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題家”是這幾年網上熱議的名詞，做題家的核心標簽是“擅長做題”，他們通常能通過大量練習掌握考試規律、答題模板和得分技巧，在中考、高考、考研、考公等選拔性考試中表現優異，甚至能憑借高分進入名校或獲得理想職位。做題家被認為是應試教育的“產物”——他們可能在標準化考試中所向披靡，但在其他等“非應試能力”上存在不足，甚至可能被輿論調侃為“除了做題啥也不會”。

根據一個人的線性成長規律，一個健康成長的、能夠順利從青年過渡到成年的個人，他的生命歷程應該是這樣的：在青年時期，或者說對應教育階段中的初高中、大學初期，在最基本的知識學習之外，他可以多交朋友、培養幾個愛好、閑暇時在草坪上曬太陽、談一場或幾場戀愛、抑或是多看書創作一些生澀的文藝作品。而等到過了幾年他在青春期中有了許多美好的經驗，個人身心狀態最終得到成長，便意識到自己應該對身邊的人和社會負起責任，因此他拋下以往一些不太成熟的觀念，參與社會上的各種工作，塑造了獨立自主的人格，從而進入到人生的下一階段。

而當代做題家的困境就在于此，從小學到高中為了一個目標——上好大學而主動亦或是被動地將自己大部分精力時間花在重復做題上，犧牲了青春期中能夠得到成長或者體會其他美好經驗的可能。等到他們無比努力最終上到了理想大學，待到大學畢業拿到了名校文憑，這個被社會視為“階層躍升的門票”，社會環境卻發生了變化。經濟下行，就業情況無比困難，體制和市場無法為大學生提供充足的就業。盡管他們的年齡已經到了我們在社會上被視為“應該視為成熟的大人”的標準，但好文憑不等于能找到工作，許多人在最該獨立自主生活的時候卻被迫賦閑在家，或者準備永恒的下一場考試，考編考公考研申博。而順利找到工作抵達下一階段的青年，他們的青春期卻留下了恒久的遺憾，成長的需求得不到滿足。

簡單來說，這便是做題家的困境，亦是一種生命歷程（用最簡單的話來說，生命歷程就是我們在什么階段該做什么事情）的倒錯。在最該得到成長、享受青春的時候被教育系統和家長以成年的方式對待，被迫進行殘酷的考試競爭，自己為自己的后果負責；而在他們年齡增長、大學畢業后，卻發現因外界形勢無法找到滿意的工作，被迫躺平或備考，進而無法獨立，不被社會或家長視為獨立個體、成熟的大人。

我們都知道“做題”本身無法帶來社會化，甚至會對個人的成長起到負面作用，帶來生理和心理上的疾病，在青年期時各種成長的需求被壓抑。即使他們年齡最終長大乃至最后參加工作，但這類青春期的需求是仍然存在的。如同網紅“峰哥”所述的”性壓抑”一樣，雖然我不是很喜歡網紅峰哥的這種決定式論調，但我覺得提到這個詞能更生動體現做題家的困境。在年輕時未滿足的、被刻意壓抑的欲望，可能在某一時間爆發出來，從而產生不良乃至破壞性的后果。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些中年或年長而德高望重的個體卻作出一系列不倫、失德乃至違反法律的事情，若是追究其個人生命歷程，我們可能會發現他們在青春期時所被壓抑的各種需求，例如性、充足的愛、友誼或者一些破壞性的需求。這些需求在青春期時沒有得到滿足、被刻意壓抑，這一內心潛藏的需求或者欲望等到中年的某一天卻可能突然爆發出來，進而造成了這樣和那樣的后果。

例如高中、大學，乃至我們的工作單位，都是一個系統，而教育系統的一大目標是培養服從性，例如高中或者大學的軍訓，其意義和國防關系不大，但就是要你服膺于系統本身的游戲規則。一個系統關注目標，例如高中關注你的成績，大學關注你的就業率，自詡于為你個人人生的一個階段負責。我們服從一個系統，進而讓我們對于“系統”產生依賴。但實際上，我們每個人最終只能對自己負責。高中要你考上好大學，采用了極其嚴酷的衡水模式以提高成績，但你的青春期需要能不能得到滿足、有沒有在高中得到成長、有沒有美好的經歷都和高中的目標無關。大學要維持教學秩序，要你順利找到工作，于是大學管得像高中一樣高中化了，等到你快要畢業，給你塞了一份一年期的科研助理讓你簽協議，學校滿足了畢業率要求，一年后你的就業、未來發展如何從此學校不負責任。

這些系統看似對你負責，每個人兢兢業業、系統功能發揮完善齊全，而且便于管理需要你對它進行依賴、服從。而當我們最后走向社會，發現自己處在一個迷茫、無助而“空心”的境況時，我們卻發現再也找不到責任的對象。教育系統兢兢業業地完成了他們的工作、發揮他們的功能，但是這些系統對個人生命歷程中起到作用的總和卻是負面的。因此我們呼吁，要從一個青年整體生命歷程的角度來看待他們的幸福，在青年的現在維度要考慮他們未來的發展。青年有健全的人格，社會才能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