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是經濟增長的“主引擎”，也是民生幸福的“晴雨表”。“十五五”規劃建議強調“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中辦、國辦印發《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明確提出“針對性解決制約消費的突出矛盾問題”，并強調“加強消費領域信用體系建設”。一系列政策突顯中央以改革的理念和方式提振消費的堅定決心和戰略定力。

一

提振消費信心仍有較大空間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更是信任經濟、信心經濟。國家發展改革委黨組近日在《求是》雜志刊文指出，內需不足是當前經濟運行面臨的主要挑戰，突出表現為居民消費率偏低，2024年中國居民消費率為39.9%，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約10—30個百分點差距，特別是服務消費占比偏低。

制約消費釋放的壁壘障礙既與經濟周期密切相關，也與市場結構性矛盾和消費制度性因素相關。信心比黃金更重要。持續優化消費環境、提升產品和服務質量，是增強消費者信心、厚植市場信任、提升監管公信力的重要基礎。

當前我國居民消費信心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其深層原因在于社會信用體系覆蓋仍需拓展、城鄉差異有待縮小、效能有待增強等，亟待社會信用作為市場經濟基礎性制度效能的全面釋放，特別是在激活居民信用資產、增強消費信用激勵約束機制、提升消費信心和信任方面展實效、創新路。

二

錨定“新質消費力”，堅持“雙基聯動”

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和牢牢扭住社會信用這個基礎制度的樞紐作用，打造“新質消費力”。新質生產力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的當代先進生產力。新質生產力不斷創造高質量的供給，也在重塑新型消費內容和消費方式，呼喚需求側構建與之相適應的能夠牽引和創造高品質供給的高質量的消費體系和消費能力——“新質消費力”。因此，加快構建“新質消費力”既是新質生產力對需求側的內在要求，也是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的戰略抉擇，更是百年變局下國家競爭力的重要組成。

概而言之，“新質消費力”就是以新質生產力為驅動，擺脫傳統單純政策刺激的方式路徑，注重消費升級與供給優化、普惠包容發展和綠色低碳轉型相統一的可持續消費體系和能力。這既是提振消費的深層邏輯和動力機制的嬗變，也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生動實踐。

三

信用的制度化和“資產”化是培育發展新質消費力的重要路徑

作為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實踐創新，回望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多年的探索實踐歷程，信用的制度化和“資產”化是兩個鮮明的歷史足跡，這也是培育發展新質消費力的路徑選擇。

首先，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推進的歷程，就是誠信價值觀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的進程。誠信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是現代商業文明的重要推動力量。以守信激勵和失信約束機制為驅動的信用承諾、分級分類監管、系統增信、正向激勵、信用修復、信用救濟等系列機制創新組合，構成了社會信用體系的制度特色。同時，法治監管、信用監管和智慧監管等三大現代化監管方式成為當前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重要支撐。

其次，良好信用是市場主體最寶貴的無形資產，信用經濟是信用資本和信用機制全面參與資源配置的經濟運行狀態。信用賦能消費，需要制度供給側明確并強化信用作為“信任資本、社會資本、聲譽資本、未來資本”的價值屬性，不斷拓展“信易貸”“信易醫”“掃信購”等信用經濟應用場景，讓“信用即財富”的價值理念助企惠民、可感可及，推動信用成為市場經濟的“硬通貨”，營造“能消費、敢消費、愿消費”的信用環境。

四

錨定新質消費力健全社會信用體系

新質生產力引領下，當前我國產業體系正處在向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方向邁進的關鍵階段，數字消費、綠色消費、健康消費等新型消費蓬勃涌現。《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健全社會信用體系的意見》提出“構建覆蓋各類主體、制度規則統一、共建共享共用的社會信用體系”；“十五五”規劃建議也專門作出“加大直達消費者的普惠政策力度”等具體部署。在此背景下，健全與新質生產力和全國統一大市場相適配的社會信用體系，特別是數字信用、生態信用和普惠信用等制度，勢在必然。

首先，數字信用是由企業“主體信用”、交易標的“物的信用”、交易環節產生的“數據信用”三者加速耦合形成的數字化的信用基礎設施。其技術突破在于對傳統征信不能利用的非金融數據或替代數據進行歸集、加工、應用，將信任從“關系”推進到“數據”層面，進而將抽象的道德規范轉化為可量化的社會資本，讓每個主體的信用已成為數字時代流動的社會資本，實現新時代“信用即財富”。一方面，讓信用成為財富收入的新構成、新渠道，豐富了“消費是收入的函數”的表達，促進數字消費、智能消費和融合消費，助力數字金融、消費金融以及信用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有效提升了守信激勵在消費領域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其次，生態信用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雙向奔赴中，由社會體系建設正外部性功能不斷強大而成為應對生態環境負外部性的對沖機制。生態信用的創建將社會信用從“人與人”的關系，拓展到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階段。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態信用將綠色降碳活動統一納入到生態信用賬戶下，開展綠色低碳行為的記錄、量化和評估，形成生態信用積分，拓展綠色消費的金融服務、平臺經濟和公共服務的應用場景，也成為促進綠色消費、共享綠色福祉的有效抓手。例如，“螞蟻森林”、北京“綠色生活季”、深圳“低碳星球”等小程序，武漢還推出了碳積分兌換房貸政策。

第三，普惠信用是全面釋放消費潛力的重要“閥門”。我國有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市場，極具成長性和發展潛力。隨著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縱深推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信用服務更大規模覆蓋、數據安全與個人權益保護等方面仍需持續完善，特別是在擴大信用服務覆蓋面、規范征信市場秩序等方面還有較大提升空間。

根據公開數據，我國征信系統雖已覆蓋超過11億自然人，但仍有相當規模的主體尚未建立完整的信用記錄，信用服務覆蓋面仍有提升空間。信用記錄尚待完善的群體，往往難以便捷獲取金融服務。擴大信用服務覆蓋、激活潛在消費能力，是釋放內需潛力、促進普惠發展的重要著力點。基于機會平等要求和商業可持續原則，為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適當、有效的信用服務，健全普惠性信用制度是促消費惠民生的先手棋。

本文作者：薛方（首都師范大學信用立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中國企業信用指數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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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源源

校稿：昊宇

來源：中宏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