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不必“促消費”

今天看到新聞說，多個地方將出臺《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不明覺厲。

隱約感覺，“刺激消費，擴內需”多年來持續在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就屢屢傳來“擴內需”的隆隆之聲。

這么多年過去了，可見知易行難。

消費為何不振，估計隨便一個人都能說出一堆理由，所以不探討也罷——還不如探討一下消費為何繁榮。

消費何以繁榮？這兩天翻閱宋朝歷史的時候，突然發現一個可能更接近真相的答案。

縱觀中國古代史，商業最繁榮的時代莫過于宋朝，北宋東京的繁華在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里和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里都有記錄。南宋臨安的繁榮則超過北宋的東京，雖然南宋的面積減少了，但臨安的人口規模就遠遠多于東京。

兩宋商業繁榮的原因，已有公認的豐富的解釋，比如——

朝廷不抑制商業，甚至有些官員也兼職經商；都城里的坊市被徹底打破，商鋪可沿街開設，夜市合法化；白銀成為主要貨幣，而且出現了紙幣，便于交易；海上貿易發達；市民階層壯大……

然而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被忽視了，那就是宋朝擁有最大的官僚集團——擁有最龐大的吃財政飯的群體。

北宋中后期，朝廷面臨的重要弊病是三冗問題，即冗官、冗兵、冗費，朝廷養太多官太多兵，花費太多，最后導致財政虧空，不得不搞“王安石變法”。變法的本質，就是給朝廷“理財”，也就是從民間搜刮錢財以充盈國庫，結果朝廷和民間都亂了套。

宋朝為人稱道的一點是善待官員，不僅不殺士大夫，而且俸祿很高。把這些人養起來，讀書人就不會對朝廷指指點點了。宋朝為人詬病的一點是兵多，而且多是集中在都城周邊禁軍，這樣皇帝覺得安全。兵多的高峰在群星璀璨的宋仁宗時代，仁宗當國40年，據說是中國古代最好的40年，然而仁宗慶歷時代朝廷養兵125萬，其中82萬是禁軍，也就是在都城附近保衛朝廷的軍隊。

據《宋神宗：未竟的變法》

如此說來，張擇端與孟元老所描繪和記錄的東京繁華，是建立在東京有一個龐大到驚人的吃財政飯的群體——皇城里的人，各種皇親、勛貴，大量的官員，龐大的禁軍，他們一定是東京的消費的主力軍。

吃財政飯的人，就像守著印鈔機。到了發工資的日子，口袋里自動就多出一筆錢，收入預期很穩定，他們當然就能消費，敢消費。他們就像今天的美國人民，雖然“不事生產”，卻由于能夠印刷美元，而成為全世界最強的消費者。

是的，美國只有3億多人，消費能力遠超中國的14億人，原因之一就是美國能向全世界收“鑄幣稅”。同樣的道理，東京如夢如幻的繁華，很可能最本質的原因是，那里有一個龐大的、收入穩定的吃“稅收”的群體。

大宋的上億人民為這個龐大的群體打工——體制內的人吃肉維持繁榮，老百姓喝湯努力干活兒，大宋呈現了“供需兩旺”的良好局面，既不用促消費，也不用督促老百姓干活兒。

遺憾的是，這個局面很難長期維持。

財政飯太好吃了，就會有更多人想辦法擠進那個隊伍，老百姓終究會扛不住。于是，到宋英宗的時候，財政赤字就很明顯了，傳到宋神宗就不得不讓王安石去“變法”斂財了。這也有點兒像今天的美國，赤字似乎扛不住了，要用關稅斂財。

總之吧。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無論是東京還是臨安，當時的繁榮很可能不是建立在大眾消費之上的真繁榮，而是虛假繁榮。

劉子健在其名著《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一書中說，當時，首先是政府團體，其次是官僚個人，構成了最基本的消費群體。

隨著靖康之變，北宋的皇帝、皇族被金人擄走，官僚、禁軍作鳥獸散，汴京瞬間不再繁華，成了一個荒涼的城池。

回到現實世界中來……其實是美國這個巨型消費機器出了“問題”，美國那個龐大的消費群體透支太多，帶不動世界工廠的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