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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亞洲獅從瀕臨滅絕到數量回升，被譽為全球野生動物保護的典范。

然而，隨著獅群數量激增，人與獅子的關系正從共生走向沖突。一個五歲男孩的慘劇，揭開了這段復雜而充滿矛盾的保護故事。

在古吉拉特邦的一個小村莊，五歲的普爾辛?阿杰納拉正和兄弟們在田間嬉戲。一頭獅子突然出現，將他叼走。

家人拼命投擲石塊和木棍，卻未能救回孩子的生命。父親哀傷地說：“這從未發生過，我們以為獅子不會攻擊人?！?然而，這已不是孤立的事件。過去五年，已有二十余人死于獅子襲擊，僅 2024 至 2025 年間，就有七人遇害。

與此同時，獅子對牛羊的襲擊幾乎翻倍，令牧民生計受到重創。這一切的背后，卻是印度野生動物保護的一段 “成功史”。

亞洲獅體型略小于非洲獅，但特有的黑色鬃毛和腹部褶皺使其極具辨識度。

歷史上，它們的分布橫跨中東和南亞，但 20 世紀初因獵殺過度幾近絕跡。百年前古吉拉特邦頒布禁獵令，成為它們最后的庇護所。經過數十年的保護，獅群數量在近五年增長了 30%，達到 891 只。

這本是值得慶賀的成果，卻意外地將新的矛盾推到臺前。古吉拉特邦的吉爾國家公園是亞洲獅的主要棲息地，面積約 1412 平方公里，相當于一座大城市。

然而，保護區的承載能力有限。隨著獅群擴大，越來越多的個體走出保護區邊界，進入農田、村莊，甚至酒店和民居。人們在地下停車場、屋頂、庭院里見到獅子的身影已不稀奇。

獅子的咆哮成了夜晚的背景聲，而人與獅子相遇的幾率與風險同步上升。在印度的保護理念中，“人獸共存” 是長期堅持的模式。與西方常見的 “隔離保護” 不同，印度的國家公園往往與村落交織。

牧民遺棄的老牛成了獅子的食物，而獅子的存在吸引了游客，為村民帶來經濟收益。研究者曾指出，這種互惠關系在全球范圍獨一無二。

然而，當獅子數量持續增長，襲擊事件頻發，牧民們的寬容正被消耗殆盡。牲畜損失意味著直接的經濟打擊，而對孩子的傷害更讓恐懼深入人心。

事實上，印度最高法院早在 2013 年就曾下令，將部分獅子遷移至中央邦的庫諾野生動物保護區，以分散風險。

然而，十余年過去，遷移計劃始終停滯。專家委員會上一次開會已是 2016 年。阻力來自多方：古吉拉特邦擔心失去 “全印唯一能看獅子” 的旅游優勢，旅游業者憂慮經濟下滑，而中央邦政府則在庫諾優先實施獵豹復育項目。

自 2022 年起，從南非與納米比亞引進的獵豹已在庫諾定居，數量逐漸增長。環保學者擔憂，這意味著獅子的遷移至少還要推遲 20 年。古吉拉特邦政府提出了折中方案：將部分獅子遷往本邦內的巴爾達野生動物保護區。這里在 19 世紀曾記錄過獅子的蹤跡，近年也發現少量個體。

但專家指出，巴爾達面積太小、獵物不足，無法長期維系健康種群。更嚴重的是，它距離吉爾過近，若出現疫情，可能導致整個獅群覆滅。專家警告說：“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風險極大。”盡管如此，古吉拉特邦在資金上展現了決心。

過去三年，該邦的獅子保護預算增長了 70%，2023-2024 財年達到 1820 萬美元。中央政府也在推動 “大型貓科動物聯盟”，試圖借助跨國合作提升印度在全球保護話語權。

然而，投入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依然尖銳：數量的增長并未帶來安全感，反而加劇了矛盾。在社區內部，沖突已經具體化。

32 歲的牧民拉克什曼說：“有馬爾達里人，就有獅子，我們是一體的。” 但他同時承認，牛羊遭襲的頻率明顯增加。作為靠出售牛奶養家的人，他感受到損失的沉重。

而剛失去兒子普爾辛的父親則徹底放棄了對共存的信念，搬離了與森林接壤的村莊。他說：“我們已經不敢留下?！?/p>

保護的成功與現實的困境形成了強烈反差。一方面，亞洲獅的數量回升是野生動物保護的典范，象征著印度的生態成就；另一方面，空間不足、政策停滯、補償缺失，讓人與獅子的關系逐漸走向緊張。

保護不應只以數量衡量，更要兼顧人類社區的生計與安全。如果遷移計劃繼續擱置，如果補償與管理不到位，那么所謂的 “成功” 可能反而暗藏著新的危機。

在印度，亞洲獅不僅是一種動物，更是身份與聲望的象征。對古吉拉特邦而言，它們是驕傲的資本，也是現實的負擔。對政府來說，如何在國際形象與地方矛盾之間找到平衡，是無法回避的挑戰。

對社區來說，他們既依賴獅子帶來的旅游收入，又飽受損失與恐懼的煎熬。對學界與環保人士而言，最大的擔憂是：一個本該令人欣喜的保護故事，可能在缺乏長遠規劃的情況下，演變為新的生態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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