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問：

馮叔，我在網上看到一張您書房的照片。書架上有很多歷史書。馮叔很喜歡讀歷史嗎？

馮侖：

我對歷史比較感興趣，所以書房里的歷史書比較多。多讀歷史能讓我們看得更遠、更深、更廣、更透。過去的事情成為歷史，是非、成敗、對錯，相對都固定下來了，掩飾的東西大部分也都給揭開了，比如說一個人的人設崩塌了，這就變成了歷史，成了歷史，就變得真實了。我喜歡看真實的東西。如果你也想知道真實到底是什么樣的，就多看歷史。

此外，很多時候，對于歷史上同樣的一件事，會有很多人說，有不同的看法。了解這些不同的看法、解釋、解讀，也會有無盡的樂趣。

而未來往往都是歷史的倒影，了解歷史有助于我們更智慧、更通透地活在未來。

2

問：

可是，就像梁啟超說的，過去的歷史寫的都是帝王家事。讀這些帝王將相的故事，真的能如您說的，能更智慧、更通透嗎？

馮侖：

具體的事當然都不一樣，但是事情背后的道理、邏輯是相通的。

舉個例子，前些天，我和歷史學者張宏杰做過一場對談直播。我們聊了聊他的新書，也聊到了「歷史周期率」這個話題。

在聊天的過程中，我們就聊了很多你所說的「帝王家事」。比如說，我講到了我讀歷史過程中的一個觀察：帝王的糾錯機制。

一些時候，帝王犯了錯，或者是沒有把國家管理好，天災人禍一大堆，他們怎么糾錯呢？

一是下罪己詔。天子嘛，做錯了，就要跟天做檢討。或者大家以為他做錯了，他作檢討。比如，漢代的時候，遇到地震、彗星，水旱災害時，就被認為是上天對帝王不滿意，所以降下了災禍，皇帝要給自己找個臺階下，就下罪己詔。

二是殺奸臣。他們總是認為不是皇帝有問題，而是皇帝身邊有奸臣，是他們干了壞事，或者他們蠱惑皇帝做了錯事。

舉個例子，清朝末年八國聯軍侵華，開戰之前，慈禧殺了好幾個主和的大臣，認為這些人是奸臣。開戰之后，打不贏，慈禧帶著光緒逃到了陜西。慈禧為保住自己，又抓了一百多個主戰的大臣，讓他們替自己到洋人那「頂罪」，最后殺了一大堆人，保全她自己。這個時候，主戰的又成了奸臣了，主和的那幾個倒是被「平反」了。

他們就靠不斷地怪罪奸臣，來維持自己的「偉光正」。

在這個糾錯過程中，他們對待官員的態度很值得一說，概括而言，就是皇帝自己過俗人生活，卻拿圣人標準來要求官員。

歷代的帝王們，吃穿用度，一切都是最好的，皇宮里三宮六院，鶯鶯燕燕一大堆人。他們過的肯定是俗人生活，但是他們怎么要求給他們干活的官員呢？圣人標準。給的錢又少，活還得干好。

我讀過張宏杰的一本書，里面寫到了曾國藩的收入。曾國藩在當京官的時候，已經算是高級干部了，但是他的俸祿并不足以覆蓋他的支出。

當然，曾國藩的工資跟老百姓相比的話，還是很高的，但是，他得自己租房，出門得坐車，得自己購置官服，還有各種官場中少不了的應酬，等等，這樣一算下來，他每年都得負債才能生活。他甚至還跟他父親寫信，要借錢。

正因為如此，那時的官員基本上都得搞點小腐敗，什么冰敬、炭敬之類的，有一大堆「陋規」。

還比如，黃仁宇在寫海瑞的時候，稱呼海瑞為「一個古怪的模范官吏」。海瑞古怪在哪？就是他嚴格按照皇帝的要求來做官，堅決不腐敗，結果連肉都吃不起，只能自己在后衙找一塊地種菜吃，甚至可以說是活得很吝嗇，也不跟人往來，成了多數人眼中的一個「怪人」。

在海瑞或者曾國藩的時代，官員嚴格遵守圣人標準，很難在世俗中活下去，不遵守吧，又隨時可能被抓起來。所以在那些時候，皇帝們的反腐很難成功，貪官殺了一茬又來一茬。人性的本能，很多時候和道德，和圣人的標準很難統一在一起。尤其是皇帝們自己過著俗人生活，卻要求底下的人都按照圣人標準過活時，就更難實現了。

讀這些故事，對我們有什么意義呢？別的不說，至少有一點，如果你是一個管理者，或者企業的老板，你得明白，當一件事沒做好時，你不能像那些皇帝那樣，輕飄飄地把自己放過，把責任都推給下面的人。或者，咱就是個普通人，與人相處時，也得懂得，不能自己過俗人生活，卻總是拿圣人標準去要求別人。否則的話，你肯定很難和周圍的人好好相處。

3

問：

有道理。古代的皇帝稱孤道寡，看來確實是有原因的。那您喜歡讀哪一類的歷史書，您讀歷史類書籍有什么方法嗎？

馮侖：

我是業余愛好者，對很多歷史知識只是略知一點。與其說怎么讀，不如去看歷史寫作者們怎么寫。就我的觀察，歷史的寫法有好多種。

一是把一個事實搞清楚。比如說，在一個史料上較勁，或者借助于考古工作者們新出土的文物，去往深了研究。舉個例子，某個地方新出土了一批兩千年前的竹簡，或者更早的甲骨，研究這些竹簡或者甲骨上的文字，分析其中的歷史信息，再寫成學術著作。這是一種歷史寫作的方式。也許就那么一點竹簡、甲骨，就能研究一輩子。因為離現在越久遠，留下來的文獻越少，但凡有一點新的，就是很不得了的發現。

二是用一種理論、一種觀點去分析、解讀歷史。比如說，我上學的時候，政治課本就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解讀歷史。這也是一種研究歷史、書寫歷史的方式。

還有一類寫歷史的書，寫法更像是紀實小說，通過大量的細節描述來講述歷史中的人和人性，比如史景遷的部分著作。我讀過一些美國歷史學者們的書，他們似乎比較喜歡這種寫作方式。我發現這類歷史著作不大講所謂的歷史大規律。我們過去讀過很多特別愛整大詞、有很多大規律的研究歷史的書，這類書不這樣。

最近幾年我讀過的一些寫歷史的書中，我又看到一種寫法，那就是「橫著寫」，把中國歷史視為世界文明史的一部分，以世界文明史的發展為坐標，在這個坐標系里看中國的歷史。這也是一種。

當然，還有其他的寫作方式。但不管是哪一種，只要感興趣都可以讀，開卷有益。

4

問：

您提到有一種歷史書寫是把中國歷史視為世界文明史的一部分。為什么我們留下來的史料汗牛充棟，而很多國家，也許歷史同樣悠久，留下的歷史資料卻要少得多？很多國家也不像我們這么喜歡拿歷史說事？

馮侖：

因為我們有非常悠久的記錄歷史、書寫歷史的傳統，我們的文化一直延續。

早在先秦時期，史官們就要記錄君主們的行跡，他干什么了，做了什么好事，做了哪些壞事，都要記下來。史官們也記錄典章制度、天象、氣候、災害，等等。

因為有這樣的傳統，哪怕改朝換代了，后世的人也照著做。

加上漢字的獨特性，使得前人的檔案后人基本上都看得懂。后人一看前人的記錄，就可以學。所以，不管干什么，后人都可以從前人的經驗中獲得借鑒，哪怕是君王、皇帝，看了前面的記錄都可以學，上手都快。

我曾經去過非洲一些地方，有的游牧部落在那可能也生存幾千年了，但是他們沒有完整的文字系統，也就沒有研究歷史的興趣。

所以，最近這些年，我們在某些領域對過去的錯誤進行反思，要「倒查二十年」「倒查三十年」。咱們的文字記錄太詳細了，便于倒查，以前犯的錯，能倒查出來。

非洲的游牧部落就沒有倒查的概念。他們沒有這個習慣，就往前看，或者橫著看——這一片土地不適合放牧了，那就挪一塊地兒。于是，他們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也就缺少了「從歷史中尋找經驗」這個環節，于是前人犯的錯，后人也會一遍又一遍地繼續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