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左希

責編| 麗俊

題圖| 《執行！狗和我和執行官》

過去幾年，教培行業的變化，更多是通過政策、資本和機構數字被記錄下來的。這些數據構成了行業的顯性敘事。
在這些統計之外，還有另一條更難被看見的軌跡，它真實地發生在一些具體的人身上。他們曾是機構負責人、校長、老師，當增長停滯、信用收縮、責任兌現時，變化正緩慢地滲入生活：從一通電話開始，進入辦公場所、家庭關系，最終改變一個人的社會位置。
這不是一篇關于“失敗案例”的盤點，也不是對個人選擇的道德評判。它試圖記錄的，是在行業結構發生位移之后，那些努力承受后果的人，以及另一端，負責“執行”這些后果的人。
本文基于真實訪談與公開信息整理。

冀建軍躺在床上，手機懸在臉上方，一條條敲下自己的債務清單。

房貸余款39萬，信用卡、信用貸、網貸滾出來的53.7萬，以及幾樁拖了兩三年的“舊賬”：幾筆退費糾紛、場地提前退租產生的違約金、上月未補全的老師工資，還有社保斷繳后隨時可能被追繳的一筆費用。

他盯著那串數字，屏幕的冷光照在天花板上。在外人眼里，三十五歲的他并沒有明顯的裂口。創業七年，一直在教培行業摸爬，有機構、有學生、有團隊，車房也在，但這些體面從來不是自動成立的，而是需要被日復一日維持。

他和妻子、孩子住在城市邊緣，距離校區五十五公里。房子靠近機場，航班密集時，起落聲會持續很久。新車買了又賣，換回了那輛跑了十幾萬公里的老雪佛蘭，二手市場不到兩萬，只要不出遠門，還能用。前陣子車胎爆在半路，他在路邊站了很久，最后花一百五十塊換了條二手胎。不是買不起好的，是每一筆額外支出都會直接壓向月底的最低還款。

結婚、買房那幾年，他和妻子把賬算得極細：孩子花銷、日常吃飯、通勤應酬、水電物業，大概能控制在四五千；只要收入不掉，時間拉長，債務是可以被覆蓋的。后來，條件變了。

1、來電之前

他在心里盤算，想再扛一段時間。

一個月前，一筆6萬元的賬逾期了。第二天，催收電話打來。對方語氣平穩，像在復述后臺信息：系統監測到他存在以貸養貸行為，現在可以“協助”恢復額度，讓他重新借一筆，把這項先結清。過去兩年，他靠這種方式把時間往后推。拆東墻補西墻，利息滾利息。他告訴對方，希望重新協商，給一點時間。

一小時后，號碼再次亮起。這一次，對方沒有討論方案，只通知：由于你拒絕還款，今天下午三點，我們會到你所在的培訓機構做現場調查，請務必配合。

冀建軍停了一下。后來他說，那一刻困住他的并不是金額。如果催收員真的出現在機構，前臺、老師、家長都會知道。他多年維持的“主心骨”形象會在一瞬間塌掉。他對著電話，話里帶著明顯的間隔：“如果一定要來，直接找我。”他說，“給我一點時間。”通話隨即結束。

整個下午，他都坐立不安。傍晚，行政打來電話，說有人致電前臺，點名詢問他，提及網貸。

接下來幾天，他明顯感覺到一種變化。沒有人說什么，但眼神不再自然。那是一種下意識的避讓，像看見什么不應被靠近的東西。陌生號碼反復出現。手機一震，心跳就跟著緊一下。夜里睡得淺，白天仍要按流程出現，維持整個機構的運轉。

“為了孩子和家人忍一忍。”這是他最近最常對自己說的話。但賬面數字不會因為忍耐而停下。真正擊中的，是一個意料之外的地方。

那天，他收到一條來自十幾年前初戀的信息。她問他是不是遇到詐騙，因為她連續收到幾條催債短信，語氣惡劣、指名道姓。她已結婚生子，只是想確認這是不是騙局。冀建軍不知如何回復。那一刻，他第一次意識到，債務正在越過他設想中的所有邊界。沒有人會再顧及一個欠債男人的尊嚴。

與此同時，對催收員而言，年末的最后兩個月至關重要。能不能帶著錢回家過年，就看這段時間。

南方一座寫字樓里，鄧朝利坐在培訓教室最后一排，對著桌面飛快記筆記。

他今年二十八歲。此前在電子廠工作，半年多前失業，朋友介紹他進入催收行業，說不體面，但來錢快。

入職流程很標準：無犯罪記錄證明、身份核驗，然后與十二名新人一起，參加五天封閉培訓。第一堂課，培訓師在白板上寫下四個字：合法合規。課程沒有教授威脅或恐嚇。相反，重點在不同階段、不同類型欠債人的溝通順序，共情、框架、面質、高低球，各種策略被拆解成可復制的話術。

培訓師展示行業數據：受房地產、互聯網、教育培訓等行業波動影響，逾期規模持續擴張。和9億信用卡用戶、12億網貸注冊量相比，全國至少有8700萬個逾期案需要跟進。

“只要有放款，就一定會有逾期。”培訓師說，“貸后管理，是系統的一部分。”旁邊朋友輕聲補一句：“沒有老賴，就沒有催收。”公司內部月收入排行榜上，最高數字接近七萬。新人接到的多是小額、逾期不久的單子，提成比多在3%。

鄧朝利看著屏幕里循環播放的流程圖。他第一次意識到：電話那頭的人，不是某個具體個體，而是一組被拆解、被分類、被驗證過的模型。他們不需要被理解。而他，只需要照流程走。

2、秩序在松動

催收帶來的改變，并不在電話里，而在電話之外。

最先失效的，是他對時間的控制。他開始刻意錯開接電話的時段，只在上午的某個窗口期開機，把未接來電一一掃過。那些號碼錯亂而有序，像一排不會消失的背景符號。其余時間，手機反扣在桌面上。

他照舊巡查校區，點頭、寒暄、開會。課前站在門口聽學生敲鼓。那是他七年來反復確認過的聲音。只要這些聲音還在，一切就似乎還能繼續。

變化，從一些無須解釋的細節里出現。先是大廈物業打來電話，希望明年的租金能提前到賬，以往從無人提這種要求。一個合作方發來短信，說年底要更新合作條款，順帶提到“需要重新評估資金情況”。甚至一位老家長，也不再像往常那樣直接找到他，而是去問前臺：“最近負責人是不是換了？”

這些變化像從不同方向吹來的風，不足以吹倒大的物件，卻讓一些東西被輕微挪動。體面不是被當場撕毀的，而是在公共空間里，悄悄地抽走。

鄧朝利也在學習一種判斷。

他坐在全程錄音錄像的工位上，對著系統更新跟進記錄。每個欠債人都被拆解成幾行參數：金額、逾期天數、溝通狀態。其中一單被標注為“回款潛力高”。欠債人是一名幼兒園女老師，白條欠款7100元，逾期一個多月。

第一次接通電話時，背景音很嘈雜。音樂聲、孩子的吵鬧聲、拖椅子的摩擦聲混在一起。她努力壓低聲音，說現在在上班，請不要這個時間打來。

10號，她說15號還。15號，她說20號。到了月底，賬戶依舊沒有動靜。組長把他叫到一旁，只強調一條規定： 一旦對方給出明確時間和金額，爽約就意味著溝通失敗，必須立刻跟進。

傍晚，他再次撥通電話。背景音變成了車流聲和急促的腳步。鄧朝利把語氣抬高，按流程提醒違約、責任和可能的后果。電話那頭傳來一聲尖銳的叫喊，隨即是失控的哭。她說自己剛工作不到一年，月薪三千五，兩個月沒發薪，社保欠繳，幼兒園隨時可能關門。能借的、能貸的都用完了。“你們是不是一定要逼死我？”她反復問。

鄧朝利坐在工位前，手心慢慢滲出汗。等她的聲音降下來，他放緩語速，說現在困難的人很多，哭解決不了問題，總得先還錢，再慢慢掙錢。

幾天后，系統彈出提示：入賬成功，7100元。他在備注欄里標記“回款”。他再次撥通那個號碼，電話已無法接通。午休時，有同事隨口說：“反正錢回來了。不是你害的，是錢害的。”

很快，新的單子覆蓋了這次談話。

那天晚上，冀建軍回到家，比平時晚。玄關的燈亮著。妻子正低頭折一件外套。聽見動靜，她抬頭，看了他一眼，問：“你手機今天怎么老在響？”他“嗯”了一聲，把鞋擺好。妻子把外套掛回柜子，沒有再問。屋子里安靜下來。

3、最低還款

冀建軍開始減少外出的次數。

能試的渠道基本都走過一遍：銀行、平臺、熟悉的客戶經理。每一次坐在柜臺前，看著對方在系統里調取記錄，他都能在對方開口之前確認結果：額度不足、風險評分過高、無法繼續放款。

他開始重新算賬，房租、水電、老師底薪，哪些可以緩，哪些一旦拖欠就會立刻失控。有一次，他把一名跟了自己多年的老師叫進辦公室。

這不是一次臨時起意的談話。他在心里反復演練過開口的方式。他說學校遇到困難，回款周期被拉長，銀行和平臺已經不給空間了。他說得很慢，刻意避開具體數字，只講“周轉”“再撐一陣”“到暑期就能緩過來”。他請她以個人名義申請一筆網貸，最低還款額由他按月返給她。對方聽著，沒立刻回應。

這名老師在學校工作了五年多，看著機構從一間教室擴張，又慢慢縮回。她知道他沒有夸張，也知道這不是一個輕易會開口的請求。過了一會兒，她問：“要多久？”他說，半年左右。“開年到暑期，學費集中到賬，那時候就可以把賬補回來。”

他寫下借據，標明金額和歸還計劃。紙張推到桌面中央時，兩個人都沒有抬頭。

接下來幾個月，錢就像被一層層剝離掉的，每一筆都有去處。老師的工資暫時穩住了；房租延遲幾天付；信用卡和網貸的最低還款額被勉強塞上。為了讓關系不至于失衡，他把她的薪水主動調高了一檔，算是一種補償，也算是一種維持。

每個月，他要面對的債務只要有一筆卡住，后面的順序就會連鎖錯位。問題出現在一個看似不大的節點。有一個月的還款日，他沒能按時把最低額度轉過去。確實湊不齊。后來幾個月，總會延遲幾天。老師在微信里頻繁問他：“那我怎么辦？”征信開始出現問題，銀行提示變得密集。她也開始擔心學校的各種拖欠，一旦被追責，誰都跑不掉。

又一次，兩個人面對面坐在辦公室。她忽然站起來，動作有些遲疑，跪了下去。膝蓋觸地時，發出一聲悶響。走廊很安靜，沒有人經過。她哭得很低，只重復一句話：“你把我的錢給我。”

冀建軍站在原地，沒有動。

幾乎在同一階段，鄧朝利接到了一單金額偏大的案子。

系統里的標注只有幾行字：教育培訓機構負責人；逾期平臺多；情緒激烈。組長特意叮囑他，這類欠債人有經驗，溝通必須完全合規，絕不能暴露平臺信息，“弄不好一個反手打12378，把公司給舉報了。”組長最后說了一句：“只要他們還想翻盤，都有得談。”

第一次通話時，電話幾乎是被吼著接起的。對方用極高的音量宣泄不滿，沒有停頓，也不等回應。第二次、第三次情況幾乎一致。到第四次，聽筒忽然安靜下來。“我很可憐，你也很可憐。”對方說。

接下來，他斷斷續續地講述這幾年的經歷。學校撐不下去；貸款越滾越大；有催收機構向他公務員妻子的單位施壓；有人給學校寄偽造的律師函；甚至有人拍了女兒的照片發過去威脅。半年里，婚離了、房賣了、學校停了，人胖了四十斤，“整個人像泥一樣”。

鄧朝利照著話術說了幾句，很快就停下來，那些句子在對方面前顯得格外無力。“要錢沒有。”電話那頭的人說，“命一條，要拿就來拿。”

4、歸檔

不到三個月，鄧朝利瘦了六七斤。

他很清楚原因。那是一種長期處在沒有出口的狀態里：電話一接通，就要承受情緒；電話一掛，又要立刻迎接下一輪“對決”。

11月末，因為業績不達標，他被列入末位淘汰。離開的那天，流程異常熟練。HR在電腦前操作了不到一分鐘，刪除了他在門禁系統里錄入的指紋和面部信息。他收拾工位，只帶走一個用了很久的水杯。抬頭時，會議室里坐滿了新一批來培訓的新人。

“欠的人越多，催的人也就更多。”這段職業經歷里，他一共接手過四百個案子，從中篩出六十多個“可持續跟進”的，真正追回的不到十單。最終到手的提成，五百七十元。推薦他入行的朋友，也在上個月離開了催收行業，轉去一家咨詢公司做培訓師。朋友說，現在不少原本業績很好的催收員也開始“干不動”了。技巧開始失效，人們真的“沒錢了”。

監管收緊，回款周期被拉長。與其在前端消耗，不如轉去教別人如何應對。反催收、債務優化、征信修復，正在成為新的“增長點”。某社交平臺上，與這些關鍵詞相關的信息，多達十五萬條。有一組數據：持證催收員大約五十萬人，而圍繞債務展開的“反向從業者”，大抵超過八百萬。

與此同時，冀建軍的生活進入了另一種節奏。

逾期滿三個月后，催收不再只是電話。新的第三方公司接手，通話變得更密集，也更直接。對方不斷確認他的社會關系、工作單位和家庭情況。

他逐漸意識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個陷入這種處境的人。在一個以“負債”“逾期”“上岸”為關鍵詞的豆瓣線上小組里，聚集著兩萬多人。帖子內容高度相似。有人寫：不要回消息，不要解釋金額，上門就報警。有人補充：只確認本金，不承認利息，所有通話都要錄音。還有人反復提醒：空放千萬別碰，利滾利，沒有底。

更多的是具體操作。哪幾類號碼可以直接掛斷，哪種措辭意味著已經進入外包催收，什么時候需要去備案，什么時候可以不再開門。人們在互相交換一套被驗證的應對方式。

冀建軍的手機里，至今還保留著幾條未刪除的信息：

“你個巨嬰，借點錢現在電話都不敢接了？我去一直幫你親戚朋友問下去，給你父母從土里刨出來，看你躲到哪。”
“逾期是因為單位沒給你工資？你找過你父母周轉嗎？找過領導嗎？還是你本人有賭博、吸毒等不良嗜好？這些我們都會核實。”
“這種事情走到最后都是家里人還。作為長輩，他們要面子、要體面，更不想在村子里抬不起頭。”

他有一次實在受不了，把手機關機。第二天，催收電話打到了父母那里，又打到老家村委會和幾位朋友的單位。

所有邊界被打穿。微信零錢被凍結，賬戶里一分錢也沒有。后來，他先后收到了兩次法院傳票。不久之后，他被納入執行系統。

他意識到，從這一刻起，自己不再是一個“正在周轉的人”，而是一個——老賴。

在催收公司的后臺，類似的狀態每天都會出現。案子從“持續跟進”變成“已移交”，然后從某個列表中消失。像一扇門，被悄無聲息地關上。

鄧朝利曾短暫地盯著這樣的界面看過幾秒。他不知道那些人后來怎樣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會走到哪一步。在這個系統里，失敗并不需要被理解，只需要被歸檔。而那些被歸檔的人，只能繼續向前。

一群人，在政策、資本、倫理與自我承諾之間，被迫同時向過去和未來解釋自己的人生，向過去解釋為何走到這一步，向未來證明自己仍然值得被接納。漢娜·阿倫特說，在歷史的天平發生傾斜的時代，發生在一個人身上的失敗，比起他本可能取得的成就，更能忠實地代表這個時代。

這種個人的失敗，以一種悲劇性的方式，映照出時代的暗角。那些被洪流碾過的“失敗者”的經歷，同樣構成理解這個時代的必要部分。關注這些失敗，是在不斷被簡化、被歸類的敘述之外，保留對歷史復雜性的感知，以及對人的基本同情與尊重。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