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試室冷氣開得太足，我指尖都是涼的。

我坐在門口那張椅子上，褲腳磨得起了毛邊，我使勁往下拽了拽，遮住那雙開膠的皮鞋。

我不敢抬頭，不敢看那些穿西裝的年輕人，更不敢看玻璃門上倒映出來的自己——頭發白了一半，背也駝了。

里面喊到我的號，我推門進去，一屁股坐在最角落那把椅子上。

門又開了，高跟鞋聲由遠及近，停在我面前。

一個女人說：“把頭抬起來，看著我說話。”那聲音讓我的心臟像被人攥住了。

但我打死也不抬頭——我怕我一抬頭，就再也抬不起來了。

01

我是被老婆逼來的。

早上六點，劉芳把我從床上拽起來，把一套洗得發白但熨得筆挺的襯衫扔到我臉上，說：“孫永安，你今天必須去。”

我沒吭聲。

我翻了個身，把被子蒙到頭頂。

她一把扯開被子，站在床邊看著我，眼圈紅紅的。

我知道她又要哭了。

這半年來她哭的次數比我們結婚二十年加起來還多。

我說：“去了也是白去。”

她說：“你不去怎么知道是白去？”

我沒接話。

我盯著天花板上的裂縫，那條縫從墻角一直延伸到燈座下面，像一條干涸的河床。

我盯了三年了，從搬進這個老破小那天起它就在那兒。

每年下雨天它會滲水，我拿舊毛巾墊在地上，一墊就是三年。

“人家招的是倉庫管理員，要搬貨的。”我說，“我這腰……”

“那你就去跟他們說清楚，你能干什么。”劉芳的聲音低下去，軟下去，“永安，家里真的撐不住了。”

我知道。

我當然知道。

兒子的補習費欠了兩個月，房東上個月來催過房租，劉芳在超市做鐘點工，一個月一千八，我們連肉都很少買了。

但我就是邁不出那道門。

我邁不出去。

四十多歲的人了，去跟一幫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搶一個庫管的崗位。

簡歷上只有三行字：高中學歷，十五年普工經驗。

面試官問為什么離職，我說“身體吃不消”。

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我已經被拒了七次。七次啊。

第一次是去年秋天，一個電子廠的保安崗位。面試官看了我的簡歷，又看了看我的臉，說“我們想招年輕一點的”，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第二次是一個小區的保潔，人家嫌我年齡大。

第三次……

我不想去想了。

劉芳把襯衫塞到我手里，轉身去了廚房。我聽到她擰開水龍頭的聲音，停了一會兒，又擰上了。她沒哭出聲，但我聽到了擤鼻子的聲音。

我坐起來，把襯衫穿上。

那件襯衫是五年前買的，那時候我還在廠里，一個月能掙四千多。

廠里效益好的時候還發過年終獎，我帶著劉芳和兒子去吃了一頓火鍋，花了一百二，兒子高興得跟過年似的。

那是我這輩子最體面的日子。

后來廠子不行了，訂單越來越少，從兩班倒變成一班倒，從一班倒變成隔天上班。再后來，我就被叫去辦公室談話了。

人事經理是個三十出頭的女人，說話挺好聽的。她說：“孫師傅，不是我們不想要你，是你這身體確實不適合干這個了。”

我說：“我能干。”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說：“你能干，但你能扛多少？上個月你請了七天病假，上上個月請了五天。咱們這是計件的，你一個人拖慢一條線。”

我張了張嘴，想說什么，又咽了回去。

她說的是事實。

我這腰確實不爭氣了。

年輕的時候在流水線上一站就是十二個小時，腰都沒疼過。

四十歲一過，說不行就不行。

有時候早上起來，腰硬得像個鐵板，要扶著墻才能直起來。

去醫院檢查，醫生說腰椎間盤突出，慢性腎炎早期。

我問能不能治好，醫生說“控制就行了”，說得輕描淡寫。

但我沒告訴劉芳腎炎的事。她要是知道了，肯定睡不著覺。

我穿著那件白襯衫出了門。五月份的天氣已經很熱了，我走了二十分鐘到公交站，后背已經濕透了。襯衫貼著肉，黏糊糊的。

公交車來了，我投了硬幣，找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

窗外的街景一幀一幀地往后挪。

賣早點的鋪子，炸油條的香味飄進來。

我摸了摸口袋，里面有劉芳給我塞的十塊錢，但我沒舍得花。

面試地點在市中心，一座二十多層的大樓。我從公交車窗里仰頭看了一眼，玻璃幕墻反射著陽光，刺得我眼睛疼。我低下頭，跟著導航找到了側門。

一樓大廳裝修得跟酒店似的，地面亮得能照出人影。

我站在門口猶豫了一下，看了看自己的鞋——那雙皮鞋前面已經開膠了，我用502膠水粘過，但走路的時候還是會翹起來，像個張開的嘴。

我把腳往后縮了縮。

前臺的小姑娘讓我在候試區等著。

我找了個角落坐下，旁邊坐著一排年輕人，男的穿著西裝，女的高跟鞋，個個精神抖擻。

他們互相聊天，說自己從哪個學校畢業的，以前在什么公司干過。

我低著頭，把簡歷卷成筒狀，攥在手里。

“17號，孫永安。”

我站起來，腿有點軟。

會議室在七樓，我跟著一個小姑娘上了電梯。

電梯里只有我們兩個人，小姑娘站得筆直，我縮在角落里，盯著電梯壁上自己的影子。

那個影子頭發白了一半，背微微弓著，跟旁邊那個年輕人一比，像是隔了一輩人。

“到了。”小姑娘說。

門開了，我深吸一口氣，走進去。

02

會議室不大，一張長桌，三把椅子并排放著。

我一眼就看到了對面坐著的三個人——兩男一女，都穿著正裝，面前擺著電腦和文件。

那女人看起來三十出頭，戴著金絲邊眼鏡，從頭到腳透著職業人的味道。

我走到他們對面的椅子前，沒急著坐，先鞠了一躬，說了聲“各位好”。

然后我才坐下，屁股只挨了椅子的三分之一，兩只手規矩地放在膝蓋上。

我低著頭，眼睛看著桌面，余光瞥見自己的手指在微微發抖。

“孫先生，簡單介紹一下自己吧。”說話的是那個戴眼鏡的女人，聲音很職業，不帶感情。

“我叫孫永安，高中學歷。”我說，“之前在一家電子廠干了十五年，做過流水線，也做過倉庫管理。后來廠里效益不好，我就出來了。”

我說得很慢，聲音不大。不是因為緊張，是覺得丟人。十五年，就換來一句“效益不好”。

“為什么離開上一份工作？”她在電腦上敲著什么，頭也不抬。

“身體原因。”我說，“腰不好，干不了重活。”

我頓了頓，又補了一句：“但是輕活我能干的，巡邏啊，登記啊，看監控啊，這些我都能干。”

我聽到旁邊那個男面試官輕輕“嗯”了一聲，帶著一點敷衍的味道。

我知道他們心里在想什么——一個四十多歲的老男人，腰有毛病，學歷不高，憑什么要你？

“你的簡歷上寫期望薪資是三千五，對吧？”

“對。”我說，“三千五到四千，都能接受。”

我的聲音更低了。三千五，在十年前還行，現在這點錢連租房子都不夠。但我沒敢要太高。我知道自己的斤兩。

“行，那這樣，你先回去等通知，我們有結果會電話聯系你。”

這句話我太熟了。前七次面試，全都是這句話。每次都是“等通知”，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我站起來，又鞠了一躬，轉身往門口走。

手碰到門把手的時候，門從外面被推開了。

一個人走進來，我沒來得及抬頭，先看到一雙黑色的高跟鞋，然后是黑色的西裝褲，再往上，是一件剪裁得體的白色西裝外套。

那個人從我身邊走過去，帶起一陣很淡的香味，不是香水味，是什么洗衣液的味道，很干凈。

我本來想側身讓她過去，但她停住了。

“等一下。”她說。

那聲音不大，但很穩，像是什么東西敲在玻璃上，清清楚楚的。

我停住了，但沒有回頭。

“把頭抬起來，看著我說話。”她說。

這句話讓我腦袋嗡地一聲。不是因為命令的語氣，而是——這個聲音，我好像在哪里聽過。

我慢慢轉過身，慢慢抬起頭。

三秒。

我用三秒鐘看清楚了對面那張臉。

那是一張保養得很好的臉，皮膚白，眉毛修得細細的，嘴唇上涂著淡淡的紅色。

她看起來四十歲左右，但眼睛很有神，不是那種疲憊的中年人的眼睛。

我認出了她。

十八年前，她坐在我旁邊，扎著馬尾辮，穿著洗得發白的校服，低著頭小聲說：“孫永安，我餓了。”

“陳藝昕。”

我聽到自己的聲音，像是從喉嚨里擠出來的。

她沒說話，就那么看著我。我看到她的眼睛動了一下，像是有什么東西碎了。

然后她笑了，嘴角往上彎了彎，但眼睛里沒有笑意。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那一眼看得很慢，從頭到腳，又從腳到頭。

會議室里安靜得像一潭水。

另外三個面試官面面相覷，不知道發生了什么。那個戴眼鏡的女人小聲叫了一聲：“董事長？”

陳藝昕沒理她。她看著我，說：“你來面試？”

我說不出話。

“你來應聘什么崗位？”她問。

“倉庫……倉庫管理員。”我的聲音啞了。

她輕輕“哦”了一聲，然后轉身對那三個面試官說：“你們先出去吧，我跟這位老同學說幾句話。”

那三個人對視一眼，拿著東西站起來，魚貫而出。最后出去的那個人順手帶上了門。

會議室里只剩下我和她。

安靜了大概十秒鐘。

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該說什么，該看哪里。

我低下頭，看到自己那雙開膠的鞋，然后看到她的高跟鞋，锃亮的，一塵不染。

我們之間只隔了兩步，但這中間隔著十八年。

“你坐啊。”她說。

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沒坐。我說：“陳……陳董，我……”

“叫我陳藝昕。”她打斷我。

我張了張嘴，那個名字在嘴里轉了一圈，沒叫出來。

“你什么時候回來的？”她問。

“去年。”我說，“工廠倒了，我就回來了。”

“為什么不聯系我？”

我愣了一下。

聯系她？

我怎么聯系她？

高中畢業后我們就沒聯系過了。

她考上了大學，去了大城市，我南下打工，從一個城市漂到另一個城市。

我不知道她的電話，不知道她的地址，偶爾從老同學嘴里聽說的，都是她過得很好的消息。

“我不知道怎么聯系你。”我老實說。

她沒說話，拿起桌上我的簡歷，看了看。那張紙皺巴巴的，上面就那點東西，兩三眼就看完了。

她放下簡歷，說：“你知道這家公司是誰的嗎？”

我搖頭。

“是我的。”她說，“我創的，十四年了。”

我突然覺得喉嚨很干。

十四年前，我在一個電子廠的流水線上擰螺絲，她已經在創業了。

我還記得高中時候她的樣子——瘦瘦小小的，頭發有點黃，總是低著頭，說話的聲音跟蚊子似的。

那時候誰也想不到，她會變成今天這樣。

“你的簡歷我看過了，”她說，“為什么不寫清楚你的學歷經歷？字寫不下了嗎？”

我一愣，沒聽懂她的意思。

“我記得你以前成績很好。”她說，“每次月考都是班上前十。”

“那時候家里沒錢供我上大學。”我老實回答，“高中畢業后就出去打工了。”

她沒有回應這句話。

我越說越覺得自己站在這里是個錯。

她坐在這張董事長椅子上，衣著光鮮，而我在另一張椅子上，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襯衫，面試的崗位是倉庫管理員。

我們還是同班同學，但中間的鴻溝，好像是另一個世界。

“算了，我只是過來看看。”我說，“不打擾您工作了，我先走了。”

我轉身去拉門。

“孫永安。”她叫住我。

我停住了。

“你就這么走了？”她的聲音有點變了。

我回頭看她。她已經站起來了，靠著她那張桌子，兩只手垂在身側，握成拳。

“十八年了。”她說，“你幫了我三年，連讓我請你吃頓飯的機會都不給？”

03

我沒吃那頓飯。

我說我家里還有事，就跑了。

跑出公司大門，我蹲在路邊抽了一根煙。手指一直在抖，煙差點掉地上。我把煙叼在嘴里，使勁吸了兩口，眼眶有點發酸。

十八年了。我以為那些事早就忘了，但看到她的臉，那些畫面全涌回來了。

高二那年，班主任把陳藝昕調到我旁邊。

她扎著馬尾辮，臉瘦得顴骨都突出來了，穿著校服，袖子挽到肘部，露出一截細手腕，瘦得能看見青筋。

她坐在我旁邊，一聲不吭，把書擺好，然后低著頭看了一上午。

第一節課下課，我看到她從書包里掏出一個飯盒，打開，里面是白米飯，上面澆了點醬油。她就著白米飯吃了兩口，合上，又放回去了。

我沒在意。那時候大家都窮，吃醬油拌飯的不止她一個。

但第二天，她還是醬油拌飯。第三天，也是。

第四天中午，我去食堂打飯，路過她座位，看到她趴在桌子上。我以為她睡著了，但她的肩膀在抖，幅度很小，像是拼命忍著什么。

“你怎么了？”我問。

她沒抬頭，肩膀抖得更厲害了。

“餓的。”她悶悶地說，聲音很小。

我愣住了。我想了想，把打好的飯放在她桌上，說：“你吃吧，我不餓。”

她抬起頭，眼睛紅紅的，鼻尖也紅紅的。她看著我，又看著那碗飯，眼淚啪嗒啪嗒掉下來。

“我明天還你。”她說。

我說不用。

后來我才知道，她爸去年走了，她媽也改嫁了，她跟著奶奶過。

奶奶有高血壓，每個月買藥都不夠，哪有錢給她帶飯。

她每天中午就躲在教室里，餓著肚子等下午的課。

我從那天起，每天多打一份飯，放在她桌上。我說是我吃不完。她信了。

后來不光是午飯，還有資料費、學雜費、班費，她交不上來，我就幫她墊著。那時候我一個月生活費也就八十塊，省著點花，還能勻出三十塊給她。

高二那個冬天，也是一個冷的冬天。我把這些東西都寫在了紙條里，當時她拿得少。

我把煙掐滅，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灰。手機響了，是劉芳打來的。

“面得怎么樣？”她問。

“還行。”我說。

“什么叫還行？”

“就是說等通知。”

她沉默了一下，說：“那你回來吃飯吧，我做了面。”

我說好。

掛了電話，我又回頭看了那棟樓一眼。

二十多層，玻璃幕墻反射著下午的陽光，明晃晃的。

我不知道陳藝昕在哪個窗口，但我知道，她一定在上面看到我了。

回到家，劉芳已經把面端上桌了。韭菜雞蛋面，湯是清的，雞蛋煎得焦黃。我坐下來，拿起筷子，吃了一口。

“好吃。”我說。

她沒說話，坐在我對面，看著我吃。

“那個公司挺大的。”我說。

“嗯。”

“我碰到一個老同學。”我說，聲音很低，“以前高中的同桌。”

劉芳看了我一眼：“哦？誰啊？”

“陳藝昕。”我說，“她現在是那家公司的董事長。”

劉芳手里的碗頓了一下，然后放下來。她看著我，眼神變了變：“就是以前你老接濟的那個？”

劉芳沒再說什么，端起碗來喝了一口湯。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一定在想——人家都當董事長了，你連個倉庫管理員都面不上。

我沒再說話了，埋頭把一碗面吃了個精光。

晚上九點多，劉芳去超市上夜班了。

我坐在客廳里，把電視打開，調到新聞頻道，但一個字都沒看進去。

腦子里全是今天下午的畫面——陳藝昕看著我，問“你就不給我一個感謝的機會”，我張了張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門鈴響了。

我愣了一下，看了看墻上的鐘，快十點了。誰會在這時候來？

我站起來，走到門口，透過貓眼往外看——外面站著一個人，黑頭發，穿一件深藍色的風衣。

是陳藝昕。

我的手停在門把手上，猶豫了大概有三秒鐘。然后我打開了門。

她站在門口，手里拎著一個白色塑料袋，里面裝著什么東西。

路燈的光打在她身上，她沒化妝，頭發隨便扎了一下，看起來比白天老了五歲，但更像十八年前那個同桌了。

“你家挺難找的。”她說，語氣平淡，“問了三個快遞小哥才找到這個小區。”

“你怎么知道我住這兒？”我問。

“公司入職登記表上有地址。”她說，“你不是也填了嘛。”

我沒說話。

她把手里的塑料袋遞過來：“給你帶了點水果，路過水果攤順手買的。”

“不用了。”我說，沒接。

“拿著。”她說，語氣不重，但不容拒絕，“又不值幾個錢。”

我接過袋子，里面是一串葡萄和幾個蘋果。葡萄的蒂還是綠的，看起來很新鮮。

“進來坐坐？”我側了側身。

她猶豫了一下，點了點頭。

我住的地方不大，兩室一廳，客廳里擺著一張布沙發，茶幾上放著煙灰缸和遙控器，角落里堆著一袋還沒收拾的舊報紙。

我趕緊把沙發上的衣服收了收，讓她坐下。

她沒坐，站在窗邊，往外看了一眼。窗外是老小區的景色，對面是另一棟同樣老舊的樓，樓間距很近，窗戶里亮著幾盞燈。

“這房子租的？”她問。

“買的。”我說，“十年前買的，那時候房價還沒漲，首付是借的。”

“現在還在還？”

“還完了。”我說，“不還完也住不安穩。”

她沒作聲，轉身看了看客廳——白色的墻已經發黃了，墻角有一條裂縫，地磚有幾塊裂了，我用透明膠帶貼過。

沙發上鋪著一塊舊布，是我媽以前織的。

“你一個人住？”她問。

“跟我老婆，還有一個兒子。”我說，“兒子上初中了，住校。我老婆上夜班去了。”

她點點頭，走到沙發上坐下來。我把水果放在茶幾上，去廚房燒了一壺水。

“這些年，你過得怎么樣？”她在客廳里大聲問。

我拿著水壺走出來，把水倒進杯子里，放在她面前。水是燙的，蒸汽往上冒。

“還行吧。”我說，“就那樣。”

“什么叫就那樣？”

“上班下班，吃飯睡覺，養家糊口。”我說，“跟大多數人一樣，沒什么特別的。”

她端起杯子吹了吹，沒喝，放下：“我找過你。”

我愣了一下：“什么？”

“畢業以后，我一直在找你。”她說，“回到老家找過你家的老房子，問過以前的班主任，發過同學群的消息。都沒找到你。”

“我搬家了。”我說。

“我知道。但你換號碼為什么不告訴我？”

我沉默了。

“當年我考上大學，想請你吃頓飯，你跑了。”她說，“一個饅頭都不讓我買給你。

她說話的聲音很平靜，就像在念一篇稿子，但我知道那不是平靜，那是壓抑的。

“你為什么要找我？”我問。

她沒回答這個問題。

反倒還問我：“這些年，你有想過我嗎？”

我想過嗎？

有時候發工資的日子，我會想起她。

有時候半夜腰疼得睡不著，站起來喝口水，也會想起她。

但那不是“想”，是想這個人現在在哪里，過得怎么樣。

就是想一下，然后又睡下去了。

“想過。”我老實說。

她微微動了動嘴唇，不是笑。

“那為什么不去找我？”她問。

“我不知道你在哪兒。”我說，“也不知道你過得好不好。”

她低下頭，看著自己手背上。過了好一會兒，突然說了一句讓我整個人都僵住的話：“我奶奶去世之前，一直念叨你。”

我腦子里嗡地一下。

她抬起頭，眼眶已經紅了。

但沒有淚，說到底就是喉嚨滾動了一下，聲音顫著：“她走那天，一直說，說有個叫孫永安的小同學，給她送過藥，守過夜，還把我的錢換成十塊的給她買吃的。她讓我一定要找到你，當面跟你說謝謝。”

我坐在她對面的那把椅子上，兩條腿有點發軟。

“她什么走的？”我聲音很澀。

“考上大學那年秋天。”她說，“她是看著我的錄取通知書走的，走得挺安詳。”

我低下頭，看著桌面上倒扣的杯子，水已經涼了，杯壁外側凝出一圈水珠。

“你奶奶對我真好。”我說，“那年她看到我鞋破了，硬是塞給我二十塊錢，讓我去買鞋。”

“我知道。”她說，“她跟我講過。”

我沒再說話，那天晚上她走了之后，我在飯廳坐了很久，把窗開到最大，又悶又漲的心口透一點夜風。

凌晨一點多，劉芳下夜班回來。看到茶幾上的葡萄和蘋果，愣了一下：“誰來了？”

“下午那個老同學。”我說。

她沒說話，換了鞋進的廁所。過一會兒出來，也沒多問。

“她說她找了我好多年。”我對她說。

“那你怎么回答的？”

“我還沒回答。”我說，“她問我，為什么不去找她。”

劉芳看著我，沒說什么。

我躺在床上，閉上眼，那些畫面翻來覆去地出現。

十八年前，年輕的陳藝昕在走廊上遞紙條給我，上面寫著：“孫永安，我今天帶飯了，你別再給錢了。”十七歲的我笑了笑，把飯錢塞進她口袋里，回了句：“拿著吧，別讓奶奶知道。”

想起這些，我的眼眶更熱了。

04

第二天早上，劉芳出門前把早飯放在桌上，一碗稀飯，一個咸鴨蛋，兩個饅頭。我躺在床上，聽到門鎖咔嗒一聲合上，才慢慢爬起來。

我沒胃口。

坐在床邊撕了半塊饅頭，嚼了半天咽不下去。

我放下饅頭，拿手機看了看時間。

屏幕上彈出一條短信，陌生號碼，但我一眼就看到了開頭的幾個字：“我是陳藝昕。這塊是你的新號碼嗎？”

我沒回。

過了大概五分鐘，又一條短信進來：“今天下午三點，我在公司樓下等你。想去一個地方。”

我盯著屏幕，喉結動了動。想了又想，還是沒回。

中午，劉芳打電話回來：“你沒吃早飯？”

“吃了。”我說。

“說謊，我看咸鴨蛋沒動。”她頓了一下，又說：“那個女的又聯系你了吧。”

我沉默了兩秒：“嗯。”

“你去見她吧。”

“我……”

“去。”她打斷我，“有些話，該說清楚的說清楚，拖得越久越難受。”

我想說她不是那種人，但話到嘴邊又覺得，我說這個干嘛？顯得自己心虛似的。

“我知道了。”我說。

下午兩點四十，我從家里出發。

換了件干凈的T恤，還把那件白襯衫又熨了熨，穿上了。

等公交的時候，太陽很大，曬得我脖子發燙。

我看著路對面的公交站牌，腦子里亂七八糟的。

三點零幾分，我到了那棟樓下面。陳藝昕已經站在門口了，穿著一件白色的短袖襯衫和黑色長褲，手插在口袋里，看著我走過來。

“來了。”她說。

“上車吧。”她指了指旁邊一輛銀白色的車。

上了車，她沒說話，把導航打開，發動車子。我坐在副駕駛上，手扶著安全帶，眼睛看著前面的路。

“我們去哪兒？”我問。

“你猜。”她說。

我猜不到。

車從市中心往外開，穿過一大片新建的商品房，又穿過一片老廠區，然后拐上一條窄窄的柏油路。

路兩邊是白楊樹，葉子被風吹得嘩啦啦響。

這條路我好像有點印象，但一時又想不起來。

一直開到路的盡頭，她停了車。

我往外一看，愣了一下。

那是一個鐵門，銹跡斑斑，上面掛著一塊牌子：五原縣第三高級中學。

這地方變了樣，比當年新了，操場鋪了塑膠跑道，教學樓外墻也重刷過。但那扇鐵門還是那個樣子，像這么多年都沒換過。

“下車吧。”她說。

我推開車門，站在那扇鐵門前。記憶像潮水一樣涌過來。

這扇門，我進出了三年。每天早自習前，我騎著那輛破舊的自行車，后座帶著陳藝昕。她說自行車太慢了，她怕遲到。我就早起二十分鐘，等著她。

我曾經在門邊那棵老槐樹下等她，看到她匆匆跑出來，馬尾辮扎得亂七八糟，手里拿著半個沒吃完的饅頭。

現在那棵老槐樹還在，但比以前粗了一圈，葉子沒以前密了。

“進去看看？”陳藝昕說。

我跟在她身后，走進校門。保安室的大爺探出頭看了一眼，大概認出了她，擺擺手沒攔。

教學樓沒變，還是那棟三層的樓房，外墻漆成了淡黃色，但有些地方已經脫落了，露出灰白的底色。樓梯還是那道鐵樓梯，踩上去咚咚響。

她帶著我走到二樓，左手邊第二間教室。門沒鎖，她推開門，走進去。

教室里擺著四十多套桌椅，講臺上放著一塊擦得半新的黑板，后面墻上貼著幾張學習海報。窗簾是淡藍色的，被風吹得微微鼓起。

她走到靠窗第三排，摸了摸那張桌子的桌面，說：“我們就坐這兒。”

我走過去，看著那張桌子。桌面很舊，邊角磨得發亮，上面有人用圓珠筆刻著“加油”兩個字，歪歪扭扭的。

“你還記得嗎？”她說，“你那時候就坐我左邊，靠窗的位置。”

“記得。”我說。

“你每天中午把飯盒推給我，假裝自己吃不完。”她轉過頭看著我，“但我知道你吃得完。你一份根本不夠吃。”

我苦笑了一下：“你觀察得挺仔細。”

“我不得不仔細。”她說，“那時候，你是我唯一一天里能接觸的一點暖。”

她說完這句話，轉身走到窗邊，打開窗戶。風吹進來，帶著操場上青草的味道。

“這里什么都變了。”她說，“操場修了，教學樓重新刷了，連小賣部都換了老板。但這張桌子沒換。我每年都來看看它。”

她說得很平靜，但我知道這不平靜。

“我奶奶走了之后，我給她在老家山上立了一座墳。”她說，“每一次有人問我為什么那么拼，我就想起她、想起你。想到不能白活這一輩子。”

她看向我，眼神很清：“從那天之后，我就下定決心。我要讀書，要考上大學，要有出息。不為別的，就要把那筆債，用最好的方式還了。”

“你沒欠我什么。”我說。

“欠了。”她說，“欠了一個少年，把一整個冬天的藥錢，換成了我奶奶的最后一次補藥。”

我喉嚨堵了一下，說不出話。

“所以你今天，”她說，“跟我講一句實話。你為什么要躲我？”

她的手搭在窗臺上，嘴唇微微動了動。

我說了實話：“因為我覺得丟人。”

她愣了一下。

“你看你，多好啊。”我說，“董事長，開好車，穿好衣服，站在那就是一個體面人。”我低頭看了看自己那雙開膠的皮鞋，“你再看我，連一雙像樣的鞋都買不起。”

“你就是因為這個才躲我？”

“這只是其中之一。”

她認真地看著我：“那其他的呢？”

“其他……”我頓了一下，“我怕你是一種施舍。”

她愣住了，像是沒想明白，然后她的眼眶突然紅了一下，但又飛快止住了。

“你過來。”她說。

我往前走了一步。

“你低一下頭。”

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但還是照做了。

我彎下腰，低下頭，她伸手把我額前那根垂下來的頭發撥到了一邊，動作很輕，像十八年前她偶爾幫我整理桌上書卷頁角那樣的動作。

“孫永安，”她說，聲音很輕，“你不低的。”

“你幫過我三年，我找了你十八年。”她說，“這個故事還不到結束的時候，你走吧。”

我站在窗邊，看著操場上幾個學生在跑步。陽光很烈，他們的影子被拉得很長。風從外面吹進來，吹動了窗簾。

我想起高二那年，我們坐在這間教室里，窗外也是這樣的大太陽。

我趴在桌上，她在我旁邊背英語單詞，聲音很小，像是怕吵到我。

我假裝睡著了，其實一直醒著。

那些年離現在很遠，又像是昨天。

05

陳藝昕送我回小區門口，天色快黑了。她沒進去，靠在車上，看著我說：“明天來公司上班。”

我愣了一下，沒反應過來。

“后勤文員。”她說，“不用搬東西，主要是整理檔案，錄入數據。”

“陳藝昕，”我嗓子有點干，“這個事情，我不能……”

“為什么不能？”她打斷我，“我缺人，你找工作，這不正好嘛。”

“你是在照顧我。”

“不是。”她說得很干脆，“你要是干不好，我照樣辭了你。但你要是不試，那就是看不起你自己。”

我張了張嘴，找不到理由反駁。

“明天早上八點半，行政部報到。”她轉身上車，“不要遲到。”

車發動，尾燈閃了一下，駛出了巷子。我站在小區門口，看著那輛銀白色的車拐過街角，消失在暮色里。

晚上劉芳下班回來，我把這事跟她說了。她正脫襪子，聽到一半停了手：“她讓你去她公司上班？”

“你答應了？”

“沒答應，也沒拒絕。”

她坐下來，看著我，眼神挺復雜的。過了好一會兒，她說：“永安，你是不是怕。”

“我怕什么？”

“怕別人說你是靠老同學的關系進去的。”她說，“怕自己干不好，怕欠她的。”

“但你有沒有想過，”她說，“你要是真不去，那才叫欠她的。”

我不太懂她在說什么。

“她找你這么多年，”劉芳說，“不是想看你低著頭躲來躲去的。她要的是你堂堂正正站著，跟她站在一個水平線上說話。你要是一直躲著，她這輩子心里都過不去那個坎。”她頓了頓，“人不能白幫一場。”

躺在床上，我想了很多。

想到高二那年冬天，我拿著自己攢的錢去給陳藝昕奶奶墊醫藥費，她奶奶拉著我的手，用干枯的手掌摩挲著我的手背，說：“好孩子，你會有好報的。”

那時候我才十七歲，不懂什么叫好報。現在想想，也許好報不是一個結果，而是一個機會。一個讓你重新活一次的機會。

第二天早上，我穿上那件白襯衫，把皮鞋擦了擦，雖然開膠的地方還是開膠，但至少干凈了。劉芳站在門口，幫我整了整領子。

“去吧。”她說。

我點點頭，出了門。

八點二十五分，我到了公司門口。

前臺的小姑娘認出了我，把我帶到了行政部。

行政主管是個四十出頭的女同志，姓周，說話很溫和。

她給了我一張工牌，上面寫著“后勤部-孫永安”。

“工位在走廊盡頭右轉，那個格子間就是你。先熟悉一下環境吧。”周主管說，“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問我。”

我點點頭，找到自己的工位。

一個格子間，一張桌子，一把轉椅，一臺電腦，文件柜里摞著幾排文件夾。

窗外的光透過窗玻璃照進來，落在一摞藍色文件夾上。

我坐下來，調整了一下椅子的高度，打開電腦，輸入系統密碼。

那是一個很普通的辦公系統，上面的表格跟我在工廠用的不太一樣，但點兩下也就明白了。

一個上午，我整理了三個柜子的檔案，錄了二十幾份電子臺賬。中間周主管過來看了看，說：“不錯，挺快的。”我心里熱了一下，但沒表現出來。

中午十二點，食堂開飯。我拿著工牌去打飯，打了兩個素菜，一個饅頭，端到角落里坐下。我刨了幾口飯，抬頭的時候，看到陳藝昕走進食堂。

她換了一身藏藍色的套裙，端著餐盤，徑直朝我這邊走過來。

“這兒有人嗎？”她問。

“沒有。”

她坐下來，把餐盤放下，看了一眼我的盤子，說：“就吃這個？”

“夠了。”我說。

她把盤子里的紅燒排骨撥到我碗里，說：“吃吧。”

我愣了一下：“不用。”

“吃吧。”她說，“又不是給你單獨加的，食堂的，不吃白不吃。”

我沒再推。

吃飯的時候，我們沒怎么說話。

旁邊的員工偶爾會看我們一眼，但很快又把目光移開了。

我低頭看著那幾塊排骨，心里有個東西，沉甸甸的，但不是讓人難受的那種沉，是一種踏實。

吃完飯，她去洗碗，我站在門口等她。她說：“下午是不是要去庫房盤點？”

“對。”

“我跟你一塊兒去。”

我一個愣神：“你一個董事長，去庫房？”

“怎么，董事長就不能去庫房了？”她嘴角微微向上彎了彎，“走吧。”

那一下午，我跟她一起站在庫房里，一瓶一瓶地對照著貨品核對貨架清單。

她穿著那雙高跟鞋，蹲下來得扶著貨架，站起來的時候拍了拍膝蓋上的灰，說：“這鞋不是用來走倉庫的。”

“孫永安，”她突然叫我，“你覺得我變了沒有？”

我看著她，想了想說：“變了很多。”

“是好還是壞？”

“不是好不好。”我說，“是變得我不太認識了。”

她沒有馬上回答。她站在倉庫中間的過道里，窗外的光照在她半側的臉上，有一半亮一半暗。

“我還是那個陳藝昕。”她說，“只不過學會了怎么保護自己。”

我當時沒完全聽懂這句話。但后來我想，也許每個人都得變成自己不認識的人，才能活下去。

06

上了兩周班，日子慢慢穩定下來。

每天早上八點出門，坐四十分鐘公交到公司，中午在食堂吃個飯，下午五點半下班。

工作不復雜，就是整理檔案、錄入數據、偶爾去各部門跑腿送文件。

腰還是疼，但坐著寫字樓里，比站流水線強多了。劉芳說我氣色好了一些，我說那是因為食堂的飯菜有油水。

這期間陳藝昕沒怎么找我。

她在公司的時候多，有時候出差，一走就是兩三天。

偶爾在走廊里碰到，她也只是點個頭，說句“吃飯了沒”，然后就走了。

好像我們之間那場對話，只是一次尋常的同學重逢。

這樣就好。我心里想著。

但我不知道的是，陳藝昕在背后做的事情，她一件都沒跟我提過。

第三周的星期二，周主管把我叫到辦公室，遞給我一張單子，表情不太好：“孫師傅，這個你看看吧，咱們公司安排你去做個體檢。”

我愣了一下：“什么體檢？”

“年度體檢。”周主管說，“公司每年都會給員工安排一次體檢，你剛入職，正好趕上這一批。”

我沒多想，接過單子看了一眼——縣中心醫院，全套體檢項目。我點了點頭，說好。

星期五早上，我請了半天假，去了醫院。

以前在工廠廠也安排過體檢，都是走個過場的事。

但這次不一樣，醫生問得很細，還給我加了幾個額外檢查項目，說是“40歲以上員工必查”。

我沒多想，該查就查。

結果出來那天，是下個星期三。

下午三點多，我正在庫房整理貨架，手機響了。是陳藝昕打來的，聲音很平：“你在公司沒？”

“在庫房。”我說。

“來我辦公室一趟。”然后電話就掛了。

她的語氣不對勁。不像平常那么平淡，里面好像藏著一股子說不上來的味道。

我放下手里的活，洗了手，坐電梯上了15樓。董事長辦公室在走廊盡頭，門虛掩著。我敲了兩下，聽到她說“進來”，才推門進去。

她坐在辦公桌后面，面前攤著一份文件。

陽光從她身后的落地窗照進來，我不太看得清她的表情，但我看到她的手放在桌面，攥著一個紙角，攥得很緊。

“把門關上。”她說。

我關上門，走到她面前。她沒有馬上說話，我看著她，心里突然有點沒底。

“你坐。”她說。

我坐在她對面的椅子上。她低頭看著那摞紙，就那么看了大概十秒鐘。

“你上次體檢，是什么時候的事？”她終于開口了，聲音有點啞。

“去年。”我說，“廠里組織的，就查了個基本項目。”

她又低頭看了看那幾張紙，然后把其中一張從桌子上推過來，轉了個方向，讓我能看全。那上面寫著——慢性腎炎，早期。

我腦子里一片空白。

“你知道？”她問我，語氣很平靜，但不是那種真的平靜。

我沉默了很久，然后說：“知道。”

“什么時候知道的？”

“去年。”

“為什么不說？”

我低下頭，看著桌面，手指不自覺地摳著桌角翹起的一塊漆皮。

“說了干什么？”我說，“說了又治不好，還讓家里人擔心。”

她沒說話。我抬起頭，看到她正盯著我，眼神很復雜。不是生氣，不是可憐，是一種介于兩者之間的東西。

“你知道腎炎早期，如果好好治，完全可以控制嗎？”她問我。

我知道。但我也知道，控制的話很簡單，按時吃藥、規律作息、不能累。可我那會兒在工廠，三班倒，一天站十二個小時，哪有條件規律作息。

“你為什么不肯告訴我？”她問。

“我跟你說了又能怎樣？”我說，聲音不自覺地大了一點，“你讓我不干了？我兒子還要上學，我老婆一個人撐不起這個家。我能不干嗎？”

她沒說話。辦公室安靜了很久，只聽到角落里空調出風口的呼呼聲。

她站起來，走到窗邊，背對著我。

過了好久，她才說話，聲音低低的：“高二那年冬天，我奶奶住院，你把錢給我，還寫了一封信，讓我先湊合著用，你反正在食堂能蹭到飯，用不著太多。”

我愣了一下。那封信？我都忘了。

“那封信，我到現在還留著。”她說。

“你留著它干什么？”

“因為它告訴我，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只為自己活。”

她轉身看著我，眼圈有點紅，聲音仍是強行按住的：“你幫我的時候，你沒想過回報，對吧？”

“對。”我說。

“那你現在也別怕欠我的。”她說，“明天開始，你去醫院好好治這個病。錢的問題，我來想辦法。”

“不行。”我說得很果斷，“我自己能想辦法。”

她看著我，沒堅持。但她眼里的東西告訴我，她不會就這么算了。

下班的時候，我剛出公司大門，手機響了。

是陳藝昕給我轉了一筆錢，金額大得讓我愣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