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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嚴重”左”傾錯誤，加上從1959年起，我國農田連續幾年遭受大面積自然災害，從而使黨和人民面臨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

如何認識這一危局以及怎樣化解?黨中央高層出現了意見分歧。同時，對造成困難原因的分析上，認為是基層干部作風存在問題。

可以說，黨內高層的意見分歧以及基層干部的貪污腐化，導致了教員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大講階級斗爭，決定在城鄉發動一次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面對國內嚴峻的局勢，黨內特別是上層中出現了意見分歧，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

一是如何看待國內的困難形勢；

二是包產到戶問題；

三是干部的甄別平反問題。

對于1958年以來三年”大躍進”造成的困難和經濟形勢的估計，在黨內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人為代表，由于直接面對國民經濟第一線，使他們對形勢有了更加接近真實的看法。

劉少奇最為典型。可以說，劉少奇是黨內看到困難形勢的嚴重性并敢于觸及造成困難真正原因的領導人之一。

他突破了對形勢看法固有的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認為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系，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只是三個指頭，并得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

在1962年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明確指出：“在過去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

當發現1962年財政預算中存在30多億元的赤字時，劉少奇更加尖銳地指出：

“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愿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么?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做斗爭的勇氣!”

同時，劉少奇說過：

“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還要揭；你自己不揭，別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

“三面紅旗可以讓人家懷疑幾年”之類的話。

劉少奇還·對自己的子女說：“我們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決人民群眾的吃飯、穿衣、住房問題，人民受了這么多苦，要為他們分憂啊!”

劉少奇態度的變化對其他領導人產生了重要影響。應該說，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的困難形勢，處于經濟工作調整一線并擔任“瓜菜代”領導小組組長的周恩來最為清楚。

1960年底，周恩來針對農業方面由于高估產而帶來的嚴重問題說：

“這半年來，我們幾乎沒有哪一天不考慮這個問題。”

面對全國性的糧荒，周恩來和陳云冒著政治風險，決定進口糧食，以紓民難。

1961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總結說：

“那時，就是有點革命，不能深思熟慮，不能冷靜下來”，“欲速則不達，跌了大跤”。

劉少奇插話說：“想要快一點，結果是跌了大跤，反而慢了。看來，搞社會主義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勁不行，還要適應客觀規律。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

“問題是跌痛了沒有”。

周恩來說：“我是感到痛了。”

他認為，工作中出現的這些缺點錯誤，中央應負很大責任。

因此，當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談到中國的嚴重困難時，周恩來客觀地回答說：

“我們欽佩你公正的判斷。當然你看到的是好的一面，我們的工作也還有缺點，也許你沒有說，也許你還沒有發現。”

蘇共二十二大期間，周恩來向赫魯曉夫告別時說：

“目前，我們國內還很困難，去年遇到了那么大的災荒，這一年我的頭發白了很多，這次一定要趕回去。”

七千人大會期間，周恩來參加了福建組的討論。發言中，地方干部反映了許多強迫命令、浮夸、講假話，以及黨群關系緊張等情況，周恩來充分肯定這些發言“都是很健康的”，對他們的發言“都要尊重”。

他說：“你們已經說了很多，主要是對省委說的，但也說了許多是中央的事情，這一點我是心中有數的。”并且他還作了”講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的切中時弊、感人肺腑的發言。

西樓會議期間，周恩來非常贊同劉少奇對形勢的看法，他說：

“目前財政經濟的困難是相當嚴重的，而且有些困難，我們可能還沒有看到，沒有預料到。”

他還十分贊成陳云的意見：“在今后十年中要有個恢復時期。”

作為黨內為數不多的懂經濟、被教員譽為”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的陳云，也對當前形勢的嚴重性心知肚明。

他指出：“你們講話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說你們右了，我來承擔；要開除你們的黨籍，找我好了。”

七千人大會上，陳云沒有講話，但于2月8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陜西省全體干部會議上，他評價了剛剛結束的七千人大會，指出：

“這次大會取得了非常大的勝利，不要估計低了”。

“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的責任由誰來負?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賬，但有許多事情，責任首先在中央。”

講話中談了發揚民主問題，指出：

“這幾年我們黨內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說三句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到河南、湖北等地檢查工作，看到中原大地赤地千里、災情嚴重，群眾衣不暖食不足，處境異常艱難時，沉重地說：“浮夸風給人民帶來這樣大的災難，我們真是對不起人民啊!”

針對一線領導人對形勢的估計，教員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承認違背了客觀規律，認為”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碰得頭破血流”，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于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

要求在宣講大好形勢時，“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

同時，教員也檢討了自己的錯誤。

1959年廬山會議上，教員講：“我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孫悟空偷桃子，只有這個辦法，開廬山會議之類。過去不懂得管理經濟之復雜。革命是搗亂，而且敵人有隙可乘”。

“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多少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板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