《五經》。

祖父管教極嚴，逼迫他日日研讀四書五經，那段經歷多年以后仍然令陳獨秀心有余悸，他后來在文章里寫到舊式教育對人心的束縛，字里行間都帶著親身體會的溫度。

祖父去世后，長兄繼任塾師的角色，管教相對寬松，陳獨秀得以自由閱讀自己喜愛的書目。

這段時間里，他讀《昭明文選》，也開始悄悄接觸一些舊式私塾里從未出現的東西。

那些書頁里的世界，與祖父手里的四書五經截然不同，卻讓他越讀越停不下來。

1896年，17歲的陳獨秀通過院試成為秀才，科舉名乾生。

但就在拿到秀才資格的次年，他赴南京參加鄉試，落榜。

此后又再次參加鄉試，仍然未中。

鄉試的接連落第，對于許多讀書人來說是一次打擊，但對陳獨秀而言，影響走向的不是落第本身，而是他在這個過程里對于科舉這件事本身的判斷。

1897年冬天，年僅18歲的他寫下《揚子江形勢論略》，從地理、軍事、歷史多個角度審視清政府面臨的國際處境，文中寫道："近時敵鼾臥榻，謀墮神州，俄營蒙滿，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齊，日本覬覦閩越，英據香澳，且急急欲壟斷長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轄東南七省之利權，萬一不測，則工商裹足，漕運稅餉在在艱難，上而天府之運輸，下而小民之生計，何以措之。"

一個18歲的秀才，落第之后寫出這樣的東西，說明他的眼光早已不在功名上了。

1897年，他考入杭州求是書院，學習法文和造船。

這里的課程與舊式私塾截然不同，第一次系統接觸西方科學與社會思想，讓陳獨秀的思路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此前他看世界，用的是四書五經給他備下的那套框架；進了求是書院之后，那套框架開始動搖，一個更寬闊、也更復雜的世界圖景逐漸在他面前展開。

1901年10月，陳獨秀自費留學日本，進東京弘文學院師范科日語專業學習。

1902年3月回國后，組織青年勵志社。

同年9月，他再次赴日，就讀東京成城學校陸軍科，在日本受到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

這幾年里，日本對于中國留學生來說是一個特殊的窗口。

革命的氣息、各路思潮、被壓迫者的奮起，這一切在東京的空氣里交織著。

陳獨秀在這里廣泛閱讀，與各類進步人士交往，思想激變。

彼時滯留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來自不同省份，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在對中國前途的判斷上，也有著各式各樣的爭論。

陳獨秀泡在這些爭論里，大量閱讀，大量思考，逐漸形成了自己對中國出路的基本判斷。

1903年3月31日，陳獨秀、張繼、鄒容三人強行剪去湖北陸軍學生監督姚昱的辮子，因此被日本政府強行遣送回國。

這不是一次沖動之舉，在當時的語境下，剪辮子是一種極為明確的政治表態，意味著對清朝統治的公開挑釁。

被驅逐出境的代價，他承受了，沒有退縮。

回到安慶后，1903年5月17日，陳獨秀在藏書樓組織抗議清廷與沙俄準備簽訂不平等條約的集會，發表拒俄演說，有安徽高等學堂、武備學堂等三百余人出席。

會上決定成立安徽愛國會，創辦《愛國新報》。

這次活動引起當局警覺，清廷下令通緝，陳獨秀得友人透露消息，連夜逃往上海。

到了上海，他又和章士釗、謝曉石、張繼等人出版《國民日日報》，同年12月，上海地方政府下令禁止出售該報。

1904年，陳獨秀在安徽創辦《安徽俗話報》。

這份報紙選擇用白話文寫作，在當時絕大多數報紙仍沿用文言的環境里，是一次明確的破格嘗試——目的就是讓更多不具備文言閱讀能力的普通人，也能看懂里面的內容。

報紙因言論過激，辦了沒多久便被迫停刊，陳獨秀再度離開安徽。

辛亥革命之后，陳獨秀短暫出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參與地方政務。

但隨著袁世凱逐漸掌控北京政局，革命果實被蠶食，仁人志士的一腔熱血付諸東流，許多革命者開始消沉。

陳獨秀卻在這段時間里得出了一個不同的結論——他從一次次失敗的革命經歷中意識到，單純的政治革命并不能挽救國家，改變國人的精神才是根本。

這個認識，成了他此后十年間最重要的行動坐標。

【二】《新青年》橫空出世，以一本雜志撐開一個時代的思想空間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陳獨秀被迫流亡上海。

這段時間，他深居簡出，大量閱讀，廣泛思考。

那些積壓在心里多年的問題，開始慢慢凝結成一個清晰的判斷：中國的積弱，根子不在政治制度本身，而在于幾千年積累下來的封建思想文化對人心的禁錮。

1914年，他赴日本，在東京編輯《甲寅》雜志，繼續從事文章寫作和思想傳播。

這期間，他與來自各地的留學生和知識分子廣泛交流，進一步確認了自己對思想啟蒙的判斷——中國要變，不能只靠換旗幟、換政府，要從人的頭腦里開始換。

1915年，日本得寸進尺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復辟的野心日益顯露，孔教會、籌安會等宣揚尊孔復辟的團體大行其道。

有的革命者犧牲了，有的叛變了，有的開始消沉下去。

同樣經歷一次又一次失敗的陳獨秀也已幾近不惑之年，但即使時局如此艱難，他依然決定創辦一本新雜志，立志在十年的時間內改變國人的思想。

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志》在上海正式創刊，陳獨秀擔任主編。

自第二卷起，雜志更名為《新青年》。

創刊號上，陳獨秀親自撰寫發刊詞《敬告青年》，提出六項主張：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這六條，每一條都是對舊文化舊道德的正面宣戰。

在那個年代，這樣的文字，等同于在一潭死水里投下了一塊巨石。

隨著影響力日漸擴大，一批重量級的知識分子相繼匯聚到這本雜志周圍。

胡適從美國回來，帶著白話文改革的主張；魯迅在上海寄來了《狂人日記》，用一個"吃人"的隱喻撕開了禮教的面具；李大釗開始在雜志上介紹馬克思主義；錢玄同、劉半農、吳虞等人各展所長，共同把這本雜志推到那個年代思想傳播的最前沿。

1917年，北大校長蔡元培聘請陳獨秀來京任職，輔助他對保留著封建教育傳統和陳腐校風的北大進行改革，并建議他把《新青年》編輯部由上海遷到北京，實現了"一校一刊"的結合。

據當時了解內情的人描述，蔡元培為了請到陳獨秀，曾親自多次登門，頗有古風。

陳獨秀的辦公室設在紅樓二樓，掛牌"文科學長室"。

在這里，憑借蔡元培的全力支持，他專心致力于文科改革。

他擴充文科，增設新系，允許學生自由選修各課，整頓課堂紀律，廣設閱覽室，采購圖書，把一個沉悶保守的舊學府一點一點改造成思想最活躍的地方。

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在此聚集，形成了以《新青年》編輯部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新文化運動由此得到迅猛發展。

毛澤東后來在接受斯諾采訪時，談到自己當時十分崇拜陳獨秀和胡適所作的文章，說"他們成了我的模范"，"當我在北大的時候，他給我的影響也許比那里任何人所給我的都大"。

這段話，在斯諾的采訪記錄里留了下來，是那個年代陳獨秀影響力的直接注腳。

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的失敗，則讓陳獨秀看清了西方所謂民主國家的實質。

在1918年12月22日第一號《每周評論》的發刊詞上，陳獨秀明確提出"主張公理，反對強權"的口號，對外要求歐美國家"拋棄從來歧視有色人種的偏見"，對內要求"拋棄軍國主義，不許軍閥把持政權"。

他在《每周評論》上多次發文，提醒民眾不要對巴黎和會抱有任何幻想，應該把矛頭指向帝國主義和腐敗的對日外交政府。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直接導火索是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慘敗，本可從德國收回的山東主權，成了日本的戰利品，消息傳回國內，民眾出離憤怒，北京大學等校學生組織集會游行，五四運動由此爆發，迅速蔓延至全國。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天橋新世界游藝場頂樓拋撒《北京市民宣言》傳單，遭到密探當場逮捕。

這是他一生中數次系獄之一，在獄中關押近三個月，于1919年9月出獄。

【三】建黨初期，在歷史轉折口上艱難探索的那些年

出獄之后，陳獨秀的思想完成了一次重要轉變。

國內知識界開始大量譯介馬克思主義的學說，陳獨秀已開始密切關注被壓迫的勞動群眾。

在《貧民的哭聲》一文中，陳獨秀分析歐美貧富懸殊的原因時提到資本家對無產階級的壓迫；又如《告北京勞動界》一文對勞動階級痛苦的揭示，對官僚、資本家和知識階級的告誡。

1920年5月，《新青年》特設"勞動節紀念專號"，陳獨秀發表《勞動者底覺悟》，熱情贊美勞動者"最有用、最貴重"，并開始為上海厚生紗廠的湖南女工發聲，為其爭取合法權益。

從陳獨秀這一時期的這些文字可以看出，此時的他與《新青年》同仁中主張不談政治的胡適等人，在思想上的分歧進一步擴大。

1920年2月，陳獨秀離開北京，赴上海。

同年春，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到中國，先后與多位革命者會談，探討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可能性。

1920年8月，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成立，陳獨秀擔任書記。

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的黨組織。

此后數月間，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等地相繼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形成了各地呼應的組織格局。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召開。

大會期間，因租界巡捕搜查，會議被迫轉移至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繼續進行，并最終完成全部議程。

陳獨秀因在廣州主持工作，未能親自出席，但大會選舉他為中央局書記，成為黨的主要領導人。

這一年，他42歲。

此后，他先后主持了黨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帶領這個尚在創建初期的政黨，在內憂外患的復雜局勢中艱難探索前行。

1922年7月，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通過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明確了黨的奮斗目標，并決定加入共產國際。

1923年6月，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圍繞國共合作問題進行了激烈討論，最終通過決議，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的方針。

在大革命中，陳獨秀多次反對共產國際的國共合作指示。

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艦事件后，陳獨秀在黨報上發表公開信，單方面宣布退出國民黨，引起黨內外轟動。

但不久后共產國際領導層發來的指令，使大多數中共黨員繼續堅持舊政策，而包括陳獨秀在內的異議分子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要與這種路線徹底決裂，因為他們并沒有形成完全有別于共產國際的另一種國際國內革命綱領。

陳獨秀的長子陳延年此時在廣州從事革命工作，積極參與工人運動的組織工作。

次子陳喬年在上海主持黨務，同樣投身于革命事業。

一家人，把整個身家都押在了這條路上。

【四】1927年，一場急轉直下的歷史劇變

1927年，是這個家庭也是整個歷史進程里最為沉重的一年。

這年春天之前，北伐戰爭進展順利，工農運動在全國范圍內蓬勃發展，形勢一片大好。

然而，4月12日，上海發生政治事變，大批共產黨人和工人遭到逮捕和殺害，國共合作的基礎在極短的時間內轟然崩塌。

7月15日，武漢方面亦宣布與共產黨決裂，大革命的成果幾乎毀于一旦，黨的力量遭受了極為慘重的損失。

1927年7月，陳獨秀被撤銷在黨內的領導職務。

1927年8月7日，黨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對大革命失敗原因進行總結，認定陳獨秀推行了錯誤路線，應對這一歷史失敗承擔主要責任。

從這一天起，陳獨秀結束了他在黨內長達六年的主要領導工作。

1929年，陳獨秀因中東路事件中反對當時中共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并以托洛茨基主義立場批評中共，被中共開除黨籍。

政治上的打擊已經足夠沉重。

但命運加諸于他的，并不只是政治上的失去。

就在1927年前后，他人生中最深重的私人悲劇接連降臨。

長子陳延年于1927年7月在上海被捕，敵人曾試圖逼他跪地求饒以換取性命，陳延年拒絕下跪，慷慨就義，年僅29歲。

次子陳喬年于1928年6月在上海龍華被殺，年僅26歲。

兩個兒子，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先后犧牲。

陳獨秀手稿中，記有一首悼念兩子的詩：兇耗傳來忍淚看，慟君薄命責君難。英雄第一傷心事，不赴沙場為國亡。歷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顛連。而今世界須男子，又殺二少年。

支那

兩個兒子的犧牲，是他余生里始終未曾放下的重。

這些詩句，是他能留下來的全部。

政治上的失去、兒子的離世、黨內的批判，這一切疊加在一起，讓他陷入了人生最黑暗的低谷。

然而就是在這段歲月里，他沒有沉默，沒有退隱，而是繼續寫文章，繼續表達與當時主流意見不同的政治判斷，并逐漸走向了一條更為孤立的道路。

這條路，把他帶向了更深的困境。

而在困境的最深處，一件足以改變他余生全部走向的事，正在悄悄醞釀——當那件事的輪廓最終清晰呈現出來的時候，連最了解他的友人都沉默了，久久說不出話來……

1929年被開除黨籍之后，陳獨秀并未就此銷聲匿跡。

1931年，他建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繼續在政治上發聲，堅持用文章和理論表達自己的立場。

這個組織極為弱小，沒有武裝力量，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沒有充足的經費來源，基本上靠幾本油印的刊物，在極為有限的范圍內傳播政治主張。

1932年，陳獨秀在上海被國民政府逮捕，以"危害民國罪"提起公訴。

1934年被判刑八年，關押在南京老虎橋監獄。

他在獄中進行絕食等各種斗爭，爭取到住單間的優待，并被允許看經史子集方面的書籍和寫作。

在獄中，他開始起草一部文字學著作，初名《識字初階》，完成了書稿大綱和條目分類。

1937年因抗日戰爭爆發提前出獄，此后謝絕了各方的政治邀約，輾轉來到四川江津。

正因陳獨秀屢次違背國民黨的政治意志，蔣介石對他頗不放心，派人定期監視。

據時任江津縣縣長黃鵬基回憶，重慶方面常派人來偵查陳獨秀的行動，每一兩個月便要來問問。

章士釗曾去江津看望陳獨秀，也要先經過蔣介石侍從室批準。

臨別之際，陳獨秀送章士釗一段路后，便停步不前，說"我只能到此為止，不能越雷池一步了"。

就在這樣的處境下，陳獨秀把他生命最后幾年幾乎全部的精力，都投注在那部《小學識字教本》上。

書稿在獄中打下底子，出獄后重新修訂，一字一劃，全靠他一人完成。

他與編譯館書信往來達七十多次，一遍遍跟蹤書稿審核進展，催問出版時間表，每一封信里都藏著他對這部書盡快面世的迫切心情。

1940年初夏，上篇書稿完成，交給了國立編譯館。

編譯館總編輯陳可忠翻閱幾頁，當即決定出版，并預付兩萬元稿酬。

書稿隨后報送教育部審核。

就在所有人以為這部歷經近十年心血的著作終于要付梓問世的時候，一封來自教育部的信，讓一切戛然而止——

教育部部長陳立夫批示，認為"小學"兩字不妥，要求陳獨秀改動書名方可出版。

陳獨秀收到批示，斷然拒絕，聲稱"一字不能改"，并將那筆兩萬元的預付稿酬悉數存入中介，不肯動用分毫，自己寧肯典當衣物、靠友人接濟度日，也絕不妥協——而就在這場僵局持續的同時，石墻院里正在發生的另一件事，讓后來讀到這段史料的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