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課堂，越來越像一場大型角色扮演。

有對著老舊 PPT 逐字念稿的朗讀派；有偏愛分享人生故事，課件淪為擺設的閱歷派；還有主打分組討論，講課全靠學生發揮的互動派……似乎只有解鎖這幾種風格的老師，四年求學才算完整。

更有意思的是，站在臺上的老師中，不乏學術卷王，教室里的劃水和科研上的高產，在他們身上達成了奇妙的和解。

為什么能在頂級期刊發論文，帶著學生拼競賽的老師，課堂評價判若兩人？讓學生們頻頻吐槽的“水課”，又是怎么變得越來越常見了？

上“水課”，比認真聽講還累

在很多人的想象里，“水課”約等于合法摸魚。不用帶腦子，只要人到場，往教室后排一癱，就能白嫖幾個學分，堪稱校園版帶薪休假。

但真正坐進教室才發現，要舒舒服服地度過這40分鐘，還真沒那么容易。縱觀不同高校學生的吐槽，會發現“水課”的樣子，居然驚人地做到了全國統一。

其中最令大家深惡痛絕的，莫過于“翻轉課堂”。試想一堂課，前30分鐘用來分組討論，剩下10分鐘各組派代表上臺念一段剛用 AI 輸出的結論。最省事的老師坐在臺下，倒是重溫起了自己當年的青蔥歲月。

當然，讓人崩潰的遠不止這一點。老師未必記得住學生的名字，但簽到方式一定與時俱進——學習通掃碼、手勢簽到、定位打卡、隨機點名，一節課能換好幾種花樣。

還有老師自動解鎖“故事會主理人”身份，從留學軼事扯到育兒心得，課堂成了點綴，人生才是主線。但即便如此，為了珍貴的學分和平時成績，學生們也只能乖乖坐在教室里，配合這場心照不宣的演出。

長期浸泡在“水課”里，大學生的心態也悄然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剛進大學時，渴望學到點什么的滿懷期待已不復存在，如今選課的畫風，早成了“避雷！哪個課事少分高？”

更讓人難受的，是“水課”的無聊乏味。老師在臺上扯些跟專業八竿子打不著的東西，底下學生坐立不安又無處可逃，人就那么干耗著，在課堂里度秒如年。

也有人學會了苦中作樂，把水課當成難得的放松機會，反正最后及格就行，剩下的時間自由打發，與其扮作滿分的聽眾，還不如上“B 站大學”多培養幾門興趣愛好。

但越來越多人后知后覺，被圈在課堂上熬時間固然讓人疲憊，但真正讓人元氣大傷的，是被無效教學反復榨干的精氣神：

“大學四年，我逃了很多課，但最想逃的，其實不是那些課本身，而是一種“我知道這沒有意義，但我必須坐在這里”的無力感。”

可奇怪的是，那些被學生私下吐槽的水課老師，翻開簡歷卻往往是另一番光景。他們或許是某個領域的學術大佬，手握國家級科研項目，能在學術會議上侃侃而談，論文發得風生水起。

同一個名字，在科研領域叱咤風云，在講臺上卻像掉了線。人還是那個人，怎么換個場地，表現就天差地別了？

大學老師，其實更愛做科研

除了教學能力本身的差異，高校里“重科研輕教學”這根指揮棒，或許更能回答這個問題。

一項發表在《教師教育研究》上的研究，讓高校青年教師們對教學和科研的重要性做了一次排序，結果發現，有近半數老師嘴上說自己更傾向教學，可到分優先級的時候，真愿意將主要精力砸進去的，只剩下26.9% [1]。

另一邊，口口聲聲說更看重科研的“青椒”只有37.5%，可實際行動里，超一半的人都在科研上投入了更多時間 [1]。

說白了，老師們未必不熱愛講臺，只是在時間和精力這場零和博弈里，科研的砝碼更重。

為什么教學和科研之間的天平，總是偏向后者？一個不難想到的原因是，科研產出更容易被明碼標價。

發了幾篇論文、拿到什么級別的項目、申請了多少經費，都能清清楚楚寫進考核表。反觀教學，好不好往往只剩一句“學生評價不錯”，這種感受層面的東西很難被量化。

更何況，大學本身也在參與一場資源競賽。

在生源、師資、排名和社會聲譽的激烈爭奪中，科研論文、獲獎成果才更好幫高校提升身價。以影響力很大的 QS 世界大學排名為例，高校50% 的評分都來自科研發現 [2]。

當這套偏好自上而下傳導，科研自然被賦予了遠高于教學的權重。據《中國科學報》報道，有些學校一篇論文的績點可以抵得上幾十門課，一個項目的獎勵能超過數年的教學工作量 [3]。

即使教育部近年來持續推進“破五唯”改革，希望降低論文崇拜，但這套運行多年的評價體系，也很難在短時間內徹底扭轉 [4][5]。

而且，發表在《復旦教育論壇》上的一項研究顯示，教師在教學上花的時間越多，年收入越低、健康水平越差、工作滿意度越低；而向科研傾斜，這些指標都會往好的方向走 [6]。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科研時間占比不斷攀升，教師的工作滿意度并沒有跟著一路走高，而是走出了一條先升后降的拋物線 [6]。

這種科研倦怠在“雙一流”高校尤其明顯，轉折點大概在科研占到40% 左右的時間時 [6]。過度傾斜科研，損害的不僅是教學質量，最終也會反噬教師自己的職業體驗。

畢竟，沒人愿意活成一臺只會寫論文的機器。

教學誠可貴，但科研價更高

如果說高校評價體系決定了科研和教學誰更重要，那么職稱晉升，就是這套規則真正落地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老師們心里未必真的覺得科研比教學高貴。

一項覆蓋全國28所高校、2809名教師的調查發現，絕大多數教師都認為，教學和科研應該是平起平坐的。在不少普通高校教師眼中，教學的權重甚至還略高于科研 [7]。

可理想歸理想，真到了評職稱的時候，另一套邏輯開始接管現實。

同樣是這項調查顯示，幾乎所有類型高校的實際晉升體系里，科研權重都明顯高于教學，而且學校層次越高，譬如“985”高校，存在這種傾向的情況就越明顯 [7]。

一位老師或許可以靠精彩的課堂收獲滿堂掌聲，但那只是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很難借此換來職稱。

更關鍵的是，職稱不僅關系到高校教師們的面子，更是收入的核心命門。

高校教師的收入，主要由基本工資和年終績效構成，后者與職稱、科研成果深度綁定 [9]。職稱往上走一級，收入往往就是另一番景象。

根據發表在《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上的一項調查，正高職稱教師的年總工資，能達到初級教師的4倍還多。年終績效差距更為懸殊，正高級教師能拿到初級教師的13倍 [8]。

當收入、晉升和職業前景都與科研成果緊密綁定時，老師們自然會把更多時間投入回報更明確的地方。尤其對青年教師而言，這種壓力幾乎從入職第一天就開始倒計時。

如今，越來越多高校實行“非升即走”制度，“青椒”們必須在3-6年的考核期內攢夠科研成果，完成職稱晉升，否則就只能轉崗或走人。課講得再精彩，都比不上一篇論文來得實在。

來自《高教探索》上的調研也發現，青年教師最焦慮的事情，幾乎都跟科研有關。學術發表高居焦慮榜首位，而本該是教師立身之本的課程教學，焦慮值只排在第五位 [9]。

老師們在科研賽道上卷生卷死，課堂就成了最先被犧牲掉的地方。學生們課上聽不到幾句實在內容，抱怨“水課”越來越多，但為了分數和畢業證，也只能坐在教室里熬著。

只是等到找工作時，才發現簡歷上能寫的只有課程名稱。那些真正能用上的技能，其實沒幾樣是課堂里老師教給自己的。

參考資料：

[1] 黃海濤, &趙平. (2025). 知易行難：高校青年教師教學科研取向的態度-行為偏差及其影響因素. 教師教育研究, 37(05), 105-113.

[2] QS. (2025).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Methodology. Retrieved 11 June 2026 from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methodology.

[3] 陳彬. (2026). 高校教師薪酬不是簡單的“干活兒拿錢”. 中國科學報. Retrieved 11 June 2026 fro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6/3/560739.shtm.

[4] 教育部辦公廳. (2018).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開展清理“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的通知. Retrieved 11 June 2026 from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8-12/31/content_5441533.htm.

[5] 裴思童, & 何新月. (2025). 何時打破人文社科青年學者的論文考核困局. 中國青年報. Retrieved 12 June 2026 from https://zqb.cyol.com/pc/content/202508/13/content_414938.html.

[6] 李桂興, & 張文宏. (2024). 高校教師的工作時間分配與工作滿意度, 復旦教育論壇, 22(06), 96-105.

[7] Wang, X. -W., Zhang, Y. -C., & Du, Q. (2024). Research into the impact of an imbalanced teaching academic research evaluation system on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based on themediation effect of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o a university. Frontiers in Education, 9, 1348452.

[8] 胡詠梅, & 元靜. (2021). 中國高校教師工資差距的實證研究.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06), 27-49.

[9] 田賢鵬, & 姜淑杰.(2022). 為何而焦慮：高校青年教師職業焦慮調查研究一一基于“非升即走”政策的背景. 高教探索, 3, 3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