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個真事兒。解放前，在川南地區曾經有一種祖傳的怪病，發病初期的癥狀是下肢皮膚發麻或局部肌肉麻痹，周身乏力。日子久了之后，患者會腹痛難耐、上吐下瀉，進而四肢麻痹至胸部時，人就會死亡。

這種病困擾了當地人很久，中西醫都束手無策。當地人稱之為痹（宜賓話“pa”）病，又名“麻腳瘟”“軟病”。川南百姓談“痹”色變，卻又無可奈何，只能拜佛求神、焚香禱告。

1940年的某一天，這里突然從長江下游涌進來很多人，還帶著一船船大箱子。當地人稱呼從下游來的人為下江人。靠港后這些穿著洋氣的下江人雇傭當地的民工幫忙搬運，一搬就是很多天。

可搬運過程中有民工不小心摔壞了箱子，結果從里邊滾出了一顆骷髏頭，把民工嚇得魂都飛了，有膽子大的問了一句：這箱子里怎么還有死人頭啊！

那些人不但不吃驚，反而有些生氣，一邊撿起骷髏頭，一邊對他們說：死人頭怎么了，還有活人頭呢！你們摔壞了誰負責？

民工們戰戰兢兢也不敢多問了，但這給他們心理上留下了陰影，尤其那句“還有活人頭”。從此之后，下江人吃人的說法不脛而走，在當地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過了幾天，一名瓦匠來幫這群下江人修屋頂。修著修著，他低頭一看嚇得差點從房頂摔下去：一群穿著渾身白衣服的人圍了一圈，一個領頭的正在對一具尸體開膛破肚。

這名瓦匠連滾帶爬跑了出去，工錢也不要了。跑到了大街上，還不斷大喊大叫，說新來的下江人不僅殺人，還吃人！他親眼所見。

下江人吃人的說法，傳得更邪乎了，以至于這里的百姓都躲得遠遠的，再也不敢讓孩子出門了。然而那個兵荒馬亂的年月，丟孩子是常有的事，這幾天剛好有人丟了孩子。

丟孩子的家長聽說這個事之后，悲痛欲絕。他們覺得自己的孩子就是被這群人給吃了，于是他們聯合鄉親們去討要說法，要他們殺人償命。

下江人的住所被當地百姓團團圍住，討伐聲、咒罵聲不絕于耳，下江人怎么解釋他們也不聽。于是下江人只好分頭幫他們找孩子，結果孩子還真找到了，這場危機才得以臨時緩解。

這個地方就是四川宜賓市的李莊鎮。1940年，抗日戰爭到了最艱苦的階段。上海的同濟大學、中國營造學社、中央研究院以及中央博物館等知名學府與機構，為了躲避日軍的炮火，輾轉來到了這里。

那些箱子里的骷髏，是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以及中央博物院從殷墟等遺址發掘出來的文物；給尸體開膛破肚，則是同濟大學醫學院的解剖課。

“下江人”吃人的說法，依舊困擾著這個小鎮。當地人死活想不通，我們好心好意收留了你們，供你們吃供你們穿，供你們住，你們竟然干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

于是，他們從內心開始排斥這些人，甚至不賣東西給下江人。 為了驅鬼避邪，當地人多次點燃柏枝、扎草人跳儺（nuó）舞，甚至準備用武力來驅逐這些“吃人下江人”。

兩個群體之間的誤會很深，內耗加劇。困頓之中，李莊的各單位負責人開了個碰頭會，準備給當地人搞一場科普展覽，展品包括出土的甲骨、人骨架、兵器甲胄、大型青銅器等大批國寶。

展覽最初還沒人敢看，但哪里都有膽大的，哪里都有好奇心強的。慢慢地，看展覽的人越來越多，到最后變成人山人海了。隨著工作人員的耐心講解，下江人吃人的謠言就不攻自破了。

然而把兩個群體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卻是救命之恩。同濟大學醫學院的師生，也經常幫當地人看病，他們很快發現了當地人所說的“麻腳瘟”。

與此同時，遷入李莊的同濟師生有不少人也出現類似的癥狀。同濟大學醫學院唐哲等教授發現當地食鹽中含有氯化鋇，于是立即用芒硝（硫酸鈉晶體）展開治療，效果立竿見影。

為了惠及更多的百姓，同濟大學醫學院的幾位教授又提出了在鋇含量超標的食鹽中添加一定劑量的芒硝，以有效去除鋇的方法。至此，困擾川南廣大地區百姓祖祖輩輩的麻腳瘟得以根治。

同濟醫學院的醫術雖然高超，但也不是萬能的，一是當時醫學的整體水平還比較落后；二是藥品和器械都很匱乏，畢竟那是硝煙彌漫的戰爭年月。

在遷入李莊的很多學術大牛、行業泰斗中，就有多位病秧子。最著名的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兩個人身體都極差。

梁思成是梁啟超的長子，這孩子挺可憐的。22歲出國深造之前，遭遇了一場車禍，被重重地壓在車下，一個月內他反復接受了三次手術，右腿比左腿短了一截，成了瘸子。

更殘酷的是，由于脊椎受傷，他必須穿著特制的鐵馬甲，才能支撐起上半身。他一度心灰意冷，支撐他堅持下去的，一是父親的鼓勵，二是未婚妻林徽因的不離不棄。

他學成歸來后，1928年按照父親生前的建議，他沒有去條件優渥的清華，而是去了條件較差的東北大學，在那里他創建了建筑系，林徽因一同加入。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后，兩個人不愿意當亡國奴，回到了北平，并加入了中國營造學社。這是一個以保護古建筑為使命的民間團體。

保護古建筑，首先就得對古建筑進行考察測繪。這個工作其實非常不適合他倆，一是要長途跋涉，二是要爬上爬下。問題梁思成是個殘疾人啊，腿瘸還時刻穿著鐵馬甲，林徽因也有肺結核。

那時候條件很艱苦，公共交通極不發達，經常需要雇馬車牛車。有一次出發前，馬不知道為啥驚了，狠狠地踢中了梁思成的腹部，梁思成腹痛難忍，臉色蒼白，冷汗直冒。

眾人皆以為這次行程估計要取消了，結果梁思成緩了一陣，還是咬牙出發了。林徽因雖然是個弱女子，但她體諒梁思成，總是沖在前頭。

他們為什么這么拼？因為他們都知道，日本鬼子快要打過來了。他們要趕在日本的炮火摧毀這些古建筑之前，為這些千年遺產做好數據記錄。

1937年日本策劃了七七事變，之后不久北平陷落。兩個人日夜兼程，帶著兒女和林母南下。10月初他們抵達了長沙，11月底日寇轟炸長沙，12月初他們不得不再次南下昆明。

我們說得輕巧，可從長沙到昆明，他們一家人整整顛簸了39天，沿途數次拋錨。1938年1月抵達昆明。可剛到昆明，梁思成背疾復發，疼痛難忍，大半年時間，只能半靠在椅子上。

1940年，戰火又燒到了昆明，他們不得不隨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一同遷往四川李莊。不巧的是，梁思成腳趾受傷感染了破傷風，本來蜀道就難，難于上青天，這屬事實難上加難了。

一路千山萬水、舟車勞頓，剛到李莊一個月，林徽因舊病復發，病倒了。抗戰歲月，條件極其艱苦，別說藥了，連飯也吃不飽。冬天冷得像冰窖。

林徽因經常不是發燒就是咳嗽。咳起來，咳得整個屋子都在震動。一發燒甚至十來天，一晚上要換很多條毛巾。

最困難的時候，梁思成把家里能賣的都賣了，能當的都當了，只剩下古建筑的資料了。有一天，梁思成對孩子們許愿：等將來勝利了，一定要美美地喝上一頓西紅柿雞蛋湯。

同在李莊的傅斯年聽說林徽因臥床之后，心中實在不忍。為了這一對才子佳人，從來不求人的傅斯年，也不得不替梁思成和林徽因兩口子四處籌措。

有了大家伙的幫助，林徽因撿回來一條命。可病情剛一好轉，兩個人就投入到了繁瑣的工作中去了，每天在昏暗的油燈下寫寫畫畫到半夜，撰寫《中國建筑史》。沒有CAD的年代，所有圖紙只能靠手繪。

1944年的好消息不多，更多的是壞消息。正面戰場竟然出現了恥辱性的豫湘桂大潰敗，國軍一口氣丟掉了20萬平方千米的國土以及146座城市，損兵折將60萬，以至于動搖了抗戰信心。

這里數得上的好消息之一就出自梁思成和林徽因，他們的建筑學巨著《中國建筑史》橫空出世。這部巨著，將中國古建研究推向了了無人企及的高度，一經發表就震驚世界。

這部巨著不僅奠定了中國建筑史研究的科學基礎，實現了“《中國建筑史》要由中國人來寫”的夙愿，還從建筑學的角度，證明了中國文化的連續性與獨特性。??

著作完成時，梁思成已經瘦得只剩下九十來斤，林徽因也眼窩深陷，顴骨突出。美國好友費正清多次來信，勸他們去美國治病，他倆回絕了。

他們是這樣回復的：我們的祖國正在災難中，我們不能離開她，假如我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我們也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

他們雖然沒有在硝煙彌漫的戰場沖鋒陷陣，但是他們在文化戰線，守護著民族的歷史文化。他們那么拼，是因為他們認為，一個國家沒有了歷史就等于亡國了。

他們這樣倔強的文化戰士，李莊還有很多，有一個叫梁思永，他是梁啟超家的老三，梁思成的弟弟。他本來也可以留學不歸，在美國過上很安逸的生活。

1930年他從哈佛畢業了。重要的人生關卡一萬分的小心也不為過，但他卻一絲猶豫都沒有，當即選擇回國。

他在哈佛學的是考古學和人類學，受過了系統性訓練，參與過印第安人古代遺址的發掘。回國后他立刻投入到了中國考古事業中。

剛剛進入20世紀，可以說是風雨飄搖、山河破碎，很多外國人紛紛來到中國，四處挖掘我國的古代文物，一旦得手就悄悄運往海外。

我們丟掉大批文物只是一方面，我們還丟掉了對自己歷史文化的話語權。比如瑞典學者安特生1924年看了我們的仰韶陶片后，就很輕浮地得出結論——中國文化西來說。

沒有話語權，在學術上甚至輿論上都很被動。舉個例子，殷墟發掘之前，他們甚至不承認中國有商朝；殷墟發掘之后，他們被迫承認了商朝，但是不承認我們有夏朝。

但是有個奇怪的現象，西方乃至日本，都在想辦法往自己的祖先臉上貼金，甚至不惜造假，不惜亂認祖宗；而我們國內卻有人質疑自己，出現了疑古派。這就是沒有考古學的被動。

梁啟超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認為不能任由自己的珍貴文物被洋人擄走，鼓勵中國學者建立自己國家的考古學科，二兒子梁思永便成為了自己決定重點培養的對象。

這個在當時是個沒人報的大冷門，工作又累又差，待遇也不好。但對于我們這個五千年的文明古國來說，現代考古又是亟待建立的學科。梁思永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并以極大的熱忱投入到了考古工作。

考古工作，本來就是在野外。放在一百年前那更是苦不堪言，工具極為簡陋。由于國內人才匱乏，大多數精細的野外作業，只能由梁思永一人獨立完成。

1931年9月，日本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不久之后東北淪陷。中國的學者們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機，察覺到了日本鯨吞中國的野心；他們提出了學術救國的口號，并加快了殷墟等遺址的發掘。

因為他們深知，欲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后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的判斷是準確的，日軍所到之處，必然大肆掠奪文物，必然推行奴化教育。

1932年春天，當時考古團隊正在第六次發掘殷墟，好消息傳來，發現了殷墟的宮殿。不過也有壞消息，長時間野外工作，梁思永患上了急性肋膜炎，胸腔抽出四大瓶黃色積水。

他因此臥病了大半年，年底病還沒好利索，就又投入到了緊張的學術救國工作中。1940年，他也隨史語所考古組輾轉來到了李莊。

他身體透支太厲害了，肋膜炎是個病根，到李莊后又開始鬧胃病。胃病剛好，他也得上了肺結核。肺結核會不停地咳嗽，又把老病根肋膜炎給引發了。

但是他只要能動，就立刻投入到工作中去。前些年在殷墟搶救性發掘了很多文物，通過大箱子都帶到了李莊。發掘只是第一步，更多的工作是需要分析整理，撰寫報告。

1941年傅斯年從重慶來到了李莊，前來探望梁思永。他發現梁思永的住所陰暗潮濕，對肺病很不利，于是給他在高處另尋住所，然后還專門改裝了陽光房，以便梁思永隨時曬太陽。

當時梁思永病得已經不能走動了，搬家都搬不了。于是傅斯年便組織了擔架隊，還讓梁思成躺在擔架上試了試，確保萬無一失后，才把梁思永抬到了山上的新居。

不僅如此，傅斯年還給他籌措醫療費和藥品。在養病期間，他以驚人的毅力，完成了殷墟《西北岡報告》的綱領，分為十三章三表。對梁思永來說，最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疾病耽誤工作。

梁思永是個狠人兒。當時他在雜志上看到一則西方的醫學消息，說是切除肋骨可以讓壞掉的肺萎縮，從而減輕癥狀，于是真的就切了七根肋骨。

梁思禮雖然不能親自參加很多工作，但是他帶出來很多考古學領軍人物——夏鼐、尹達、郭寶鈞、尹煥章。這些人在李濟的帶領下，繼續在李莊進行著文化抗戰。

夏鼐，也是狠人兒一個。1944年夏鼐只身一人，親赴大西北進行考古，重訪了安特生當年到過的每一處遺址并再次進行考古發掘，最后用鐵的事實否定了文化西來說。

甲骨學家董作賓，帶領著學者們沒日沒夜地工作，對帶到李莊的殷墟兩萬多片甲骨進行了系統性梳理，編寫出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巨著《殷歷譜》，讓商朝的歷史脈絡更清晰豐滿。

在這個抗戰大后方的李莊，成千上萬個懷有赤誠之心的學者們，克服了極端困難的物質條件，攻克了一個又一個學術堡壘，不斷給抗戰前線送去了精神彈藥。

童第周用貸款自購的顯微鏡攻克了克隆技術，奠基了性胚胎實驗基礎；李濟寫就了《殷墟器物甲編·陶器》等考古學專著；傅斯年團隊完成《六同別錄》和《居延漢簡考釋》等典籍的整理……

到了李莊，你就能感受到中國人的倔強和頑強。1943年英國學者李約瑟來到了李莊，迫不及待拜訪了取得了領先世界的生物胚胎研究成果的童第周。

當他看到童第周艱苦的工作條件時，他驚訝到難以置信。他問童第周：在布魯塞爾有那樣好的實驗室，你為什么一定要到這樣偏僻的山村進行實驗呢？童第周回答：“因為我是中國人。”

1942年，美國歷史學家告別梁思成和林徽因，準備離開李莊的時候說：我明白了，你們的事業在中國，你們的根也在中國。你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是一種不能移栽的植物。

抗戰中，他們在用自己的生命為中華民族保存文化、延續歷史。八十多年過去了，又有人把他們這段歷史用紀錄片的形式給記載了下來，這部紀錄片就是《抗日烽火中的李莊》。

這部紀錄片，是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的重磅之作。制作團隊用了大量的心血，采訪了眾多直接或間接的當事人，搜集了海量第一手的資料，用鏡頭還原了80多年前那段蕩氣回腸的文化抗戰，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偉大斗爭和勝利。他們團隊的《苦難輝煌》《勝利之盾》《永遠的長征》《從瑞金出發》等多部重磅紀錄片，都是大手筆。

看了這部紀錄片，我的感受匯聚成一句話就是：想割裂中華五千年文化，做夢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