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云輝

2025年5月1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2025年度立法工作計劃公布。

其中，包括14件繼續審議的法律案，23件初次審議的法律案——業界期待已久的“電信法”，卻依舊不在其中。

它仍然躺在“預備審議項目”的清單里。

這也是自2021年“電信法草案”列入預備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以來，“電信法草案”連續第5年被列為“預備審議項目”。

此時，距離1980年郵電部首次組織起草《電信法（草案）》已經過去45年，但它何時出爐，依然遙遙無期。

電信立法的難產歷史，其實可以追溯至70年前。

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郵電部正式成立，作為國務院組成部門之一，按照“統一領導，分工負責，分級管理”的方針，正式確立了全國統一調度指揮的郵電網絡業務體制。

新部門的規范運轉，需要有法可依。1955年，郵電部著手《郵電法（草案）》的組織起草，并在當年內完成初稿。

此后，短短兩年時間內，《郵電法》進行三次修改，最終形成三編38條的《郵電法（修訂稿）》。

然而，為了戰備保密需要，1958年，中共中央批準郵電部“改變郵電體制”報告，《郵電法》起草進程就此中斷。1969年，郵電部正式撤銷，電信系統劃歸軍隊領導，相關立法自此無疾而終。

轉眼十年過去，新一輪的電信立法，拉開了新的序幕。

1979年，國家恢復對郵電企業實施郵電部和地方政府雙重管理，并以郵電部為主的管理體制，郵電通信回歸專業部門統管。

一如35年前，郵電部也于1980年11月，開始《電信法（草案）》的組織起草，并于次年7月完成初稿。

然而，一部《電信法》背后，牽扯了太多糾葛。

比如，如何平衡協調國家發改委的投資審批權、價格管理權，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反不正當競爭和反壟斷監管權，國資委的國有資產管理，商務部的外資進入審批等問題，都需要與其他部門協調會商。

最難解的癥結，在于電信、廣電兩大部委的業務之爭，尤其是手機電視、IPTV等業務的管轄定性。此后數十年，雙方在相關問題上一直針鋒相對，直到2010年國家三網融合戰略啟動以后，才逐漸緩和。

于是，從1982年11月，《電信法（送審稿）》上報國務院開始，它改了又審，審了又改，多次列入國務院年度立法計劃和全國人大立法規劃，甚至一度被列為“第一類立法項目”，卻始終是年年有希望，年年終難產。

時間白駒過隙，轉眼近20年過去，進入世紀之交，面對市場化改革提速和加入WTO的雙重需求，電信業對新法規的需求日益緊迫。

但即使如此壓力，也未能推動《電信法》得成正果，只催生出了一個“權宜方案”。

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列入國務院1999年度立法工作計劃。

同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送審稿）》提交國務院。

次年9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正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同月發布施行。

此后26年來，在《電信法》長期缺位的情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雖然在2014年和2016年兩度修訂，但時至今日，仍是整個電信業的核心法規。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已經出爐，但從信產部到工信部，對《電信法》的起草與推動，依然未曾停步。

2003年，時隔5年，《電信法》再次列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并列為第一類立法項目。

其時，信息產業部部長兼國務院信息辦公室主任王旭東就已出任《電信法》起草領導小組組長，信產部副部長奚國華擔任副組長，其余8名成員也大都是信產部的司局級主官。這一“豪華陣容”，充分體現了對于《電信法》的高度重視。

然而，不但電信廣電之爭癥結尚未解開，頻繁的重組改革和激烈的市場競爭，也催生了大量的行業內部矛盾，成為拖累《電信法》出臺的阻路石。

比如，對于《電信法》的征求意見，各大運營商就利益訴求不一：聯通強烈要求對弱小運營商予以保護；移動堅決反對向弱勢運營商傾斜；網通和電信則全力爭取全業務經營牌照。

互聯網的高速發展，更為電信立法的深度和廣度提出了新的挑戰。從早年的3Q大戰、十月圍城，到近幾年的滴滴、螞蟻上市風波……面對不斷推陳出新的互聯網創新，技術倫理、資本邊界與公共價值的深度碰撞，不僅改寫了行業競爭格局，也深刻推動了政府監管與政策立法的不斷進化，電信立法的復雜度與難度也更加凸顯。

于是，《電信法》再次成為不斷反復的行業懸案。

2004年7 月，共15章190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法（送審稿）》正式報請國務院審議，并列入國務院2005年度一類立法計劃。然后，次年6月，《電信法》卻未能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

2013年12月，《電信法》被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的第一類項目。次年，卻又被國務院調整為第二類“預備項目”。

2021年5月“電信法草案”列入預備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立法項目。同年11月公布的《“十四五”信息通信行業發展規劃》明確提出，將積極推動電信法立法工作。

然而，此后4年過去，《電信法》依然始終是“預備審議項目”。

中央的立法僵局，甚至倒逼了很多地方自下而上的“實踐修正”，比如貴州2014年出臺首部《信息基礎設施條例》，明確規定市政動遷需補償通信設施；比如廣東汕頭推進《電信設施建設保護條例》，將通信基站納入了城鄉規劃。

但顯然，這些局部的進化，終究難以解決系統化的問題。

當中國AI迎來DeepSeek時刻，當“TikTok難民”涌入小紅書，當星鏈衛星劃過中國領空，當無人機改變戰爭格局，我們仍在用20世紀的規則，管理21世紀的生態。

花開花落，花落花開，少年子弟江湖老，曾經滿頭黑發的年輕官員專家，有的已經銀絲垂頭退居二線頤養天年，而他們曾參與起草的《電信法》，卻還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