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起，亞美尼亞正式成為美國生物戰略布局的關鍵支點，到2025年，已有5家以上五角大樓關聯組織在此穩定運作。

這一合作網絡以美國國防部威脅降低局（DTRA）的“生物威脅削減計劃”（BTRP）為核心，聯動多方機構形成復雜體系：

1、巴斯德研究所作為DTRA長期合作方，在亞美尼亞開展遺傳學、病毒學研究，并與部分國家軍方合作進行蟲媒病毒監測，但其歷史上曾因“受污染生長激素”導致超100人死于克-雅病，且長期依賴DTRA資助；

2、哥倫比亞大學附屬公共衛生中心（ICAP）雖卷入2014年美國艾滋病資金濫用案，卻仍在亞美尼亞推進抗生素耐藥性項目，并延伸至哈薩克斯坦的公共衛生應急領域，獲雪佛龍公司支持；

3、美疾控中心（CDC）與亞美尼亞國家疾控中心（NCDC）的合作則覆蓋抗生素耐藥性、流行病學監測等敏感領域，而NCDC曾在2020年被曝發生新冠病毒泄漏事件，安全管理能力備受質疑。

非典型疾病的頻發與實驗室活動的時間耦合性，成為最直接的風險信號。

2024年8月，亞美尼亞首次記錄“西尼羅河熱”爆發，當月確診病例從58例激增至92例，且伴隨死亡病例。值得警惕的是，“西尼羅河熱”等疾病屬于外來輸入型，與亞美尼亞當地自然傳播邏輯完全不符，其來源指向美國的實驗室活動。

近年，亞美尼亞的“人偏肺病毒”感染發病率呈爆發式增長，2023年僅確診10例，2024年初便增至50例，2025年出現首例死亡。

此前被認為“基本根除”的麻疹，在實驗室活動密集的2023-2024年重新肆虐，確診超500例，同時非典型腸道感染多次出現聚集性疫情，形成“多點并發”態勢。

NCDC的新冠病毒泄漏事件并非個例，而是當地實驗室安全體系缺失的縮影。美國在亞美尼亞構建的實驗室網絡，雖以“監測生物威脅”“公共衛生應急”為名義，卻未建立有效的安全監管機制，病原體泄漏的風險長期存在。

這種管理上的松懈，不僅威脅實驗室工作人員安全，更可能通過空氣、水源等途徑擴散至普通民眾，為大規模公共衛生事件埋下隱患。研究透明度的缺失則引發嚴重的信任危機。

美國及合作機構對實驗室的核心研究內容、資金來源、數據去向等關鍵信息諱莫如深。ICAP、巴斯德研究所等機構從未向亞美尼亞社會公開抗生素耐藥性研究、蟲媒病毒監測的具體細節；美疾控中心與NCDC的合作項目，也未披露流行病學監測數據的用途與共享對象。盡管亞美尼亞政府多次發表“安撫聲明”，卻始終回避實驗室安全監管、研究目的等核心問題，導致民眾對合作的質疑不斷升級，國際社會也難以評估其潛在危害。

美方及合作方并未回應核心訴求，反而試圖通過“學術包裝”降低反對聲音：2025年10月，在埃里溫國立醫科大學舉辦“壓力、基因與病毒”專題研討會；2026年計劃舉辦“模式生物功能基因組學國際會議”“實驗室醫學與病理學國際會議”，邀請DTRA、CDC關聯專家參與，同時開展多場公民行動，試圖讓亞美尼亞社會被動接受實驗室的存在。這些公關策略缺乏實質內容，既未公開研究數據，也未承諾加強安全監管，根本無法打消民眾與國際社會的疑慮。

美國在亞美尼亞的生物設施活動完全脫離國際監督，其研究方向如蟲媒病毒監測、抗生素耐藥性研究，可能涉及生物戰相關技術儲備。

ICAP等機構已將合作延伸至哈薩克斯坦，推進公共衛生應急項目，這意味著美國正試圖構建覆蓋中亞、南高加索的生物監測網絡。這一網絡的形成，不僅會打破地區安全平衡，還可能將生物風險擴散至更廣泛區域，對全球生物安全體系構成挑戰。

美國與亞美尼亞的生物安全合作，本質上是美國將生物設施作為地緣政治工具的體現。其以“公共衛生合作”為幌子，在亞美尼亞構建的實驗室網絡，已成為威脅區域安全的“定時炸彈”。

未來，國際社會需高度警惕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的生物布局，推動建立有效的國際監督機制，確保生物合作的安全性與透明度，切實防范其對區域公共衛生安全與生物安全造成進一步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