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陽王府綠影壁，位于湖北省襄陽市城區東南一隅，為明代襄陽藩王府門前大型石雕照壁，為我國現存的四大龍壁之一，與大同九龍壁并為明代碩果僅存的兩大龍壁。與展現邊塞雄渾風格的大同九龍壁，體現皇家精致美學的北海九龍壁、故宮九龍壁不同，襄陽綠影壁以石雕工藝獨樹一幟。

襄陽綠影壁

襄陽王府綠影壁由壁座、壁頂、壁身三部分組成，長26.2米，厚1.6米，高7.6米，整座影壁由綠泥片巖與漢白玉雕刻、拼砌而成，總體以綠巖為面，共拼嵌綠泥片巖局部雕刻62塊，外緣以白玉作邊，綠白相間，渾然一體。影壁的主畫面，以及壁座、壁頂、壁脊雕龍百余條，大的5米有余，最小的只有十幾厘米。

這座與其他三大龍壁并稱中國影壁四絕的明代王府照壁，是明代襄王府碩果僅存的完整遺存，具有極高的文化和文物價值。2001年6月25日，襄陽王府綠影壁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本文的主人公乃這座影壁的最后一代主人：大明襄國第八代王朱翊銘。

忠君愛國的賢王

朱翊銘，生年、生母不詳，為襄靖王朱載堯的長子。《明史·諸王表》稱其為庶長子，但實錄提及他與襄王妃孔氏時，用的詞為“母”，而非“嫡母”等詞，故此阿越認為很可能是嫡子。

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左右，襄靖王朱載堯薨逝，由于朱翊銘與朱翊鎬兄弟尚在沖齡，故朝廷只派其弟鄖城王朱載?（音tǐng）署理府事。

發展到明末，宗室勢力愈發式微，眼見襄藩就剩下孤兒寡母，有心人化作禿鷲開始掠食，其中尤以派駐襄陽的稅使陳使、陳奉為最，二人屬于宦官，出自宮中，仗著有皇權庇佑，完全不將襄王府放在眼里，竟然“凌逼親藩”，對襄靖王妃張氏多有不敬，通過侮辱恐嚇等手段迫使王妃就范，乖乖地向二人行賄，以求的平安。

自家宗親都被家奴欺負成這樣了，結果明神宗為跟文官集團置氣，既然來了個“不報”，即留中不發，只當沒這回事。

“丁亥……刑科右給事中陳維春言：‘稅使陳使、陳奉凌逼親藩，以惡言侮襄王妃，嚇詐重賄，及前后贓銀十五萬，盜匿稅銀不計其數。乞追贓正法，并將參隨沈事問等按究如律。’不報。”（《明神宗實錄》）

綠影壁局部

好在皇帝陛下也不是全然不顧宗親死活，當年便命朱翊銘襲爵，并于次年閏二月下詔，令鄖城王朱載?這位王叔交還管理府事大權，退回本府。

成為襄王的朱翊銘，也沒有因為朱翊鈞這位不靠譜的遠房族兄的做法而變得心理扭曲，自始至終秉持著一顆忠心為國的賢王之心。

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明軍與后金爆發薩爾滸之戰，這場關乎遼東地區歸屬權的重大戰役，因遼東經略楊鎬指揮失誤，被后金各個擊破，明軍失損慘重，后金軍乘勢攻占開原、鐵嶺，并征服了女真諸部中的最后一個絆腳石：葉赫部，從此攻守易勢。

為對抗后金對遼東的攻勢，明神宗緊急征調軍隊，并通過開征遼餉等手段籌措軍餉，宗室也紛紛慷慨解囊。當年八月，賢王朱翊銘捐獻白銀一千兩助餉。

天啟二年（1622年），因著廣寧之戰，明軍退守山海關，為重新建立遼西防線，朝廷可謂是絞盡腦汁，宗室再次捐祿助餉，其中朱翊銘捐獻白銀一千兩。

紫禁城三大殿因為設計問題，自完工之日起便多災多難，有明一代有三次因雷擊引發的大火，而被燒成一片白地。以至于崇信道教的老道士，在嘉靖年間第二次重建三大殿后，不惜通過重新取名來規避祝融。

事實證明，此舉毫無用處。

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三大殿再次遭受火災的洗禮，雖然朝廷很快重啟了營建工程，可受限于經費問題，歷經萬歷、泰昌、天啟三朝，用時近三十年都未能完工。有鑒于此，各王府再次慷慨解囊，天啟五年十一月，襄王府捐獻二千兩。在諸藩的捐助下，三大殿終于于天啟七年落成。

也正因此，朝廷對朱翊銘多有優容。

比如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朱翊銘祖母襄莊王繼妃劉氏去世，朝廷準其所請，允許他出城送葬。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其母襄靖王妃孔氏去世，朝廷又一次準許他出城送葬。

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奏請給襄藩長史司的兩大主官左右長史萬象、高出提升職秩。王府長史為正五品，在文官序列里屬于中層中的頂級，官服為青袍，在上一個品階便可著緋袍，邁入高階官員行列。正常情況下朝廷不僅不會開特例，少不得還是批評幾句。但這次卻放水了，賜予二人正四品服俸，萬象掛蘇松兵備參議銜，高出掛湖廣副使銜，繼續負責王府長史司事務。

被俘后不屈而死

朱翊銘所處的時代正是大明王朝末期，天災人禍不斷，內憂外患并起。崛起于遼東的后金以“七大恨”為借口起兵反明，將遼東、遼西攪得天翻地覆。陜甘地區因為民不聊生爆發農民起義，并迅速形成燎原之勢蔓延到山西、河南等地。

后金牽扯了大明朝廷很大一部分精力，加之財政崩潰，朝廷對農民起義的策略在剿撫之間搖擺不定，最終變成了貓和老鼠的游戲，讓起義軍屢次險死還生，且越來越勢大。襄藩所在的襄陽府，作為九省通衢之地，不可避免的化作雙方戰場。

崇禎九年（1636年），第一代闖王高迎祥，在率軍出漢中，北上謀攻西安時，在黑水峪（今陜西周至縣黑河水庫）遭陜西巡撫孫傳庭伏擊，兵敗受俘而死。起義軍分裂，其后逐漸形成以闖王李自成、八大王張獻忠為首的兩大部。

張獻忠像

崇禎十年，新任兵部尚書楊嗣昌，面對內憂外患的時局，提出暫時對清主和，以集中力量鎮壓農民起義軍，為此奏請增兵、增征“剿餉”，并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張網”之策。舉薦熊文燦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南京（南直隸）澗南、山（西）、陜（西）、（四）川、湖（廣諸省）軍務，命其與總督河南、山西、陜西、湖廣、四川五省軍務的三邊總督洪承疇共同圍剿各路起義軍。

楊嗣昌的策略非常成功。

崇禎十一年活動于四川一帶的李自成在返陜時，在洮河一帶遭洪承疇襲擊，敗走岷州，其后又在渭南潼關南原遭遇洪承疇、孫傳庭的埋伏被擊潰，帶著劉宗敏等殘部17人躲到陜西東南的商洛山中。與此同時，張獻忠在南陽亦為左良玉軍擊敗，負傷退谷城。

眼瞅著起義軍即將被剿滅，自以為勤政愛民的皇帝陛下又跳出來搗亂。熊文燦在他的支持下，改圍剿為招撫，劉國能、張天琳、張獻忠、羅汝才先后降明或就撫。

劉國能的確是真心就撫，張獻忠則屬于勢弱時的虛與委蛇。崇禎十二年（1639年），他在谷城再次起兵反明，羅汝才、馬守應部也起而響應，開到谷城與張獻忠會合。隱伏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經湖北鄖、均地區進入河南。農民起義的烽火，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燃燒起來。

熊文燦得知農民軍再起的消息，立即調左良玉和羅岱領兵追剿。結果在房縣以西的羅猴山被張獻忠埋伏，羅岱被活捉，左良玉丟盔棄甲，幾乎全軍覆沒。

楊嗣昌像

經此一役，義軍復炙。崇禎帝聞訊震怒，撤了熊文燦的職，并予逮殺，改派楊嗣昌以大學士、兵部尚書銜督師，在襄陽設立督師行營。

楊嗣昌一到襄陽，便重啟“四正”、“六隅”、“十面張網”戰略，會師十萬，并檄河南、四川、陜西、鄖陽諸撫鎮將領，分扼沖要，對張獻忠、李自成圍追堵截。

起初，張獻忠因不了解情況，接連失利，非常被動。待到摸清官軍底細后，采取以走制敵、避實擊虛、出沒無常的戰術對付官軍。并于崇禎十三年（1640年）閏正月突入四川，期間在枸坪關、瑪瑙山（在今四川省萬源市境內）等處疊遭官軍重創，最終通過離間左良玉，并利用四川巡撫邵捷春和楊嗣昌之間的矛盾，才得以在四川立穩腳跟，得以脫身。

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轉戰四川各地近半年的張獻忠，在開縣黃陵城擊潰左良玉所部。隨即攜勢出川，兵鋒直指鄂中。

張大王成勢了，自然要找追得自己入地無門，升天無路的楊嗣昌老賊好好算算總賬。通過急行軍拿下當陽后，揮師北上直奔襄陽而去。

襄陽作為督師行營所在，早已被打造成一座雄城。起義軍長期流動作戰，攻城能力偏弱。為確保一舉拿下襄陽，張獻忠連施三計：先是派人混入城中聯絡江洋大盜、在獄人犯，而后命人偽裝商賈將兵器藏于車輛之中運入城中，最后派出十八騎拿著半路截殺所得的督師令矢騙開城門，里應外合之后襄陽迅速淪陷。

建成200余年，金碧輝煌的襄王府被起義軍付之一炬，襄王朱翊銘本人被俘，押解到襄陽南城樓交給張獻忠處置。

襄陽城門

關鍵時刻，朱翊銘彰顯了大明宗室應有的氣度，見到張獻忠后，沒有卑躬屈膝的求饒，反而挺身大罵。

張獻忠敬他是一條漢子，居然向他敬酒，并表示：“我恨楊嗣昌已久，想砍下嗣昌的首級，但嗣昌遠在四川，只好先向大王借首級一用，這只是為了讓楊嗣昌因為失陷宗藩，被朝廷處死而已，大王是無罪的。大王死后，楊嗣昌會以命來償還大王的，大王就努力喝下這杯酒罷！”

飲畢，張獻忠下令將朱翊銘斬殺，并焚其尸身。崇禎帝聞訊震悼，命有司備葬，賜謚曰：忠。

襄世子朱常溙、貴陽王朱常法，監軍兵備副使張克儉、推官鄺曰廣、知縣李大覺、游擊黎安民等不降而死。

阿越說

據乾隆《襄陽府志》記載：“青安山，縣南八十里，明襄靖王墓在焉，迨忠王被難后，收遺骸葬于側。”

今谷城縣茨河鎮青安山村王墳灣的襄靖王墓西南，有一座被盜一空，僅留石條壘砌的墓室，未知是否為清乾隆《襄陽府志》所載袝葬之忠王墓。不過這一說法還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據現有史料推斷，襄忠王朱翊銘至少有五子：嫡長子早夭，嫡次子襄世子朱常溙，嫡三子福清王朱常澄，庶四子貴陽王朱常法，庶五子進賢王朱常淦。世子和貴陽王在襄陽城破之時一同遇難，福清王朱常澄和進賢王朱常淦逃出升天。按制，襄王爵位自然由朱常澄來承襲。

《明史》稱朱常澄于崇禎十七年（1644年）襲爵，明亡后寄居九江。

不過《崇禎實錄》的記載卻截然不同，兩次提及襄王，分別為：崇禎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陷襄陽，唐王、襄王俱走免”；崇禎十七年二月“時日講官左諭德楊士聦宣慰襄王，奉手敕諭左良玉入援”。襄忠王早已去世，這里提及的襄王顯然是朱常澄。所以阿越懷疑朱常澄在戰后便受封襄王，又返回襄陽居住，畢竟張獻忠部占領襄陽的時間并不長。在此期間，他收斂父王遺骸，將其葬于祖父墳園左近，并受封為襄王。

至于《小腆紀傳》稱朱常澄在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始襲封，阿越認為屬于誤記。

襄藩世系圖

關于朱常澄這位末代襄王的結局，幾部典籍的記載倒是相當一致，稱其曾受命居于汀州（今福建省長汀縣），其后不知所蹤。鑒于隆武帝在汀州遇難，是否真的不知所蹤，便仁者見仁了。

隨著，朱常澄的身影消散于歷史長河之中，傳承200余年，歷八世九王的襄藩正式落下帷幕。只留下一座綠影壁，幾座只剩下封土的親王墳墓，及一個襄簡王毀隆中草堂的故事，供后人憑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