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區的廁所味道很沖,夾雜著消毒水和煙味。
我站在門口等他,手機突然震了一下——他忘在座位上的手機,屏幕亮著。
我本來沒想看的,可新消息的預覽框正好跳出來:“六號單,那個退休女教師的錢什么時候到位?不行就換人。”我愣住了,正要細看,身后傳來腳步聲。
我趕緊把手機塞回去,轉過身時薛文樂正從男廁所出來,邊走邊甩手上的水。
他沖我笑了一下,嘴咧開,露出牙。
我心里說不出的滋味,那個笑跟平時一模一樣,溫和、無害。
可那條短信還在我腦子里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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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今年五十六,退休兩年。
老伴走了三年,女兒嫁到了外省,一年回來兩趟。家里就剩我一個人,住著三室兩廳的房子,空得能聽見回音。
剛開始退休那會兒,我覺得挺好。
不用上班,想睡到幾點睡到幾點。
可時間一長就不對勁了,每天就是買菜、做飯、看電視,日子過得跟白開水似的。
鄰居張姐看不下去了,硬拉我去跳廣場舞。
跳了兩個月,我又被推薦去了社區的國標舞隊。
我們舞隊有二十來個人,全是五十往上的大姐,就一個男老師,姓陳,今年六十三。
大家管他叫老陳。
老陳是業余選手,自己扒視頻學的那種,教得一般,動作也僵。
但大家就是圖個樂呵,誰也沒當真。
后來老陳說要給舞隊請個外援,說是他一個朋友的朋友,在市里拿過獎。我們都當他說著玩,沒想到真來了個人——薛文樂。
那是六月底的一個晚上,天熱得不行。
我到得早,正一個人壓腿。
門口走進來個高個子男人,穿了件白襯衫,看著也就三十出頭。
他進門先環顧了一圈,然后目光落在我身上,笑了笑。
“請問這是國標舞隊嗎?”
我說是。他又問:“那您是楊姐吧?陳哥跟我說過,您是隊里跳得最好的。”
這話我愛聽,嘴上卻說:“別別別,我就是瞎跳跳。”
他叫薛文樂,三十七歲,說是開了個小裝修公司,空閑時間多,來幫老陳帶帶課。
老陳后來私下跟我說,這年輕人是朋友介紹的,在舞協認識,聽說他最近手頭緊,想掙點外快。
薛文樂教舞確實有一套。
他動作干凈利落,教得也耐心,不管誰問他都笑瞇瞇地講。
大姐們私下議論他,說他長得帥、脾氣好,也不知道有沒有對象。
我聽著笑笑,沒搭話。
可我發現,他對我不太一樣。
休息的時候,他總愛坐到我旁邊。
有時候遞瓶水,有時候說句“楊姐你悟性真高”。
有次我跳錯了個步子,別人都沒看出來,他走過來說:“楊姐,這個轉身可以再慢半拍,配合呼吸。”
我按他說的試了一次,果然順了。
“你看,你這就是天賦。”他說這話時,眼睛直視我,目光很認真。
我轉過頭,拿毛巾擦了擦汗。
那天晚上回家,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
我心里清楚,人家一個三十七歲的年輕人,條件也不差,怎么可能對我這個老婆子上心。
可我退休后這幾年,已經好久沒被人這樣夸過了。
老伴走后,女兒打過幾次電話,意思是要我找個伴。我嘴上說一個人挺好,心里其實也想過。可我們這個年紀的女人,誰還會多看你一眼呢。
薛文樂出現后,我開始覺得,也許日子還能有點盼頭。
我不再每天窩在家里看電視了。
我開始注意穿什么衣服去跳舞,出門前還會照照鏡子。
鄰居張姐問我最近氣色怎么這么好,我隨口說大概是跳舞跳的。
其實我心里清楚,是因為什么。
02
薛文樂來舞隊快兩個月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
那天排練結束后,其他人先走了,就剩我們兩個在清理場地。
我把椅子歸位,他在前面收拾音響。
突然他喊了一聲:“楊姐,你過來看下。”
我走過去,他指著手機屏幕上的照片。
“這是我上個月去參加省里的比賽,拍的。”
照片上他穿著黑色舞服,摟著一個年輕女舞伴,兩人身體緊貼著,動作很標準。我看了看,說:“你跳得真好。”
“其實我更喜歡跟比你大一點的女人跳,”他收起手機,看著我說,“她們有韻味,不像小姑娘,就知道轉圈。”
我沒接話,轉身去拿包。
“楊姐,”他在我身后說,“周末有空嗎?我想請你吃飯。”
我轉過身,懷疑自己聽錯了。請我吃飯?一個三十七歲的男人,請我吃飯?我心里第一個念頭是拒絕,可嘴上卻說:“為什么請我吃飯?”
“你幫我這么多,我想謝謝你。”
“我沒幫你什么啊。”
“你幫我融入這個舞隊啊,”他笑著說,“我剛來的時候,誰也不認識,就你對我最客氣。我心里記著呢。”
我想了想,說那行吧。
周六中午,我們約在萬達三樓的湘菜館。
我到的時候他已經到了,點了幾個菜,都是我愛吃的——辣子雞、酸菜魚、蒜蓉生菜。
我說你怎么知道我愛吃這些,他說上次排練的時候聽你說過一句。
我心里咯噔一下。說過嗎?我都不記得了。
吃飯的時候他問了我很多問題,問得自然,我也沒多想。
“楊姐,你退休金一個月多少?”
“四千出頭,怎么了?”
“沒怎么,就是隨口問問。你們那個年代的人,福利真好。”
他還問了女兒在哪上班,多久回來一次,家里房子多大,有沒有貸款。我笑著說你這是查戶口啊,他也笑,說“我就是關心你”。
吃完飯他搶著買單,我說AA,他說不行,“第一次請你吃飯,怎么能讓你掏錢”。
送我回家的路上,他問我:“楊姐,你一個人住那么大的房子,不害怕嗎?”
“有什么好怕的。”
“要是我媽還在,我一定不讓她一個人住。”
他說話的時候聲音很低,看著前方。我側頭看了他一眼,路燈的光打在他臉上。
“你媽走多久了?”
“八年了,癌癥。”他頓了頓,“她走的時候我才二十九,那時候我剛創業,天天加班,總想著等忙完這陣子就帶她去旅游。結果沒等到。”
我張了張嘴,想說點什么,還是沒說。
那天晚上回家,我坐在沙發上發了很久的呆。
我想起自己老伴走的那段日子,白天還好,一到晚上就開始想。
有時候半夜醒了,發現旁邊空著半邊床,心里像被什么東西揪住了。
后來那段時間,薛文樂對我越來越上心。
有一次我感冒了,沒去跳舞。
他晚上打電話來,說聽說你病了,要不要我買點藥送過去。
我說不用,小感冒。
第二天他又發微信,問我好點沒有。
我說好多了。
下午我下樓倒垃圾,看見他站在小區門口,手里拎著一袋水果。
“你,你怎么來了?”
“順路,就過來看看你。”
他站那里,臉被太陽曬得發紅。我讓他上樓坐坐,他擺擺手說不用,“你生病呢,多休息”。
我拎著那袋水果上樓,在廚房洗了一個蘋果吃。蘋果很甜,我坐在廚房里,吃著吃著就笑了。
我告訴自己,人家就是好心,別想太多。
可后來的事情讓我沒辦法不想太多——他開始叫我“蓓姐”。
他說“楊姐”太客氣,咱們都這么熟了,叫“蓓姐”親熱點。
我嘴上說他油嘴滑舌,心里卻沒拒絕。
有一次排練,我在鏡子里看見他在看我,眼神很專注。
那種眼神,我也說不上來,但就像一個年輕男人看心愛女人的眼神。
我不確定自己有沒有看錯,但那一刻心跳確實快了一拍。
黃勇就是那時候打來電話的。
黃勇是我侄子,開汽修店的。
他爸走得早,我媽活著的時候他常來家里吃飯,跟我關系一直不錯。
他知道我愛跳舞,也知道舞隊里來了個年輕的男老師。
“姑,我聽說你們舞隊有個小伙子挺照顧你?”
“嗯,挺好的一個孩子。”
“一個大老爺們照顧您一個老太太?姑您別嫌我說話不好聽,這年頭騙子多。”
“他能騙我什么?”
“不知道,反正您多留個心眼。”
我嘴上答應著,心里想,人家騙我什么呢?我又沒幾個錢,又不年輕了。他能圖我什么?
掛了電話,我拿起手機翻了翻薛文樂的朋友圈。
他發得不多,偶爾發幾張跳舞的照片,配一句“生命在于運動”。
他說話做事都不張揚,也不愛吹牛,怎么看都不像個騙子。
我想黃勇是太緊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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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八月中旬,我們舞隊排了個新節目,要參加社區的比賽。
老陳說讓我跟薛文樂搭檔跳探戈。
我有點緊張,我說我這水平能行嗎?
薛文樂說“你行的,要相信自己”。
那段時間我們幾乎每天都排練。
他教得很仔細,從握手的姿勢到轉體的角度,一點一點糾正我。
他手搭在我腰上的時候,力道不輕不重,很穩。
有一次他扶著我的腰說,“蓓姐,你的身體太僵了,要放松”。
我試著放松,可越是想著放松就越緊張。他笑了,說“沒事,多練練就好了”。
那段時間,我女兒打電話來得更勤了。
她媽長媽短地叮囑我,說讓我注意身體,別太累。
我隨口提了一句薛文樂,說舞隊來了個年輕老師,人挺好的。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
“媽,你該不會對他有意思吧?”
“你胡說什么呢?”我趕緊否認,“人家才三十七,當我兒子都嫌小。”
“那就好。媽,我是怕你上當。”
“上什么當?”
“沒什么,你自己注意點就行。”
掛了電話,我坐在沙發上愣了半天。我女兒平時說話不這樣,吞吞吐吐的,像是知道什么又不好說。
后來我才知道,她偷偷找了黃勇,讓黃勇幫我打聽薛文樂的事。
黃勇托幾個朋友查了查,反饋回來的消息是——這個人名下沒有裝修公司,社保也查不到記錄。
黃勇把這些話原原本本告訴了我女兒,她讓我長點心眼。
可他們誰也沒跟我直說。
有一次排練結束,老陳把我拉到一邊,壓低聲音說:“蓓姐,我跟你講個事。”
“你說。”
“上次我找薛文樂喝酒,他喝多了,說了點話。”
“什么話?”
“他說他以前做過生意,后來賠了,欠了不少債。還說他想找個條件好的女人過日子。”
我皺了皺眉頭:“這跟你有什么關系?”
“跟我沒關系,跟你有關系。”老陳看了我一眼,“他最近對你什么意思,大家都看得出來。你心里有個數。”
我說我知道了。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回想薛文樂跟我說的那些話。
他確實提過創業艱難,說開公司不賺錢,但沒說過欠債。
我安慰自己,可能他就是喝多了隨便說說的。
可接下來的事情讓我沒辦法淡定了。
那天是周六,薛文樂說請我吃午飯。我說老讓你請客不好意思,他說那就去你家做,我給你露一手。我說行。
他拎著一袋菜來了,進門換鞋的時候,他眼光掃了一圈客廳。我給他倒了杯水,他在沙發上坐下,眼睛卻四處看。
“蓓姐,你這房子裝修得好,得不少錢吧?”
“還行,幾年前裝的,花了二十來萬。”
“二十來萬,可以了。”他站起來,走到電視柜前面,上面擺著幾張照片。
有一張是我跟老伴的結婚照,還有一張是我跟女兒的合影。
他拿起那張全家福看了看。
“你老公走得早?”
“嗯,三年了。”
“你一個人帶孩子長大,不容易。”
“還行吧,都過去了。”
他放下照片,在客廳里轉了一圈,像是無意中問了一句:“蓓姐,你這套房子現在市場價多少錢?”
“不清楚,應該能賣個百來萬吧。”
他點點頭沒說話。
中午他做了兩菜一湯,味道確實不錯。
我夸他會做飯,他說“一個人生活,什么都得會一點”。
吃完飯他幫我洗碗,擦灶臺的時候,我看見他拉開了廚房的抽屜。
那個抽屜里放著我的存折和現金。
“你干嘛呢?”我問。
“找抹布。”他回頭沖我笑了笑,“我以為抹布放這里。”
他關上抽屜,拿起灶臺上的抹布開始擦臺面。我看著他,沒再說什么。
晚上他走了以后,我打開那個抽屜。存折還在,現金也沒少。我坐在餐桌前想了很久。
也許就是找抹布吧,我想。
可另一個聲音在腦子里說,你家抹布從來不放抽屜里。
04
九月初,薛文樂說要帶我去秦嶺看雪。
我當時覺得他在說胡話。
秦嶺看雪,那是多遠的距離,開車至少得七八個小時。
我說你瘋了,去那么遠干嘛。
他說秦嶺的紅葉漂亮,現在去正好,等再過一個月人多了就不好玩了。
“就咱們倆?”
“就咱們倆。”
我猶豫了。說實話,我有點心動,但也有點害怕。跟一個比自己小二十歲的男人單獨開車出去,說出去不好聽。可另一方面,我又有點期待。
那幾天我翻來覆去地想。白天告訴自己不能去,晚上又覺得去一次也沒什么大不了。黃勇打電話來問我在干嘛,我說跳舞。他哦了一聲沒多問。
最后還是去了。出發前我給女兒打了個電話,只說要去周邊轉轉,沒提薛文樂。她問跟誰去,我說跟舞隊幾個姐妹。她說行,注意安全。
那個周五早上七點,薛文樂的車停在我家樓下。我拎著包下樓,他幫我把包放到后備箱。后備箱里塞著一個大行李袋,還有幾瓶礦泉水。
“你這是搬家呢?”我開玩笑。
“出門就得準備充分點。”他笑著關上后備箱。
上了車,我系好安全帶。
車里有一股淡淡的香味,不是香水,像是洗車后殘留的那種清潔劑的味道。
座位上有條圍巾,他遞給我說“路上冷,你先披著”。
我接過來圍在脖子上,圍巾很軟。
車開出城,上了高速。
他放了點音樂,是那種很輕的鋼琴曲。
我倆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聊他的過去,聊我的退休生活。
他說他爸是個建筑工人,從小跟著爸四處跑,后來爸在工地上出了事,就剩他媽一個。
他說他媽是個裁縫,一個人把他拉扯大,很不容易。
“所以你特別孝順媽媽?”我問。
“后悔那時候沒多陪她。”他抿了抿嘴,“現在想陪,人已經沒了。”
我拍了拍他的胳膊,“你有這份心,她在天上會知道的。”
他側過頭看了我一眼,笑了。那個笑容看起來很真誠,眼里好像還有點淚光。那一刻我覺得,這個人或許真的只是缺愛。
中午我們在服務區停了一會,吃了碗面。
吃完面他去了趟廁所,我坐在位子上等他。
有兩個姑娘在旁邊吃面,一個說“那個大哥好帥”,另一個說是“你眼睛有問題吧,那旁邊坐的是他媽吧”。
兩人嘻嘻哈哈地笑。
我臉有點發熱。
薛文樂回來的時候什么都沒說,拎起包喊我走。上車后,他看了我一眼問:“剛才那兩個姑娘說什么了?”
“沒什么,就閑聊。”
他哦了一聲沒再問。
車子又開了兩個小時,天開始暗下來。
我問他還有多久到,他說大概兩個小時。
他說話的時候聲音有點啞,我說你開車累了就休息一下,他說沒關系。
又開了半小時,天全黑了。
我靠在副駕駛座上,迷迷糊糊地快睡著了。
突然被一陣響聲驚醒——是他的手機在響,不是鈴聲,是微信消息提示音。
車子正在經過一個隧道,他的手機亮著,屏幕朝上放在中控臺旁邊。
我瞥了一眼,屏幕上跳出一行消息:“六號單,那個退休女教師的錢什么時候到位?不行就換人。”
我心跳漏了一拍。
我看得清清楚楚,每一個字都清楚。
六號單。退休女教師。
我退休前是工廠會計,不是老師。
可我還是覺得不對勁。
車子出了隧道,薛文樂沒有看手機。他點了根煙,搖下車窗。風吹進來,冷得我打了個哆嗦。他沒注意到,只顧著開車,眼睛一直看著前面。
我靠在椅背上,手指攥著安全帶,手心全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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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車子又開了四十分鐘,天徹底黑了。薛文樂說前面有個服務區,停一下,他肚子不舒服。
我嗯了一聲,沒多說話。
他把車開進服務區,停在廁所旁邊。熄火后他說你等一下,很快回來。我說好。他拉開車門下去,腳步聲漸漸遠了,然后聽見廁所門被推開的聲音。
我等了幾秒,確認他進去了。然后我伸手拿起他的手機。
手機沒鎖屏,不知道是忘鎖了還是故意不鎖。
我劃開屏幕,微信還在剛才那個界面。
發消息的人昵稱叫“老K”,頭像是一片黑色。
我往上翻聊天記錄,看了幾條,手就開始發抖。
老K:“六號單那個怎么樣了?”
薛文樂:“還行,快了。”
老K:“別拖太久,夜長夢多。”
薛文樂:“放心,這次這個好哄。”
老K:“多大?”
薛文樂:“56,退休的。”
老K:“存款?”
薛文樂:“問了,大概三十多萬,房子也值點錢。”
老K:“行,拿下再說。”
我手指停在屏幕上,停了幾秒。我深吸一口氣,退出聊天窗口,往下滑。
微信通訊錄里有很多聯系人。
我點開一個寫著“潛在客戶”的分組,里面全是女性的名字,每個名字后面都標注了年齡和備注。
我的排在第四個,備注寫著“楊某,56歲,獨居,退休金約4000,存款約38萬,房子估值約120萬,女兒在外省,與侄子關系良好。”
我接著往下看。
前面三個,一個52歲的退休護士,一個60歲的喪偶女教師,一個49歲的離異女老板。
每個人后面都標注了類似的信息——住址、存款、家庭成員、生活習慣。
我放下手機,手抖得更厲害了。
原來在他眼里,我不是一個人,是一單生意。
我愣愣地看著前方,服務區的燈很亮,照得地面發白。我腦子里一團亂,心里卻出奇的冷靜,像是某個開關被撥動了。
廁所門開了,薛文樂走出來,邊走邊甩手上的水。我趕緊把手機放回原位,靠在椅背上,裝作睡著了。
他拉開車門,坐上駕駛座。
“蓓姐,睡著啦?”
“嗯,有點困。”我假裝打了個哈欠,“你好了嗎?咱們要不回去吧。”
“回去?咱們還沒到呢。”
“我有點不舒服,心口發悶。”
他看著我,沒說話。路燈照在他的臉上,眼睛在陰影里,看不清楚表情。
“蓓姐,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沒有,就是心口不太舒服。年紀大了,坐車久了受不了。”
“那咱們在前面找個地方住一晚,明天看看情況。”
“不,我想回去。”
他的沉默持續了幾秒,然后他笑了笑,說好。
車子重新發動,開到服務區出口。我暗暗松了口氣。可就在出口處,他沒有右轉上高速回城,而是向左拐了一個彎,開進了一條沒有路燈的小路。
“師傅,走錯了。”我說。
“沒錯,前面有條近道,能省半小時。”
“不用走近道,你上高速就行。”
“放心,我認識路。”
他說得很平靜,但我聽出他語氣里的東西——堅定,不容反駁。我的手不自覺地攥緊了安全帶。
06
路越走越窄,兩邊全是黑漆漆的樹影。沒有路燈,只有車燈照出去的兩道白光照著路。路面坑坑洼洼,車子顛來顛去。
“這路不對吧?是不是走錯了?”我問。
“沒錯,相信我。”
薛文樂的語氣還是跟平時一樣溫和,但車速越來越快。
我側過臉看他,車內的儀表盤發出微弱的光,照著他的側臉。
他的表情很平靜,專心地看著前方。
“你那個叫老K的朋友是誰?”我突然問。
車子猛地頓了一下。
薛文樂轉過頭看了我一眼,速度不減,眼睛在陰影里閃爍著光。
“你說什么?”
“我翻你手機了。”
我直接說了。反正已經到這個份上,我也不想裝了。
他沉默了幾秒,然后笑了一下。那個笑跟我平時見的完全不一樣——嘴角咧開,有點邪氣,不像是從心里發出來的笑。
“蓓姐,你什么時候翻的?”
“你去上廁所的時候。”
他看了我一眼,沒說話,繼續開車。我的手已經摸到了門把手,想著如果有什么不對就跳車。但他沒有做什么,只是平穩地開著。
“我知道你想什么,”他開口了,“你是不是覺得我是騙子?”
我沒說話。
“你猜對了一半。”他說話的語氣還是那么輕松,“我是干過那一行,但那都是以前的事了。現在我是真想跟你好好處。”
“你手機里那些女人是怎么回事?”
“以前的客戶,還沒刪。”
“那老K是誰?”
“以前的合伙人,想拉我回去。我沒答應。”
他說這些的時候,語氣非常自然。
有那么一瞬間,我差點就信了。
但我想到那個分組,想到標注的詳細信息——住址、存款、家庭成員、生活習慣。
一個“想跟你好好處”的人,會在手機里這樣記錄你嗎?
“你停車,我要下車。”我說。
“這里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你下車上哪去?”
“你停就對了。”
他沒停。
車速反而更快了。我感覺到車子的顛簸,心里越來越慌。我摸到手機,悄悄按了110,屏幕上出現了撥號界面,我按下了撥號鍵。
“你在干什么?”薛文樂的余光掃到我手里的手機。
“沒干什么。”
“你打電話了?”
“沒有。”
他突然一把搶過我的手機,扔到了后座。
手機撞到什么地方,發出一聲悶響。
我轉頭看,手機掉在后座腳墊上,屏幕亮著,110的撥號界面還沒掛斷。
“蓓姐,你別逼我。”他的聲音變了,變得低沉,帶點沙啞,像換了個人。
“停車!”我喊了一聲。
他不理我,車速更快了。我看著窗外,路邊的樹影飛快地向后退。我的心跳得快要沖出喉嚨。
然后我看見了前方有一點光亮——不是路燈,像是一個檢查站的燈。我開始數數,一、二、三。我深吸一口氣,拉了拉門把手,門沒鎖。
車子在過坑的時候減了一下速。
機會來了。
我拉開門把手,車門彈開一條縫。風灌進來,呼呼地響。薛文樂轉過頭來看我,他的眼睛瞪得很大。
“你瘋了!”
我沒理他,把門推開到最大,一咬牙,跳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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