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上世紀70年代，在一次克里姆林宮的會議上，計劃委員匯報說，今年用西伯利亞油田30%的產出，換來了68個國家在聯大支持我們？有人不解的問。那冬天莫斯科的供暖怎么辦？有人笑著回復道，等黑人兄弟的掌聲足夠熱烈，凍僵的同志就會自己站起來跳國際主義舞蹈取暖，這不是純粹的段子，而是蘇聯人民在用笑話記錄蘇聯崩潰的報道。因為這個情節雖然看起來荒誕，但前半部分竟然是真實的歷史。

1973年之后。蘇聯開始以極低的價格向某些國家出口原油，每年高達1.2億噸，直接導致國內的冬季供暖用油短缺。但蘇聯權力階層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比如當時蘇聯外交部長的葛羅米科說了句名言。每桶石油能在聯合國換到3張贊成票。我們中國有句俗語，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而蘇聯為何反其道而行之？

第一，意識形態的自我反噬。蘇俄在1917年誕生之前。曾經寄托著人人平等的天國理想。其實自蘇聯誕生之日起，他們上層便知道那個烏托邦就是騙老百姓的，根本就不存在。但為了繼續騙下去，第一代領導人列寧宣稱蘇聯肩負著解放全球的歷史使命，無產階級革命必須突破國家的界限。將矛盾轉向外國！接著第二代領導人斯大林在1927年提出了世界革命的理論，我們有義務用火與箭幫助各國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從此蘇聯的對外援助升級為政治義務。第三代領導人赫魯曉夫在1956年蘇布大會上指出。蘇聯取得的經濟成就必須成為第三世界的燈塔。第四代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蘇部大會上強調，蘇聯的國際影響力必須與對世界革命的貢獻成正比。1947年至1964年，蘇聯對外援助的規模年均達到了30億盧布（此時的盧布與美元是旗鼓相當的購買力）。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更是瘋狂到了極致！為了抵抗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侵蝕，蘇聯創造了有限主權的奇葩理論，以對外援助模糊自己的操控行徑。比如1971年到1980年間，蘇聯對外提供了320億的經濟援助。減免債務超過了200億，還以市價的1/3供應石油，累計對外補貼虧損高達1500億美元。正是因為這種意識形態的崇高感和危機感，讓蘇聯陷入了自我構建的意識形態牢籠。只能通過不斷的對外援助來鞏固意識形態的陣營，用國民福祉兌換意識形態的影響力。

第二，計劃經濟的魔幻現實。有一個經典的蘇聯笑話，蘇聯勛章廠工人抱怨說，天天加班，生產員外有一勛章，我們自己卻買不到面包。廠長安慰說，別擔心，去年送給古巴的1000萬枚勛章。馬上要退回20萬枚，到時候我們把勛章融了做硬幣就能去買面包。這竟然是有真實的原型。上世紀80年代，蘇聯年均頒發對外友好勛章85萬枚，可是很多國家根本就發不完。很多都是融了提取貴金屬，比如1987年古巴用積壓的蘇聯勛章換白糖的典故，讓蘇聯的員外官員和計劃經濟官員成了世界的笑柄。這就是計劃經濟下的魔幻現實，就連對外頒發友誼勛章都有如此荒誕的指標，更何況是援助指標。蘇聯的官員系統為了完成計劃經濟下達的援助指標，曾經出現給熱帶國家送毛皮大衣。給內陸國家送漁船發動機的魔幻事件。為此，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就像醉漢一樣四處援助揮霍，卻無人質疑援助政策的合理性。

第三官員集團的利益綁定。1947年美國啟動了馬歇爾計劃，幫助西歐實現經濟復蘇。但是這是借款不是援助，因為美國官員不敢拿納稅人的錢隨意揮霍，但是可以拿這個錢去放貸，隨后西歐各國連本帶利還給美國，美國則掙得盆滿缽滿，1948年西方各國成立了關貿協定，也就是WTO的前身。但因為蘇聯執行計劃，經濟又有意識形態的沖突，所以蘇聯拒絕加入WTO。1949年蘇聯成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關貿總協定有最惠國待遇，在關稅方面照顧窮國和小國，但是窮國小國需要自己在國際分工中尋找定位。不過經互會完全不同，經互惠成員國之間的國際貿易必須一切聽從蘇聯指揮，所以小國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只為爭取到蘇聯的援建項目。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披露，蘇聯官員在援外項目中會收取5%。到10%不等的管理費。也就是援助得越多，特權官員就可以拿到更多得回扣揣進自己得腰包！在1970年到1985年間，約有120億美元的援助管理費流進了官員集團的口袋，相當于同一時期全民醫療支出的40%，比如軍工體系的官員家庭，他們的家庭生活水平。超過了他們工資水平的20倍。還比如1987年真理報披露切爾諾貝利事故后，用于救災的鉛絆竟然被官員們挪用去建了別墅。為此，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憤怒的寫道，每個部長都是自己領域的沙皇。任何觸動既得利益的改革都會引發強烈的抵抗。比如，為挽救蘇聯經濟，戈爾巴喬夫已于1987年明確要求實施市場經濟，但直到蘇聯解體，仍有78%的企業在維持計劃指標。

1991年蘇聯解體時，蘇聯未償還的外債高達1040億美元（借債時得盧布與美元比例基本是1:1)，這還其中1/3來自對外援助的項目。還不包括印度利用盧布貶值一萬倍后，300萬美元換取了貶值后得300億盧布連本帶利還給俄羅斯！據經濟學者測算，1970年到1989年間。蘇聯的對外援助金額可以為1000多萬人提供相當不錯的住房，可以建造超過300所現代化的醫院，還可以為全國提供5年的免費高等教育經費。但事實卻是，當蘇聯為非洲的軍閥大佬們援助總統官邸時。蘇聯兒童醫院的抗生素卻嚴重短缺。正如著名的左翼歷史學家、極端的年代一書的作者霍布斯鮑姆所說，蘇聯試圖用盧布收買世界，卻忘記了用面包衡量民心這種本末倒置的選擇。這種統治邏輯的異化最終迎來了合法性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