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以形式邏輯來貶低辯證法，是件很可笑的事情

網絡上，吹捧形式邏輯而貶低辯證法，似乎是件“很時髦”的事情。

然而仔細看這類網文，不禁令人想起魯迅1922年發表于《晨報副刊》上的《估學衡》。魯迅在文中諷刺梅光迪、胡先骕等人是“假古董放假豪光”，自己連“準星”還沒“定準”，卻要去“衡”別人。

辯證法可以質疑討論嗎？

當然可以。不過，前提是真的搞明白了辯證法是怎么回事。否則，再“慷慨陳詞”，也難免“謬之千里”，仍屬“假古董放假豪光”了。

辯證法是怎么回事呢？

先來舉“實例”。

1930年1月5日，毛主席給林彪寫了一封信。1948年公開發表時，林彪請求別點他名字，毛主席同意并親自做了某些修改。這封信中，批評了林彪等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觀情緒，提出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論斷。此信發表時就以此為標題。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28年歷程，證明毛主席這一論斷的無比英明。在1930年正是暗夜如磐的艱難時刻，預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就叫辯證法。這是任何形式邏輯“公式”都難以超越且無法辯駁的真理。

還有。

1938年5月26日，毛主席在延安做了《論持久戰》的講演。此時，日寇全面侵華戰爭爆發10個月余，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繼失守，日軍已經占領了近半個中國。國民黨驚慌失措，亂作一團，“亡國論”“速勝論”糾纏不休。毛主席在這個講演中，提出既要重視軍力強悍的日本侵略者，又要堅定必勝的信心，他鞭辟入里地論證了戰爭規律，批判了各種錯誤認識，指明了抗日戰爭唯一取勝的持久戰方向。

到達延安不久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軍隊，當時的力量還極其微弱，毛主席高屋建瓴地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提出了足以統一自己內部又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的預測，并被抗日戰爭的勝利所證明，這就是辯證法。這也是任何形式邏輯“公式”難以超越且無法辯駁的真理。

再有。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面臨著向何處去的急迫問題。為期42天的重慶談判后，國民黨政府立馬撕毀協定，全面發動內戰。其當時擁有美國提供精良裝備的430萬軍隊，統治著全國約76%的面積和3.39億人口。而解放區僅占全國面積的24%和1.36億人口，軍隊只有裝備極差的127萬人。1946年8月6日，毛主席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進行了一場深入談話，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毛主席還糾正翻譯，就此產生了“Paper-Tiger”這一英語詞匯。

當時的力量對比，優勢完全在國民黨一邊。毛主席指點江山，風輕云淡，一句“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又豈是“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周公瑾可比，這就叫辯證法。這仍然是任何形式邏輯“公式”難以超越且無法辯駁的真理。

正所謂“事實勝于雄辯”——以上這些最基本的、以純熟“辯證法應用”所鑄就的歷史事實，豈不遠勝形式邏輯的各種“雄辯”！

實際上，唯物辯證法并不排斥形式邏輯。

有人以“蘇式邏輯”作為“辯證法與形式邏輯對立”的“證據”——其實，這些人誰也說不清什么是“蘇式邏輯”——的確，蘇聯曾有過關于形式邏輯的討論，焦點是形式邏輯有沒有階級屬性。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也有類似討論，遂引起毛主席的極大關注，并邀請周谷城、王方名、金岳霖、馮友蘭、鄭昕、費孝通、胡繩等到中南海座談。毛主席提出，形式邏輯沒有階級屬性，并鼓勵全黨全民多研究些邏輯。

一些人在吹捧形式邏輯而貶低辯證法時，頻繁引用黑格爾的一句“名言”：“邏輯是一切思維的基礎”，以此作為自己的“理論依據”。

殊不知，黑格爾的所有著作中，從沒說過這個話——這個黑格爾名言是偽造的。

黑格爾是過往辯證法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認為，他之前的古典邏輯和康德的先驗邏輯都已經過時，不足以成為審視歷史和促成發展的思想武器——他說，所謂不學邏輯人們就不會思維，就如同說不學生理學和運動學就不會消化一樣可笑。

黑格爾說，以往的古典邏輯，只解決思維形式是否正確的問題，絲毫不涉及事物的本質、內在的發展原因和動力——“形式邏輯”一名，即從此一論斷而來。

黑格爾寫了《邏輯學（即“大邏輯”）》，后來他的學生又從他的《哲學全書》抽出相關部分，以《小邏輯》為名出版。但要說的是，黑氏的“邏輯學”和“邏輯”，完全不同于之前的形式邏輯和康德的先驗邏輯——黑格爾的“邏輯”，講的就是辯證法——是“絕對精神”外化為萬物，由自身內在的矛盾促成的“否定之否定”的發展變化。

認真翻閱黑氏的《大邏輯》和《小邏輯》就會發現，他列舉了無數物理、化學、生物、數學等等例證來說明“矛盾運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規律”；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首次把人類歷史的發展納入了辯證法考察的范圍，并給出了之前所有哲學家們從沒觸及和揭示過的深刻認知。

因為，黑格爾的“邏輯”≠形式邏輯；黑格爾的“邏輯”＝“辯證法”。 所以，研究事物的發展原因和規律的“辯證法”≠只研究思維一般規律的形式邏輯。

把辯證法和形式邏輯并列起來，硬“捆綁”成一對矛盾體，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事情——他倆，本就不在一個層面。

黑格爾的“邏輯學”或曰“辯證法”，給與了馬恩經典作家極大的啟發，稱其為寶貴的“合理內核”，同時指出了黑氏哲學“頭足顛倒”的致命缺憾——在經過“揚棄”后，便形成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

作為世界觀、歷史觀和認識論、方法論的“唯物辯證法”，即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提粹之精華。

“唯物辯證法”，是一個內容豐富的完整理論體系。

“聯系的觀點、發展的觀點”是“唯物辯證法”的總特征。

首先，“唯物辯證法”是關于普遍聯系的科學。

其認為，聯系或關系，是重要的哲學范疇，包括一切事物、現象之間及其內部各種要素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約。這樣的聯系具有多樣性。

“唯物辯證法”又是關于發展的科學。

其認為，事物是普遍聯系的，這種普遍聯系與事物的運動、變化、發展密不可分。現實存在的相互聯系，總是通過聯系著的諸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表現出來；凡不發生相互作用的事物，其之間往往因為相互之間沒有聯系。相互作用，必使事物的原有狀態和性質發生或大或小的改變，這就是相互作用引起了運動；如果事物彼此沒有引起狀態和性質的改變，就表明這些事物間沒有發生過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而構成運動，這是事物、現象的客觀邏輯。

其還認為，事物的運動形式是多樣的，如機械的、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和社會的，這是宇宙間的五種基本運動。各種運動形式之間是相互區別的；各種運動形式之間又是相互聯系的；各種運動形式之間可以互相轉化。

其進一步認為，發展是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滅亡。新事物，就是合乎歷史發展趨勢的、進步的、必然向前發展的、具有遠大前途的事物；舊事物，則是那些喪失存在必然性、日趨滅亡的事物。

“唯物辯證法”是包含一系列普遍規律和范疇的科學體系。

規律是事物發展的本質聯系和必然趨勢。“唯物辯證法”主要包括三個規律——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對立統一的相互滲透的規律；否定的否定的規律。

范疇是基本的概念，是人們思維對事物、現象普遍本質的概括和反映。“唯物辯證法”中，包含質、量、度、量變、質變，矛盾、對立、統一，肯定、否定等范疇；還包括原因和結果、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現實、形式和內容、現象和本質等對應范疇。

“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是對立統一學說。

這因為，對立統一規律揭示了普遍聯系的根本內容，尤其揭示了變化發展的內在動力；對立統一規律是貫穿于其他規律和范疇的中心線索；矛盾分析方法是最根本的認識方法。

“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進行根本性改造提出的。毛主席的《矛盾論》《實踐論》，還包括前面說到的幾篇文章，以及《論十大關系》等等，把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徹底中國化了。

還要說的是，中國古代，具有悠久的辯證法傳統。

《老子》和《孫子兵法》是典型代表著作。

比如，《老子》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老子》還強調事物的相互轉化，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因此要“反者道之動”，“柔弱勝剛強”云云。

毛主席在將“唯物辯證法”中國化的過程中，充分巧妙地將中國古代的這些寶貴思想融入其中，并賦予了全新的含義，使其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內容。

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

正因為毛主席將中國化了的“唯物辯證法”嫻熟應用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被歷史證明是強大的思想武器。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十四條鄭重規定：國家在人民中“進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

這是從國家最高立法的層面，確定了持續進行“唯物辯證法”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不用懷疑，以形式邏輯來貶低辯證法，將辯證法庸俗化、污名化，不僅僅是“無知者無畏”這么簡單。背后沒有操控勢力和常人所不知的企圖，是難以置信和無法解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