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賈樟柯如何從地下走到地上？他的這位伯樂全說了

12月7日上午，三亞的陽光正好，72歲的意大利人馬可·穆勒坐在三亞灣紅樹林度假世界的宴會廳里。

這是海南島國際電影節“大師班”的現場，滿頭銀發的“中國電影老朋友”，一開口就讓現場的氣氛變得像是個老友茶話會。

他甚至有點“凡爾賽”地抱怨：“我每次做大師班都有點尷尬，真的不太喜歡‘伯樂’這種標簽。”

不過，別被他的謙虛騙了。作為威尼斯、鹿特丹、洛迦諾等多個頂級電影節的前掌門人，他和中國電影的糾葛，比很多人的年紀都大。

聽他聊起那些往事，你才會發現，原來光鮮亮麗的紅毯背后，全是人情世故和商業博弈。

幫賈樟柯從地下走到地上

馬可·穆勒是個地道的“50后”，生于1953年。這一年出生的好處是，他和中國著名的“第五代”導演們幾乎是同齡人。

“除了老謀（張藝謀）是最老的，劉苗苗是最小的，其他的像1952、1953年出生的，我們非常容易溝通。”馬可回憶起當年，語氣里全是懷舊。那時候的交情不講虛的，導演們把他當哥們兒，片子還沒剪完就敢拿給他看。

這種信任延續到了后來。圈里流傳著他和賈樟柯的各種傳說，但他在現場爆了一個猛料。

當年，著名制片人任仲倫找到馬可·穆勒，問了一個很直接的問題：“你幫了賈樟柯很多忙，要不要幫他從地下轉到地上？”

那時候賈樟柯手里甚至還沒有成片，只有一個劇本。任仲倫問能不能憑這個把片子定進威尼斯主競賽單元。馬可·穆勒看了項目書和劇本，直接拍板：“好。”

這種魄力，現在的選片人里恐怕沒幾個能有了。

選片室里的“無間道”

你以為電影節選片就是一群專家正襟危坐在那里打分？

馬可·穆勒告訴你，那簡直就是一場心理戰。

他在威尼斯當主席的時候，每次和選片委員會一起看片，從來不坐前排，而是專門躲在最后一排。這個習慣，一直保留至今。

當然，這不是因為謙虛，而是為了觀察。他要看清楚選片委員會的每個人：誰在座位上扭來扭去？誰看了20分鐘就開始刷手機？誰頻繁看時間？

“很可能那個坐立不安的人，放完電影第一個站起來說'這部電影必須參賽'”，馬可笑著說，“為什么？因為他是制片人或者導演的朋友。”或者，他們之間有利益關聯。

那雙躲在黑暗里的眼睛，早就看透了一切。這時候，他就會偷偷找幾個客觀的人，比如負責電視單元的同事，去問問真實的看法，避免被這幫“老油條”忽悠了。

這個細節，透露出這位72歲意大利策展人近50年電影節生涯的智慧。

被“逼”出來的精明商人

雖然是藝術總監，但馬可·穆勒很多時候是被逼著去做生意的。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電影開始在國際上拿獎，海外銷售公司（Sales）的胃口也跟著大了。那些大公司為了把片子賣個好價錢，經常會“嫌棄”像洛迦諾這樣的電影節，只想去戛納和威尼斯這種更大的舞臺。

“他們覺得拿了大獎，價格就能翻倍。”馬可·穆勒很無奈。結果就是，一旦電影在三大電影節鍍了金，價格高到很多國家的發行商根本買不起。

為了搶片子，他不得不把自己變成一個討價還價的商人，跟銷售公司磨嘴皮子。甚至有時候，還得用點“陰招”。

在洛迦諾做廣場放映時，他為了推伊朗導演阿巴斯的藝術片，使出了一招“三明治戰術”：先放一部好萊塢大明星桑德拉·布洛克的商業片，緊接著放阿巴斯的片子，并且把票價定得極低。

他對那些只沖著明星來的觀眾說：“第二部只要一點點錢，你可以走，但走了你會后悔。”

結果那晚，好萊塢電影有8000人看，阿巴斯的電影留下了6000多人。

他贏了。

如今的中國電影“新部落”

雖然已經72歲，馬可·穆勒一點也不守舊。他不喜歡用“集體”這個詞，他更喜歡叫“部落”。

在他看來，現在的青年導演更像是一個個部落，互相抱團取暖。他對年輕人的支持是實打實的。現場的青年導演梁鳴，就直言自己是馬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梁鳴的第一部電影《日光之下》是馬可·穆勒選中的，后來還幫他寫推薦信，甚至幫另一位青年導演李冬梅做監制。

馬可·穆勒現在的關注點甚至不是成片，而是那些還在剪輯機房里的“半成品”。他認為像海南島國際電影節這樣的年末影展，最大的價值就是做WIP（發展中項目）。

“讓國際大電影節的代表來看一大堆未完成的中國電影，”馬主席說，這才是最健康的流程。比如今年在柏林獲獎的兩部影片，就是他在去年的工作坊里挖掘出來的。那時候片子甚至還沒拿龍標，但已經被國際銷售公司盯上了。

這就是馬可·穆勒。他既是那個躲在后排觀察人性的老頑童，也是那個為了好電影能跟資本拍桌子的硬骨頭。

對于中國電影人來說，有這樣一位懂行、懂戲、還懂“講義氣”的老朋友，確實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