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建平，在一家事業單位的后勤部門干了大半輩子，還有兩年就要退休了。妻子六年前因病去世，女兒遠在廣州安了家，一年到頭也回不來兩次。

這六年里，我習慣了下班后回到那個空蕩蕩的、只有一百二十平米的三居室。開燈，燒水，下點面條對付一頓，然后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直到打瞌睡。

屋子里的空氣常常是靜止的，靜得能聽見墻上掛鐘秒針走動的聲音。我以為，我這輩子剩下的日子，也就這樣如一潭死水般度過了。

直到三個月前，單位的同事蘇琴搬進了我家。

蘇琴比我小五歲，今年五十三。我們在同一個大樓里工作了十幾年，平時見面也就是點頭微笑，或者在食堂打飯時寒暄兩句。她是個很體面、做事利落的女人，平時總是穿著剪裁得體的職業裝，頭發梳得一絲不茍。單位里的人都知道她十年前離了婚，獨自把兒子拉扯大，如今兒子在上海讀研究生。

那天下午，我在單位樓下的花壇邊抽煙，看到蘇琴一個人坐在長椅上抹眼淚。平時那個要強的女人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這讓我有些無措。

走過去遞了張紙巾，我才知道，她租住了五年的房子，房東突然要賣房，勒令她三天內必須搬走。那個地段的租金這些年漲得飛快，她又要供兒子讀研，一時之間根本找不到合適又便宜的住處，急得情緒崩了盤。

不知是出于老同事的同情，還是我內心深處對那間常年空置的次臥感到厭倦，我脫口而出：“你要是不嫌棄，我家里還有一間空房，我女兒以前住的。你先搬過去應急，房租按市面上一半給就行?！?/p>

蘇琴當時愣住了，紅著眼睛看了我很久，最后咬了咬嘴唇，說了句謝謝。

就這樣，我們開始了同居生活。

起初的日子，我們都小心翼翼地維護著彼此的邊界。她是個極有分寸的人，把次臥收拾得干干凈凈，買菜做飯也總是堅持和我AA制。家里的衛生她包攬了大半，洗手間的臺面上永遠沒有水漬，陽臺上也多了一些散發著淡淡清香的衣物。

這種變化對我來說是微妙的。每天下班推開門，迎接我的不再是一室冷清和黑暗。廚房里會有抽油煙機輕微的轟鳴聲，空氣中彌漫著青椒炒肉或者排骨湯的香氣。玄關處多了一雙女士拖鞋，鞋柜上偶爾會放著一束她下班路上買來的便宜鮮花。

有那么幾次，我坐在餐桌前，看著她系著圍裙端著菜從廚房走出來，心里會莫名地生出一種恍如隔世的錯覺。就好像時間倒流，那個充滿煙火氣的家又回來了。

但我立刻會把這種荒唐的念頭壓下去。我都五十八了，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人家只是租我的房子，我不能有那種為老不尊的齷齪心思。

后來我們漸漸熟悉起來，飯桌上的話也多了。我們聊單位的八卦，聊現在的物價，聊各自遠在他鄉的孩子。我發現，褪去單位里那層干練的外衣，蘇琴其實是個很柔軟也很容易缺乏安全感的人。她會因為兒子幾天沒回微信而整晚睡不好覺，也會因為在菜市場買到了新鮮便宜的鯽魚而開心半天。

日子如同流水般平靜地滑過，直到深秋的那個雨夜。

那天恰逢周末，冷空氣驟然降臨，窗外的秋雨下得又急又密，狂風扯著樹枝拍打著玻璃。我因為白天吹了冷風，頭有些疼，早早就洗漱完躺在了床上，手里拿著一本舊書，卻怎么也看不進去。屋外的雨聲很大，掩蓋了屋內的寧靜。

大約晚上十一點多，門口突然傳來了一陣極其輕微的敲門聲。

“老林，你睡了嗎？”蘇琴的聲音隔著門板傳來，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

我愣了一下。這三個月來，只要我關上臥室的門，她從來不會來打擾我，這是我們之間不言而喻的默契。

“沒睡，怎么了？”我一邊應答，一邊披上外套，走過去拉開了門。

門開的那一刻，我的心猛地漏跳了一拍，隨后便陷入了一種難以名狀的慌亂之中。

站在門外的蘇琴，沒有穿平時那套得體嚴實的家居服，而是穿著一套淺粉色的純棉睡衣。睡衣洗得有些舊了，軟綿綿地貼在她身上。她沒有化妝，頭發略顯凌亂地散落在肩頭。

在昏黃的走廊燈光下，她看起來那么單薄，那么脆弱，完全不是那個在辦公室里雷厲風行的蘇姐。那一瞬間，我作為一個五十八歲男人的某種保護欲和深深的憐惜，像被一陣風突然吹起的火星，瞬間在胸腔里燃燒起來。

“老林……”她看著我，眼淚又一次毫無征兆地奪眶而出，“我能不能……進去坐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