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電商“推單”走私行為探討

近年來，我國跨境電商市場交易規模迅速上升，特別是2019年《電子商務法》的出臺和跨境電商零售進口新政正式實施，跨境電商市場已成為我國經濟新增長點。作為新業態，跨境電商的經營模式仍在推陳出新、不斷創新中，同時也出現了以偽報貿易方式、低報價格方式為主的走私犯罪。司法實踐中，對購買消費者個人信息、盜刷個人年度消費額度、偽造交易訂單、支付單、物流單“三單”信息的跨境電商“刷單”走私進行定罪處罰已成為共識。但是對于出于“引流”目的的“推單”行為是否定性為走私，實踐中爭議較大。本文結合“推單”行為的特征以及實踐中出現的“推單”模式，結合典型案例，簡要探討下哪種情形下的“推單”極易被認定為走私犯罪，而哪些情形下較可能僅以違規行政處罰結案。

一、什么是“推單”行為。

跨境電商中的“推單”行為在業內又被稱作“引流”，即商家將國內消費者的下單“轉推”給有資質的跨境電商平臺，由跨境電商平臺向海關代推“三單”。一般表現為在非海關聯網的電商平臺交易境外商品,之后將“三單”信息導入與海關聯網的跨境電商平臺或者物流企業,向海關推送“三單”并通過跨境電商貿易方式申報進口的行為。

“推單”行為被定性為走私犯罪之所以存在爭議，在于其具備跨境電商零售進口的核心要素。比如不會進行二次銷售，即商品進口申報時，已經完成消費者與電商之同的買賣交易，生成了完整的交易、支付以及物流信息；商品也是在進口后直接到消費者手上；“三單”信息均為國內消費者的真實訂單，其交易、支付、物流均真實存在，只是部分時空失真，更不存在偽造“三單”的問題。

二、幾種典型“推單”模式。

司法實踐中存在幾種典型的“推單”模式，有的作為犯罪處理，有的以違規定性。而且，各地執法標準不統一。

模式一：國內消費者向淘寶、微商、代購等國內商家購買商品后，國內商家從已備案聯網的跨境電商平臺購買相關商品，利用跨境電商集道，以國內消費者本人的名義和額度向海關申報進口,享受跨境電商稅收優惠。在這種模式中，我們可以理解為國內消費者與國內商家之間建立了買賣合同關系。然后國內商家再與跨境電商經營者之間建立買賣合同關系，但在這個合同中并非直接向購買方即國內商家交付，而是向第三方國內消費者交付。國內商家與國內消費者可以視為委托代理關系,符合跨境電商消費行為的核心特征，沒有造成國家稅款報失的實質危害，一般不作為走私犯罪處理。

模式二：在這種模式下，國內商家具備兩種角色，一是其具備從事跨境電商零售進口資質的跨境電商經營者，二是其同時也是國內淘寶、京東等普通網絡平臺上的國內商家。這種國內商家通過國內普通網絡平臺攬收訂單后，通過其跨境電商渠道,上傳“三單”信息，以消費者本人名義和額度向海關申報進口，享受稅收優惠。這種模式下，買賣雙方具有跨境交易的意思表示，具備跨境電子商務零售的核心特征, 一般也不作為走私犯罪處理。

模式三：國內消費者從未備案聯網的境外網站購買商品通過跨境電商渠道，以消費者本人名義和額度向海關申報進口,享受稅收優惠。對此類推單行為的定性，雖然也存在爭議的，但已有地方司法機關將其作為走私犯罪處理。理由在于境外電商未經注冊登記，脫離海關監管，商品應按實際貿易性質正常繳稅進口。如果利用這種模式，享受稅收優惠，屬于偽報貿易方式性質走私。

模式四：境外的個人快遞貨物、物品，通過跨境電電商渠道，以快遞收貨人名義和額度向海關中報，享受稅收優惠進口。在這種模式下，寄自境外的個人快遞貨物、物品理應繳納13%-50%的行郵稅，行為人偽造“三單”信息，利用跨境電商渠道，享受稅收優惠，被定性為偽報貿易方式性質走私已無異議。

三、“推單”走私行為的定性。

下面從一宗典型案件入手，看看“推單”在司法實踐中是如何定性的。

簡要案情： A公司為物流企業，作為行業從業者，在明知海關有關跨境電商零售進口監管政策的情況下，將境外攬收的不屬于跨境電商交易商品，通過與“推單”公司（B公司）合作，將上述商品通過跨境電商渠道進口，享受稅收優惠。

在該案中，A公司的很多行為符合海關對跨境電商的監管要求，比如商品直接到達消費者不存在二次銷售、訂單為消費者真實訂單，但交易并非發生在與海關備案聯網的跨境電商平臺。本案的“推單”行為涉及兩部分。一是國內消費者通過國內商家在淘寶、京東等平臺的網店下單訂購境外商品，國內商家再通過在境外購物網站、代購等方式購買上述商品，然后委托A公司，由A公司將交易商品名稱、支付金額、物流信息等傳遞給B公司，B公司采取虛擬上架和虛擬成交的方式，在其與海關備案聯網的跨境電商平臺生成“三單”信息，并推送給海關跨境電商通關服務平臺。二是國內消費者通過亞馬遜等境外網購平臺下單訂購境外商品，國內消費者委托A公司，由A公司將交易商品名稱、支付金額、物流信息等推送給B公司，B公司采取虛擬上架和虛擬成交的方式，在其與海關備案聯網的跨境電商平臺生成 “三單”信息，并推送給海關跨境電商通關服務平臺。

A公司的上述兩部分行為類似于上文所述“模式一”和“模式三”，但是又不完全相同。是否定性為走私犯罪不同地域司法機關存在不同認識。本案在當地被指控為偽報貿易方式走私。

筆者認為，指控A公司偽報貿易方式走私存在以下疑點：

一、A公司是否具有偷逃稅款、逃避海關監管的主觀故意？

跨境電商作為一種新業態，相關法律法規、監管制度滯后，各地執法尺度不統一等原因促使A公司認為其從事的是合法的“引流”行為。A公司認為其僅僅起到中介作用，為境外物流和國內電商企業、商家促成合作，從中傳遞、制作單證也就賺取物流費。從其如實傳遞單據、全部商品按照跨境電商渠道申報進口也可以證明其不具備偷逃稅款、逃避海關監管的主觀故意。

二、本案客觀上是否造成國家稅款損失？

從跨境電商優惠稅率享受主體來看。按照目前的海關監管政策，國內消費者每年都有一定跨境電商稅收優惠額度。本案國內消費者訂單均真實存在，即使“三單”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海關對跨境電商平臺的監管，存在形式上的不合規，但不存在偽報品名、低報價格等逃避海關監管的情況，而且所有商品均繳交了跨境電商稅。相較于快遞、包裹等渠道進口，由于涉及海關查驗率、查獲率以及免稅額等問題，本案“推單”模式實現了全面征稅，在一定程度上更是保證了國家關稅的穩定征收。

筆者認為，主觀上具有逃避海關監管的主觀故意，客觀上造成國家稅款損失是走私犯罪的核心構成要件，在上述二者均存疑的情況下，以違反海關監管規定定性并予以行政處罰為宜。當然，對于以跨境電商為走私渠道，接受他人委托，為謀取非法利益偽造“三單”瞞騙海關，應以走私犯罪論處。

作者：陳群武律師，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第十二屆廣東省律協經濟犯罪辯護專業委員會委員。

陳群武律師曾在海關緝私部門工作十五年，主要執業領域為企業關務合規、海關商檢、走私犯罪等經濟案件的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