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國產(chǎn)劇《夜色正濃》的角色喬海倫，誕生了一個極其刺耳的新詞匯： “牛馬雞”。意思是，白天做埋頭寫分析報告、PPT的“牛馬”，晚上當滿足上司性需求的“情人”。這個詞的出現(xiàn)，和網(wǎng)上流傳度最廣的兩個片段不無關系。一個是已婚上司與喬海倫在酒店發(fā)生關系后，立即翻臉詢問PPT的進度，于是她只能熬夜打工。另一個場景則是，她崩潰地嘶吼：我就是想有份工作，我有錯嗎？網(wǎng)友哀嘆：“職場環(huán)境惡化了，連小三都降級了。一波人夸，國產(chǎn)劇的女性形象終于進步了，不再是臉譜化的拜金女；另一波人贊，從郭海藻的翻紅到喬海倫的共鳴，觀眾對“小三”情節(jié)越來越寬容了，更能理解更復雜的女性角色。誠然，《夜色正濃》播出后，喬海倫的輿論走向罕見地打破了“全民打小三”的國產(chǎn)劇慣例。也許是因為，她被吃干抹凈的一生實在過于慘烈了，“即便是仇人看到都釋懷了”。她小鎮(zhèn)出身，成績極佳，畢業(yè)后在一線城市當白領，看上去風光體面，實際上睡覺都不安穩(wěn)。起初，什么都沒發(fā)生，僅僅身材好，被上司安排出差應酬，便遭同事潑臟水、傳黃謠、集體孤立。后來，她坐實謠言，與上司李東明發(fā)生關系，職場直接開啟地獄模式。工作一點沒少，還要承受李東明的情緒發(fā)泄，他一不如意，就在公開場合貶損侮辱她。整段婚外關系里，喬海倫沒有得到錢、房子，升職，反而還被想結束關系的情人打發(fā)到另外一組，故意加大工作量。后來，她在公司連軸轉52個小時，加班加點，也不是為了升職或者獎金，只是不想被裁。最終歷經(jīng)大悲大喜，眼見即將遠走高飛，卻猝死在公司的茶水間。更可悲的是，在她猝死后，公司破格賠償200萬，父母還向身為罪魁禍首的領導鞠躬致謝。青春期時，喬海倫因為胸大被同學嘲笑、霸凌。從那時起她學會把自己縮起來，穿寬松衣服，走路含胸駝背，讓自己不被看見。工作后，領導性騷擾她，男朋友沒有安慰和支持，反過來指責：“你穿成這樣，不是存心勾引嗎？”后來，她因舉報性騷擾被開除，前司對她潑臟水、使絆子，使她失業(yè)半年找不到工作，戀情也告吹。直到抓住這個新工作，遇見了李東明，喬海倫不再拒絕，她以為是救贖，結局卻是毀滅。不少網(wǎng)友把她和17年前的電視劇《蝸居》中的郭海藻做對比。郭海藻前期也是一個“貧窮打工人”：她痛恨周二，因為周五遙遙無期；她只逛不買，和姐姐共享衣櫥。但搭上情人宋思明后一切都變了，2009年的郭海藻終于過上了“工資過萬、上兩天休五天”的日子，住進大別墅，買香奈兒和海藍之謎，用60w一套的達芬奇紅木家具。而今日的喬海倫依然是那個該加班加班、熬夜做PPT的打工人。于是圍繞在喬海倫身上的話題，不是“壞”而是“慘”，是“小三降級”“小鎮(zhèn)做題家之苦”......作為飾演“小三”角色的演員，闞清子的評論區(qū)也沒有被攻陷，沒有像當年《我的前半生》里的凌玲、《三十而已》林有有那樣被全網(wǎng)審判。相反，許多人都在評論區(qū)祝福喬海倫：“希望你現(xiàn)實里幸福一點。”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終于開始理解更復雜的女性形象了？她們確實有某種相似的人格底色，性格看起來柔弱而被動，在意親情，隨波逐流，不是步步為營的狠角色。在當下的語境里，郭海藻早已不再是拜金小三，而是“時代洪流中身不由己的小人物”。在房價狂飆的年代，她為了幫姐姐在大城市擁有屬于自己的房子，一步步滑入了宋思明的陷阱。喬海倫則是一個只身闖蕩大城市的小鎮(zhèn)做題家，為了避免裁員、攢錢給父母治病，拼命保住一份工作。房子、工作、親情——這些樸素的需求，加上悲慘的結局，讓“小三”的道德審判被一半的共鳴所消解。但由此把郭海藻、喬海倫置于“小三降級”討論框架里，卻并不算恰當。細看這兩段關系，本質(zhì)從來不是“情”或“錢”，而是權力。海藻打著三千塊的工，卻要陪酒應酬。宋思明幾次留情后，老板就差把海藻打包奉上。她起初拒絕，但為了幫姐姐湊錢，最終選擇了走向宋思明。宋思明和海藻第一次發(fā)生關系時，近乎是強奸式的。只不過在二人之間，存在認知、閱歷、金錢、社會地位、資源的全面懸殊。宋思明運作著幾億的房地產(chǎn)項目，只手遮天；海藻不過是個剛工作幾年、尚未站穩(wěn)腳跟的年輕女孩。能輕輕松松借出6萬塊，介紹工作讓姐姐賺外塊，甚至一個電話就能救出險些入獄的姐夫。而對于宋思明來說，他給的甜頭，不過猶如孫悟空身上的一根毫毛，不值一提。這樣的“救世主”般的施舍，讓他們之間蒙上了一層“小三上位”“霸總垂青”的濾鏡。到了李東明和喬海倫，糖衣不見，職權騷擾的運作更直白地顯露。起初，喬海倫被前司潑臟水、找不到工作，只有李東明猶如神明地對她說，“我最討厭抱團作惡的人”，并錄用了她。后來，李東明為了向客戶證明自己和妻子早已經(jīng)兵分兩路，借打高爾夫球與喬海倫曖昧。突破同事邊界，事后還不忘立人設——說自己爭取客戶都是為了妻子的前途，把自己包裝成一個深情顧家的丈夫。喬海倫對他越來越崇拜，裁員在即，李東明還保下了她。不是認可她的能力，而是因為喬海倫一句“您是最好的”，讓他從這個年輕女孩身上得到了從妻子那里日漸失去的控制欲和崇拜感。兩人發(fā)生關系的第二天，李東明把海倫叫到辦公室，讓她看自己的績效，隱晦地暗示自己可以左右她的去留，也是在展示自己的權力。他的態(tài)度陰晴不定，不分上下班時間叫她陪酒應酬，讓她越來越依賴這份認可，無條件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和身體。當她失去利用價值，就被扔進沒人愿意接的爛項目，同時被加遠超負荷的工作量。更陰險的是一筆12萬的客戶提成，表面是把客戶的額外好處費給她，實則是把柄，隨時可以拿出來威脅、拿捏。整段關系從一開始就建立在權力之上，在這樣的結構里，所謂的自愿，本身就值得懷疑。當成為被盯上的獵物，沒發(fā)生關系要被造黃謠，發(fā)生了關系更是深陷其中。她一直在勞動，但最終人們談論的還是所謂“紅利”。可是輿論總將她們不分青紅皂白地蓋章為“小三”，模糊了事情的實質(zhì)，也遮掩了她們的受害者身份。可惜的是，在這個經(jīng)濟下行，所謂的純愛早已不值一提的年代，隨時呼風喚雨的宋思明成為了“爹系男友”。大家渴望用權錢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宋思明渾身上下散發(fā)出成功男人身上的氣度和自信。追溯起來，炒房的、放貸的，讓海藻與姐姐舉步維艱的源頭，也都是宋思明這一家人。妻子為了救他賣房籌來的五百萬，轉頭就被他拿去給海藻當生活費。可那筆錢，說到底也不是為了海藻，而是為了她肚子里“宋家唯一的男丁”。“海藻不過是他借以炫耀成功的手段而已，沒有海藻也會有水草、珊瑚。而海藻呢？她口口聲聲說愛他，這是真實的愛情嗎？她愛的不是宋本人，而是宋那個光環(huán)照耀下的一種對所欲所求無不點頭的暢快。”戴錦華曾談及網(wǎng)絡小說時說過，中國古典敘事中長期存在一種權力結構性的敘事模式，即通過“君臣、父子、夫妻”這類關系來組織故事。而到了影視劇里，這種結構只是換了一層外衣，權力不對等常常被包裝成“溫柔的愛”“霸道的寵溺”。當宋思明在車里看到海藻的月經(jīng)斑駁，還誤以為是所謂的“處女血”。這種帶著占有欲的興奮，本質(zhì)上并不是愛，而是征服權力的展示品。劇作在書寫權力時，也書寫了上位者實質(zhì)上的孱弱與虛偽。到了《夜色正濃》，同樣有意展現(xiàn)其中毒性。妻子趙枚能把他的母親服侍得服服帖帖，又能自己賺取收入，最主要的是，職場能力和手段又曾在他之下。妻子的事業(yè)是他的作品，而他對喬海倫不過是這種控制欲在職場中的廉價復現(xiàn)。宏觀來說，對于職權騷擾，這部劇也花了很大比重探討。另一條線里，女主上司——慣犯許總在酒吧里性騷擾促銷員，被人用手機錄制并發(fā)到網(wǎng)上，輿論風波爆發(fā)，公司名聲以及內(nèi)部崗位都受到了極大的影響。本是刻畫職場害群之馬的常見，但熱門討論，卻依然集中在女性角色上。觀眾贊賞女主趙玫能四兩撥千斤地化解性騷擾，用以退為進的方式讓上級權衡利弊，知難而退，感嘆喬海倫則不夠聰明，讓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她的悲劇，被解讀成乖乖女、無人托舉的小鎮(zhèn)做題家的成長陣痛。大家開始告誡女性，不要太單純，要提高社會化程度，要成為強者，而不是弱者。但這把權力問題，變成了個人成長議題，歸咎給了個體的不完美。這樣的討論不是完全沒有意義，但過于泛濫也讓真正的問題隱身：為什么上位者可以利用職位去索取？為什么職場上讓這種行為反復發(fā)生？有人說《夜色正濃》是今年最好的劇，喬海倫是國產(chǎn)劇難得的好角色，但社長還是不滿足。不由讓人想到英劇《道格拉斯被取消了》里對職場性騷擾的呈現(xiàn)。這部劇并沒有塑造一個楚楚可憐的受害者，相反，女主精心設計了一個局，向那些縱容和漠視性騷擾的人復仇。而即便女主以如此強大的姿態(tài)出場，第三集揭露回憶——曾被騷擾的場景時，觀眾還是不免心驚肉跳，甚至可能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中比女主更早舉手投降。 該劇的筆鋒一直指向加害者，以及那套看似“百試百靈”的招數(shù)。真正叩問的，是系統(tǒng)如何縱容平庸的惡，而不是作為受害者，夠不夠強大和聰明。至少，我們不再只會辱罵有道德缺陷的人物角色和演員。但如果討論始終停留在“她好慘好傻”，卻不追問施害者如何被縱容、權力如何被濫用，那仍然停留在舊框架里。它指向的是兩種“失敗”審視，既沒有通過性獲取財富，不如“成功的小三”，也沒有通過勞動獲取純粹的尊嚴，不如“純粹的牛馬”。實質(zhì)上是受害者經(jīng)歷了雙重剝削，卻被解讀為雙重失敗。它總讓我想到另一個詞——“養(yǎng)心殿襲人”。該詞源于《步步驚心》，很多觀眾重看老劇，對女主若曦的抉擇感到不滿。因她與四阿哥定情，有實質(zhì)關系，卻甘當一介宮女、姑姑，于是誕生一詞——養(yǎng)心殿襲人，意指古偶女主自甘墮落，成為夜宿養(yǎng)心殿的通房丫鬟。然而《紅樓夢》中，命如草芥、身心皆不由自己的丫鬟是否有拒絕的權利？而后鋪陳襲人的心態(tài)：“素知賈母已將自己與了寶玉的，今便如此......”這是一個悲劇，最終卻成為嘲諷另一個女角色的形容詞。從前評判她們“壞不壞”，如今評判她們“值不值”，但使用的價值觀模版仍是那一套。對于喬海倫也同樣，無論是分析原生家庭，還是個人性格，無論是感嘆優(yōu)績主義的毒害、還是好學生思維的困局，都是聚焦于“如何不成為喬海倫”。似乎影視劇和觀眾都缺乏一套不先評判受害者、而是先審視壓迫者權力的公共話語。問題在于喬海倫們反思一萬遍“自己邁錯了哪步”都沒有用，這是倒果為因。國產(chǎn)劇在突破與嘗試，但倘若只解讀受害者，不問責施害者，放大個體命運，而不剖析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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