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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越來越像一場生意的今天，婚檢就像是男女雙方互相提交的簡歷。
誰的簡歷不造點假呢？
但是造假也有輕重之分，最近引起軒然大波的，就是醫生為了患者的隱私權，沒有把女方HIV檢測陽性的結果告知男方，導致男方婚后患病，威脅要“噶”了醫生，導致了醫生停職待查。
我查了一下，這個新聞我沒看到具體發生的出處，但是這種事是屢見不鮮的。去年冬天，黑龍江某三甲醫院的一名婦產科醫生被停職了，也是同樣的故事：一名HIV陽性的男性在婚檢時被查出感染，醫生按照規定對檢查結果保密，沒有告知其未來妻子。婚后，女方也感染了HIV，憤怒的女方家人將醫院告上法庭，認為醫生的"隱瞞"害了她一生。

在一個艾滋病仍然被高度污名化、婚戀成本節節攀升、性別對立日益嚴重的社會環境下，婚檢制度正在成為一個尷尬的存在——它既無法有效保護健康人，也無法真正幫助患者，難免成了各種矛盾的集中爆發點。

首先，我們需要承認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在婚檢中隱瞞HIV感染狀況的，絕不只是女性。

根據中國疾控中心的數據，2023年新報告的HIV感染者中，男性占比約74%。從純粹的統計學角度來說，隱瞞HIV感染狀況的男性數量應該遠超過女性。但為什么這次事件會在網絡上引起如此大的性別對立情緒？

答案很簡單：錢。

在當前的婚戀市場中，男性仍然被默認為經濟供養的主要責任方。房子、車子、彩禮、婚禮費用，這些動輒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開銷，大部分仍由男方家庭承擔。

當一個男性發現自己不僅在經濟上被"掏空"，還在健康上被"欺騙"時，這種"人財兩失"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

更重要的是，當前網絡環境中的性別對立情緒，放大了這種憤怒。男性網友將此事視為"女性欺騙男性"的又一例證，女性網友則認為這是對女性患者隱私權的侵犯。雙方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缺乏換位思考的意愿。

但如果我們剝離掉性別情緒，就會發現這個問題的本質其實是：在一個艾滋病仍然被嚴重污名化的社會里，任何感染者都有隱瞞的動機，無論男女。區別只在于，在當前的婚戀成本結構下，女性隱瞞對男性造成的經濟損失更為直觀和巨大。

其次，被停職的醫生可能是整個事件中最無辜的人。他們嚴格按照醫療法規行事，卻成了眾矢之的。

很多人不知道，那名被停職的醫生其實是在嚴格執行國家法規。她的"隱瞞"并非出于對艾滋病嚴重性的輕視，恰恰相反，正是因為艾滋病太嚴重了，國家才對相關信息的告知設置了嚴格的限制。

根據《艾滋病防治條例》和《傳染病防治法》，HIV檢測結果只能由以下機構和人員告知患者本人：疾控中心、具有HIV檢測資質的醫療機構，以及持有專門告知證書的醫生。

這個告知證書并非醫學院畢業后自動獲得，而是需要專門培訓和考試才能取得。

為什么要設置如此嚴格的限制？因為艾滋病的告知是一件極其專業和敏感的工作。不當的告知方式可能導致患者自殺、家庭破裂、社會歧視等嚴重后果。告知HIV感染狀況不僅需要醫學知識，還需要心理疏導技能、法律常識和社會工作經驗。

在黑龍江的這起事件中，進行婚檢的醫生很可能并沒有HIV告知資格證書。按照法規，她只能將檢測結果轉交給有資質的機構或醫生，而不能直接告知任何人，包括患者本人，更不用說患者的配偶。

這就形成了一個尷尬的局面：法律保護患者隱私，醫學倫理要求知情同意，社會現實卻期待醫生能夠"靈活處理"。最終，嚴格按法規執行的醫生成了替罪羊。

另外，HIV并不是婚檢中唯一被高頻隱瞞的疾病。

梅毒、淋病等性傳播疾病的隱瞞率同樣很高。這些疾病雖然沒有HIV那么致命，但同樣會對配偶健康造成嚴重影響。更不用說那些可能影響生育的遺傳性疾病——地中海貧血、血友病、先天性心臟病等等。

有一位廣東婦產科醫生公開吐槽，在她經手的婚檢中，約有30%的人存在需要告知配偶的健康問題，但其中超過一半的人選擇隱瞞。她曾遇到過一個案例：一名男性在婚檢中查出患有嚴重的唐氏兒基因隱患，醫生建議他告知未婚妻并咨詢遺傳學專家，但他拒絕了。半年后，他們的孩子出生時就患有嚴重的唐氏兒癥狀。

為什么會有這么高的隱瞞率？答案還是那個字：錢。

在當前的婚戀市場中，任何健康問題都可能成為"不合格"的標簽。即使是可以治愈或控制的疾病，也會大大降低一個人在婚戀市場中的"競爭力"。對于那些已經在年齡、收入、外貌等方面處于劣勢的人來說，健康問題可能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與其冒著彩禮和婚禮籌備的損失去誠實告知，不如選擇隱瞞，賭一把對方不會發現或者發現后也會選擇原諒。這種賭徒心理在婚檢中屢見不鮮。

最后，心理學角度來看，艾滋病患者選擇隱瞞的動機是復雜的。

許多人在得知自己感染HIV后，第一反應是否認。他們可能會想："檢查肯定有誤"、"我沒有高危行為"、"這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上"。在這種心理狀態下，隱瞞成為了維持正常生活的一種方式。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艾滋病仍然等同于死亡判決書。盡管現代醫學已經能夠通過抗病毒治療將HIV感染控制為一種慢性疾病，但社會對艾滋病的認知仍然停留在二三十年前。患者擔心一旦告知，不僅會失去愛情，還會失去工作、朋友、家庭支持。

最關鍵的是短視心理。大多數選擇隱瞞的患者只考慮眼前的利益——保住這段感情，獲得短期的穩定和幸福。他們沒有進行長期規劃：如果將來生孩子怎么辦？如果配偶被感染了怎么辦？如果真相被發現了怎么辦？

這種短視心理反映了當代人普遍存在的一種生活態度：

"人生得意須盡歡"。

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人們越來越傾向于追求即時滿足，而不愿意為了長遠利益承擔短期痛苦。

雖然現代抗病毒治療技術，已經能夠將HIV感染者的預期壽命做到接近正常人水平。只要規范用藥，患者完全可以正常工作、生活，甚至生育健康的后代。一些發達國家已經提出了"零傳播"目標，即通過治療將患者體內的病毒載量降到檢測不到的水平，從而阻斷傳播。

但與此同時，艾滋病疫苗的研發卻陷入了困境。2023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宣布大幅削減艾滋病疫苗研發預算，理由是"投入產出比不理想"。今年特朗普上臺之后，更是已經決定了要全面取消這樣的科研項目。

這意味著，人類可能需要與HIV長期共存，就像我們與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共存一樣。

這種觀念轉變對婚檢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戰，現行的婚檢制度是在20多年前設立的，當時的社會環境、醫療水平、法律框架都與今天有很大不同。那時候，艾滋病確實是絕癥，婚檢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壞基因"的傳播。但今天，婚檢面臨的問題已經從單純的醫學問題演變為復雜的社會問題。

一方面，婚檢的覆蓋率在下降。由于婚檢從強制改為自愿，很多人為了避免麻煩或隱瞞問題而選擇不做婚檢。據統計，目前全國婚檢率不足60%，在一些農村地區甚至不足30%。

另一方面，婚檢的實際效果在減弱。即使發現了問題，現行制度也缺乏有效的干預機制。醫生只能建議，不能強制；患者可以選擇隱瞞，法律也很難追究責任。

兩個人看過了對方涂抹美化的簡歷，就選擇毫不猶豫地“升職”。造成影響兩個家庭的后果，破壞幾代人對于幸福的期望，也算是可憐人必有可恨之處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