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那篇《》中，我談到中國社會有一種“績效平等”的觀念，即認定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不是天賦權(quán)利，而得憑自己能力去證明。

照這一邏輯，女人要和男人平等，也必須像男人一樣勞動，來掙得那份“資格”。試想一下，這 就像一個壯漢輕蔑地對女人和孩子發(fā)出挑戰(zhàn)：“只要你能像我一樣挑200斤的重擔，我就承認你和我平等。”

這種看似“公平”的說辭，表面上似乎是一份承諾（“只要你做到就能得到”），但其實是一個圈套，因為它否定了不同個體在人格意義上的平等，轉(zhuǎn)而苛求弱者要按強者的標準和游戲規(guī)則來獲勝。可想而知，即便有一部分人能做到，大部分弱者是做不到的——否則就不叫弱者了。此時，強者就能以結(jié)果為依據(jù)，將不平等合理化。

有人在看完之后，給我贊賞并悄悄附言：“謝謝你，讓我也反思了自己。本人女，我也認為要想獲得跟男性一樣，就得跟男人一樣付出。”

并不是只有她才這么想，還有不少人私信跟我說，自己一直真心認同這一套，但從來沒意識到這里面有什么不對，如果身為弱者卻“達標”了，這難道不是值得驕傲的“自強”嗎？這種觀念影響至深，但它到底是怎么來的？

《我的阿勒泰》

在我們社會，有一種深入人心的人生觀：一個人活著，應(yīng)當成為有用之人。所謂“有用”，意思是你必須對自己所在的集體（無論是家庭、單位，還是國家）有所貢獻，貢獻越多，那你的道德資本就越高，所以在中國社會，那些貢獻極大、但物質(zhì)需求極低的人，就會被看作是道德圣人。

只要你認可這一基本點，大概率也會相信由此而來的延伸觀點：人必須有用才能得到生存資格。這是因為，一個人的才能、行為有益于集體利益才能受尊重，既然如此，那么如果你無能、無用了，對集體而言就成了拖累。

在中國家庭生活里，呵斥家人“廢物”、“吃白飯”、“酒囊飯桶”、“沒用的東西”并不鮮見，不少老人在喪失勞動能力之后也自嘲“沒用了”、“活著就是浪費糧食”，這些話的指向，都是說活著需要某種資格——你不能光消耗資源，卻沒能做出什么相應(yīng)的貢獻。

這種觀念的起源，推想起來源于艱難時世的嚴酷生存策略：個體難以靠自己的力量活下來，必須一家人相互救助才行，此時每個人都要竭盡所能，以維持集體的繁衍生息為重心，而任何缺乏貢獻的個體則都是可舍棄的，甚至是必須舍棄的，因為資源有限，他們無力貢獻卻消耗資源，將危及他人生存。

這還沒完，順著這個邏輯，還衍生出另一個推論：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用，所以他們得到的待遇是他們應(yīng)得的。也就是說，績效帶來合法性：一些人之所以拿得比你多，是因為他們比你才能更高，這你沒話說；如果貢獻少的人還拿得一樣多，那才不公平。

本來，這如果只是工資待遇，那確實無話可說，全世界都認，然而中國社會的問題是，這一邏輯被無情地推進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連弱者的基本權(quán)利也無法保障，仿佛你只是想和正常人一樣都顯得是非分要求了。

可想而知，這會助長一種廣泛的“恐弱”情緒——想想看，既然一旦無能、無用，處境就如此糟糕，那怎么能不害怕？ 身在這個系統(tǒng)里的人，在無力改變局勢的情況下，本能的反應(yīng)就是拼命踩著弱者向上爬。

如此一來，這又和國內(nèi)濃厚的社達氛圍互為因果：“優(yōu)勝劣汰”加劇了競爭，而充分競爭的社會又削弱了對他人的共情，乃至助長了對他人的無情，這不僅是因為任何別人都可能是你的競爭對手，而且那些落敗者也不值得同情，誰叫他們失敗了？

何況，當經(jīng)濟下行、內(nèi)卷加劇之際，很多人自顧不暇，也已經(jīng)沒有多余的同情心了，畢竟為了搶占有限的資源，擠壓的就是比你更弱的人。在過去五六年間，幾乎肉眼可見地，人們對弱勢群體的共情能力更低了，這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

在這樣一個社會，人是活得很苦的，因為你所得到的并不是生而為人的權(quán)利，而必須靠不斷證明自己“有用”才能獲得，然而，誰又能一直“有用”？如果我的價值就是靠我的工作來證明的，那么當我失業(yè)在家了，我是否就此無用了？

這是一個“生產(chǎn)主導(dǎo)型社會”，只有那些壯勞力才能充分享有權(quán)利，其他人多多少少被貶為拖累，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的自尊心必然是無法保持穩(wěn)定的，因為當他/她不可避免地逐漸喪失勞動力之后，很難抵擋住自己變“沒用”的那種自我攻擊。

十多年前，當我讀到法國詩 人波德萊爾那句“在我看來，那種期望做一個有用的人的想法總顯得令人厭惡”，既感震驚又困惑，第一次看到有人反對做一個“有用之人”，慢慢地才明白他為何這么說：那種把人當生產(chǎn)工具的功利主義不但枯燥無味，也貶低了人的價值——以“有用”來衡量人的價值，本身就是反人性的。

尤為諷刺的是，這套話語也被用來壓榨人奉獻付出。在日本的那些“吸血企業(yè)”里，常用的話術(shù)就是“公司養(yǎng)活了你，你要拼命工作才能對得起公司”，最容易陷進去的，正是從小就聽慣了父母同一邏輯話語的那些人。悲劇之處在于，很多人不但意識不到“不是公司養(yǎng)活我，而是我養(yǎng)活公司”，而且他們?nèi)淌芰枞瓒疵冻龅慕Y(jié)果，最終往往是被榨干就扔。

現(xiàn)在，我們有必要從根本上清算這套話語的遺毒，因為其原有的立足點都已改變了：資源未必有限，那套分配機制也不見得合理；每個人都應(yīng)享有同等的基本權(quán)利，無須通過貢獻來證明自己有用才能獲得活下去的“資格”；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活著就是為自己，不是為了集體的存續(xù)；不同的人能力有高低、興趣有差異，但他們之間人格平等，也無從比較誰更有用。

所謂“有用”，永遠是對他人、對集體而言的工具價值，因為一個人談不上對自己有用與否，對那些為自己而活著的現(xiàn)代個人主義者而言，這是一句廢話，你無須證明自己對誰有用、比誰更有用，你應(yīng)該做的就是好好活著，按自己想要的方式，自由地過好這一生，因為你僅有這一次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