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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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國〕章太炎撰《大總統黎公墓志銘》，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12年3月11日南京臨時參議院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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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內槍聲大作。

起義軍攻克總督署，湖廣總督瑞澂連夜從城墻鑿洞逃走，提督張彪跑進了漢口租界，偌大的武昌城，一下子群龍無首。

革命黨人需要一個能鎮場面的人——既要有足夠的聲望讓各方信服，又要在觀望中的士兵、士紳商賈面前站得住腳。

連開數次會，爭了半天，臨時軍事總指揮吳兆麟說出了一個名字：暫編陸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

那天夜里，革命黨人去找他的時候，他沒在自己的協司令部里，而是躲在了部下家中。

這一幕，后來成了他一輩子摘不掉的標簽。

坊間傳了一百多年，說他是從床底下被人拖出來的，說他當都督的時候嚇得面無血色，說他是那個亂世里最沒用的一塊泥，叫"床下都督"，叫"黎菩薩"，叫一輩子被人當牌位供著的。

窩囊廢

可是，翻開北洋那些年留下的檔案和史料，你會發現——罵他的那些人，大多比他死得更難看，走得更不體面。

而那個被人罵了百年的胖子，在手里沒有一兵一卒的情況下，面對袁世凱、段祺瑞、張勛、曹錕，一次次把那道線，撐到了最后。

[一]【甲午海戰、張之洞、一個老實人的前半生】

要說清楚黎元洪這個人，得從他三十歲那年之前說起。

1864年10月19日，黎元洪生于湖北省黃陂縣黎家河，也就是今天的大悟縣。

他的祖籍在安徽宿松，祖父那一輩遷到湖北經商，就此落了戶，改入黃州籍。

父親朝相曾從軍，參與過鎮壓太平天國，由士兵一路升至游擊，是個在軍中摸爬滾打出來的人。

父親帶著家口遷居天津之后，黎元洪在那里讀了私塾，也算見過些世面。

1883年，十九歲的黎元洪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老師里有嚴復。

那時候北洋水師學堂是當時中國最頂尖的新式海軍學校，能進去的，都是有幾把刷子的人。

黎元洪在那里待了五年，以"勤學為諸生之冠"著稱，對引擎修造尤其有心得，深受嚴復、薩鎮冰等師長器重。

嚴復后來對他的總評就八個字："德高才疏"——品德高，才干不足。

這話聽起來像夸，說到底也是一句婉轉的批評。但"德高"二字，后來在他一生中證明了它的重量。

1888年，黎元洪從水師學堂畢業，先后分派廣東水師服役，任廣甲艦二管輪。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廣甲艦奉命北援威海衛，在渤海口遭日艦炮擊，軍艦中炮沉沒，黎元洪在海上漂流了數個小時，被人救起。

這場慘敗，北洋水師幾乎全軍覆沒，他莫名其妙活了下來，卻沒有人替他慶幸。

戰后清廷追責，幸存者有時候比戰死的人更難交代。

甲午之后，黎元洪賦閑，一度在上海尋找出路。

不久，清廷宣布凡在北洋水師效力的舊員，可量才錄用。

黎元洪的北洋水師學堂學歷和海軍服役經歷，引起了時任兩江總督張之洞的注意。

張之洞任命他負責監修南京獅子山、幕府山、清涼山等處炮臺，又兼任南京各炮臺總教習。

黎元洪把那幾處炮臺修得讓張之洞非常滿意，張之洞對他的評語是："剛毅、堅忍，有不撓之氣概，忠厚篤實。"

1896年，張之洞回任湖廣總督，黎元洪隨行來到湖北，先在槍炮廠監制快炮，再做護軍后營幫帶，一步一步進入了張之洞麾下新軍建設的核心圈子。

張之洞對編練新軍極為重視，而黎元洪的專業背景和務實風格正合其需要。

1898年、1899年到1900年夏、1901年，張之洞三次派黎元洪赴日本考察軍事。

日本在甲午一戰后軍力蒸蒸日上，黎元洪在那幾次赴日的過程中，把日本陸軍的編練方式、教育體系研究得很仔細，回來后一條一條整理成方案，向張之洞提出了多項改革建議。

他建議將水陸各營的軍紀處置權交由執法官審訊，不得擅殺；建議合并武備學堂與防營將弁學堂，改建為武備高等學堂，另設武備普通中學堂——前者相當于軍校大學，后者相當于軍校中學，為湖北乃至全國培養了大批近代化軍事人才；他還建議大力派遣青年學生赴日本士官學校留學。

事實證明這條建議效果極好，湖北留日軍事學生的人數居全國前列，這些人后來成了辛亥革命里最活躍的力量之一。

只不過，種那顆種子的人是黎元洪，收那個果子的人是革命黨人。

1899年，黎元洪得張之洞保舉，以守備候補千總。

此后數年間仕途平步青云：1903年任護軍前鋒四營統帶，1904年提為協統，隨即升任第二鎮統制兼護統領，1906年正式出任暫編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統轄馬、炮、工、輜各隊，駐守武昌。

同年秋，他率部參加在河南彰德舉行的新軍大演習，獲評"軍容盛強，士氣健銳，步伐技藝均已熟練精嫻，在東南各省中實堪首屈一指"。

這一年，他四十二歲，是湖北軍界實際上的第三把手——前兩位是湖廣總督瑞澂和提督張彪。

他既不革命，也不特別反動，是一個認認真真待在自己位置上、把分內之事做到稱職的軍事官僚。

他對治下那些加入了革命團體的年輕士兵，多有庇護，不是因為支持革命，是因為覺得隨便抓人容易出大亂子。

他懂軍隊，懂人情，知道槍桿子里每一個人都可能是未來的關鍵變量。

就這樣，他在武昌練了五年兵，直到1911年那個秋夜。

[二]【那個被推上去的"都督"，做了什么】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的時候，黎元洪的處境是極為尷尬的。

起義的直接導火索，是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趕制炸藥時不慎引爆，機關暴露，湖廣總督瑞澂隨即下令大肆搜捕。

10日晚，局勢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邊緣，工程第八營總代表、后隊正目熊秉坤率先發難，革命士兵當晚占領了楚望臺軍械庫，從那里取出武器，兵分三路向督署猛攻。

到第二天凌晨，督署攻下，武昌光復。

武昌起義成功了，但革命領袖們全不在場——孫中山遠在大洋彼岸，黃興、宋教仁等人在上海或香港，武昌城里原來的兩個主要領導組織文學社、共進會的核心人物，孫武在漢口爆炸事故中被炸傷，蔣翊武避險出走，劉公被困在漢口過不來。

一場成功的起義，竟然找不出一個能代表新政權的領導人。

10月11日上午，革命黨人和地方士紳在省咨議局會議廳聚集，急著要推出一個能管事的人，否則那一紙通電全國的公文都無處落款。

議長湯化龍是立憲派人物，他拒絕出任都督，但支持找一個軍界人士來主持大局。

吳兆麟提出了黎元洪的名字。

這不是臨時起意——1911年4月，文學社在洪山寶通寺召集各標營代表開會時，就有人明確提出，一旦起義成功，就以黎元洪為臨時都督，理由有三：黎是名將，用他可以號召天下；黎在湖北新軍中素得人心；黎素來愛護軍中有文化的士兵，而這些人大多是革命黨人，容易合作。

當天下午，湖北軍政府正式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

然而黎元洪本人當時還不知道自己被確定了。

他躲在部下家中，得知起義消息后，既未加入，也沒有主動抵抗，處于觀望狀態。

革命黨人找到他，要他在安民布告上簽字，他一次又一次拒絕，沉默不語，拒不就職。

他對吳兆麟說的話，留存至今："你學問很好，資格很深，你萬不該與革命黨共同革命。你若不革命，你在軍隊晉級很易。請你快叫大眾各自回營，事情太鬧大了，更不得了。"

這話被在場的革命黨人視為軟弱和頑固，當即有人拔刀相向，被吳兆麟喝止。

這樣的僵持，持續了整整六天。

到10月17日，形勢已經完全明朗：漢口、漢陽先后光復，武漢三鎮盡入革命軍之手，英、法、俄、德、日五國駐漢領事聯合宣布中立，外交承認已成定局。

黎元洪終于認清了大勢，當日舉行祭天大典，正式宣告就任都督。

就任之后，他做了幾件相當重要的事，只是往后的歷史書里提得不多：

他立刻著手與西方各國溝通，主動向五國領事館表明軍政府保護外僑的立場。

10月17日，英國領事葛福特代表五國領事登門拜訪，黎元洪當場告訴他："此次武昌起義，對于本地方之外人百姓，自當盡保護之責……既勞閣下之駕，又承各國嚴守中立，甚為感激。"

這番話，讓各國很快正式發布了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的聲明，從外交上保住了新政權的正當性。

他通電全國，以湖北軍政府的名義呼吁各省響應武昌起義，11月7日和9日先后兩次通電，征詢和促進各省組織臨時政府的意見。

武昌起義后兩個月內，湖南、廣東等十五省陸續宣布獨立，這個接力的勢頭，有很大一部分動力來自武昌那些以黎元洪名義發出的通電。

他協調革命軍內部各派勢力之間復雜的權力爭議。

軍政府內部，文學社和共進會兩派本就存在嫌隙，加上立憲黨人湯化龍等人的介入，權力分配的博弈隨時可能把軍政府自己撕裂。

黎元洪在這中間充當了一塊穩定器——不是他能力有多強，是他的身份讓各方都找得到停火的臺階。

他跟黃興一道，指揮革命軍在武漢三鎮抵御馮國璋率領的清軍，一直堅持到11月下旬漢陽失守。

那段守城的時間里，清軍炮火轟武昌，城內人心浮動，黎元洪并沒有一開始就跑——他是在形勢已完全無法支撐之后才撤出的。

學者周錫瑞在《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中后來如此評價："確定黎元洪領導新的湖北軍政府，這恐怕是在武昌起義過程中做出的最關緊要的選擇。"

一個被推上去的人，最后做了那么些事，這個選擇，事后來看，算不上錯。

[三]【瀛臺囚徒，與"武義親王"的四個字】

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黎元洪當選副總統，兼領鄂督。

2月，南北和議告成，清帝溥儀退位，袁世凱出任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續任副總統。

副總統這個位置，從第一天起就是一把雙刃劍。

有名分，沒實權，這是結構性的問題。

更麻煩的是，隨著局勢穩定，袁世凱對黎元洪這個武昌首義的招牌越來越警惕。

1913年底，袁世凱借"磋商要政"為名，派段祺瑞到武漢，將黎元洪接到北京，實際上是軟禁在瀛臺。

瀛臺是個四面環水的地方，中南海里一座島。

光緒皇帝曾在那里被慈禧關了十年，每天看著水，無法離開，直到死。

黎元洪比光緒稍好一些，畢竟外面還有政權在運轉，但他的實際處境，記者黃遠庸1914年初拜訪后在文章里寫得清清楚楚：除瀛臺之外不能越雷池半步，隨從仆役出入府邸均受限制，對國家大事沒有任何決策權，每天只能讀書練字。

他的副官胡人俊回憶，黎元洪有時候讀到某段文字，會突然掩卷失聲大哭，也不解釋，只是哭。

堂堂副總統，被關在水邊，日復一日，讀的是書，哭的是什么，旁人只能猜。

1914年1月，袁世凱解散國會，那個靠流血才換來的議會政治，就這樣被一道命令摁滅。

黎元洪隨后被安排兼任參政院院長，這個機構有名無實，不過是袁世凱拿來堵天下人口的一塊招牌。

1915年，帝制的鼓噪聲越來越響。

從當年11月起，黎元洪就開始拒領副總統的月俸，并上書參政院請求裁撤副總統辦公室，同時連續遞交辭呈——每月三萬大洋的巨額薪俸，他一分不要，這在當時已經是無聲的抗議。

據黎元洪后人回憶，袁世凱稱帝之前曾親自去瀛臺試探黎元洪的態度，開口說了一句："近來有許多人要我做皇帝，親家，你看怎樣？"

黎元洪當即回答："辛亥革命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死者何止千萬，如今大總統回頭再做皇帝，如何對得起這些先烈？"

這話沒有彎彎繞繞，說得直接，袁世凱當時沒有再接話。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稱帝，改元"洪憲"，頒布的第一道冊封令，就是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以表彰其武昌首義恢復漢室之功。

15日，袁世凱派心腹外交總長陸征祥登門道喜。

黎元洪當著陸征祥的面說："袁大總統厚愛，封我為武義親王，雖然已經通告全國，但我卻著實不能接受……倘若受封，致生無以對國民，死無以對先烈。"

說完，他徑自走進里屋，沒有任何停留。

19日，袁世凱又派人來宣封，來人雙手捧"詔"在大廳中跪下，高聲叫喊："請王爺受封！"

黎元洪拒不露面，命人將來者拖了出去。

此后又有人奉命前來游說，開口便稱"王爺"，黎元洪當場急了，指著大廳石柱怒道："你們如再逼，我就撞墻在此！讓我當王爺，我就撞墻。"

來人碰了一鼻子灰，悻悻退去。

袁世凱守在黎府的衛兵，日日在宅子里指桑罵槐找茬，這些人名義上是衛兵，實際上是監視。

黎元洪置若罔聞。

整個洪憲年間，他沒有接受那道封文，沒有配合那場帝制的表演，用沉默和拒絕，把不合作進行到底。

這段日子有多難捱，史書里記得不多，但有一個細節值得記一記：記者黃遠庸那次登門采訪，形容那時候的黎元洪，是"一個處在光緒皇帝處境里的人，卻沒有光緒皇帝的名分"。

一個手里什么都沒有的人，在重重的壓力面前，能做的只有不簽那個字。他做到了。

1916年6月6日，端午節，袁世凱因尿毒癥在北京病逝。這場鬧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夢，就此落幕。

[四]【1917年，那道撤職令】

袁世凱死后的第二天，1916年6月7日，黎元洪正式就任大總統。

按照《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規定，副總統依法接任，這是民國歷史上少有的幾次真正走了法律程序的權力交接。

同日，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江蘇督軍馮國璋出任副總統。

袁世凱臨死前，對徐世昌、段祺瑞執手說："按照《約法》，由黎卿繼任總統，你們要好好輔佐他。"

這番話傳出去，舉國一時叫好，覺得民國終于迎來了有序交接的契機。

那時候全國上下對黎元洪出任總統普遍抱有期待——他以"寬仁謹厚"著稱，沒有袁世凱那樣的梟雄氣，也沒有段祺瑞那樣的強硬作風，人們覺得這樣的人當家，或許能讓共和走上正軌。

然而黎元洪心里很清楚，他面對的是一個結構性的困境。

他手里沒有一支嫡系軍隊，沒有任何軍事班底，背后也沒有一個真心擁護他的實力派。

國務院那邊，段祺瑞以北洋正統自居，手握軍政大權，在各省皖系督軍中有著極深的根基。

而按照《臨時約法》，總理的權力實際上相當大——國務院的重要決定雖需總統蓋印方可發布，但總理享有對總統的制衡權，法理上幾乎是平級關系。

段祺瑞從一開始就把黎元洪當作擺設，他的心腹、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對黎元洪的態度蠻橫無禮到了連表面文章都懶得做的程度。

梁啟超得知消息，第一時間給友人寫信，預言黎元洪"有位無權，政局隱憂多多"，并因此遲遲不肯接受黎元洪的邀請出任總統府秘書長一職。

摩擦從一開始就沒有停過。

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與內務總長孫洪伊的矛盾激化后，段祺瑞下令將孫洪伊撤職，按規矩需要到總統府請黎元洪蓋章。

黎元洪公開拒絕了。

雙方在蓋章權上僵持，最后北洋系元老徐世昌出面調解，各讓一步，徐樹錚和孫洪伊同時撤職了事——但這次僵持，讓兩邊都清楚了對方的底線。

黎元洪就任后做的頭一件大事，是1916年8月宣告國會重開，五百一十九名兩院議員出席，他親赴國會致辭，字里行間反復提到要"以法治為指歸，立憲政之基礎"。

他還向議員們懇請體諒這屆政府由各方勢力構成，對人對事要相互提攜，共同推進法治。

那一段時間是他總統任期里心氣最足的時候，他延攬梁啟超出任總統府秘書長，梁答應了，每月津貼兩千元；他要重建那個被袁世凱折騰得面目全非的憲政框架，從國會開始，一塊一塊往回補。

然而，1917年的到來，把這一切打斷了。

矛盾的導火索，是中國要不要對德國宣戰、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

段祺瑞力主參戰。

他背后的賬算得很清楚：日本愿意以大筆借款和軍事援助換取中國參戰，參戰之后還可以借此擴充皖系的軍事實力，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

1917年3月4日，段祺瑞帶著全體閣員（外交總長伍廷芳因已辭職未參加）到總統府，請黎元洪在向國會提出對德絕交咨文上蓋印。

黎元洪持異見，拒絕用印。段祺瑞當場提出辭職，拂袖離京赴天津，后經馮國璋等人勸解，6日晚才返回北京。

這件事表面上到此翻篇，實際上已經定下了此后整場沖突的基調。

到1917年4月，段祺瑞在北京召開督軍團會議，把北洋各省督軍叫來，借他們的名義向國會和總統府施壓，要求通過對德參戰案。

倪嗣沖、張懷芝、孟恩遠等皖系干將先后闖入總統府，要求黎元洪發布宣戰命令，黎元洪一次次周旋應對，始終未點頭。

5月10日，國會開會表決參戰案，皖系早已在會場外安排好了流民和軍警組成的"公民團"、"請愿團"，將國會團團圍住，毆打反對參戰的議員。

會場里亂成一鍋粥，國會拒絕在這種情況下表決，段祺瑞的暴力逼宮以失敗告終，但這一幕激起的社會輿論，對段已經非常不利。

屋漏偏逢連夜雨。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段祺瑞私自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被揭露，輿論嘩然。這已經不是政見之爭，是拿國家利益做交易。

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與美國公使芮恩施密談，美方表示"允為后盾"。

同日，黎元洪召見督軍團領銜、領銜呈請解散國會的孟恩遠和王占元二人，當面訓誡他們切勿超越憲法行事，并明確說時局癥結在內閣，段祺瑞"理宜引退"。

22日，段祺瑞向黎提出了新的閣員人選，大多是黎平素有好感的人，這是最后一次伸橄欖枝。

黎元洪沒有因此松動。

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發布三道命令：第一，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和陸軍總長職務，特任外交總長伍廷芳暫代國務總理；第二，委派陸軍部次長張士鈺暫代陸軍總長；第三，委派王士珍為京津一帶臨時警備總司令，并派江朝宗、陳光遠為副司令。

命令交付印鑄局印行之前，段祺瑞的代表張國淦趕到總統府，最后一次勸黎再考慮考慮。

黎元洪明確告訴他，外交和軍事都已經布置好了，沒有什么可考慮的。

段祺瑞當天以國務總理名義通電各省，聲稱免職令未經本人副署，依法不合，"將來地方及國家因此發生何等影響，概不能負責"，隨即趕赴天津。

皖系和追隨皖系的督軍隨即紛紛通電宣布獨立，安徽、奉天等十一省先后宣布脫離中央。

北京城里槍口林立，沒有嫡系軍隊的黎元洪，把那三道命令發出去的那一刻，等于把自己扔進了一個四面是槍的空地。

手里只有一道命令，一枚大印，還有一部《約法》。

督軍們一步步逼近，形勢一日比一日險，那枚印，還能撐多久。

就在黎元洪把三道命令發出之后的第二十天，有一件事發生了——而那件事，是他在這場棋局里，最大的一步棋，也是他此后一生顛沛的起點。

讀到那段記錄的人，看著看著，都不由得攥緊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