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出家門前告訴孩子，我的血不比任何人的更寶貴

在媒體上看到這樣一個悲劇。

中年夫婦雷扎和瑪麗亞姆走上德黑蘭街頭參加抗議活動，當他們回家時，雷扎摟著自己的妻子。

眼看快走到家時，一顆子彈飛來，打中了瑪麗亞姆。

雷扎不知道子彈從哪里打來，他悲傷地抱著妻子的尸體，在小巷里坐了一個多小時。

直到附近一戶人家的門打開了，那家的人走出來，把他們帶進車庫里，拿來一塊白布，把瑪麗亞姆裹起來。

對于自己的死亡，瑪麗亞姆已有預感。幾天前，她把這個國家發生的事告訴自己的孩子。她對孩子說：“爸爸媽媽出去抗議，有可能就回不來了。但這是我們必須做的，你我的血，并不比任何人的血更寶貴。”

索爾仁尼琴說，極權體制的恐怖，不在于暴行本身，而在于它讓千萬人資源成為沉默的共謀者。

當越來越多人勇敢地站出來，打破這種沉默，哪怕是冒著生命的危險，這種龐大的烏托邦就走到了末日。

自由不是白白得來的，總得有人站出來，總得有人發聲，總得有人流血。當然，也有不少懦弱的人，他們渴望自由，卻害怕流血。當別人走出去的時候，他們只能躲到安全的地方，并為自己的懦弱尋找各種各樣的借口。

當無論找怎樣的借口，你必須守住一條底線，不要以為自己的血比別人的血更珍貴。

在伊朗女作家阿扎爾·納菲西的回憶錄《我所緘默的事》中，一位幸存者對此有深深的自責---

我每天早上讀報紙，知道有人被帶走，但我什么也沒說。我告訴自己：“我只是個老師，我保護不了誰。”可當我女兒問“為什么沒人救他們？”我無言以對。

馬斯赫.阿利內賈德是一位流亡美國的伊朗記者，因長期反抗伊朗強制佩戴頭巾法律并揭露政權暴行，多次遭到伊朗情報機構的暗殺和綁架威脅。

在1月15日聯合國就伊朗問題召開的緊急會議上，馬斯赫.阿利內賈德激憤地說：

我現在直接向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代表講話，你們曾三次試圖殺害我。我在布魯克林住宅花園前，親眼看到試圖刺殺我的殺手。在美國的法院里，跟蹤我的刺客承認，他們是被革命衛隊雇用來結束我的生命的。請問我的罪行是什么？僅僅是喊出了你們所殺害的無辜人民想要發出的聲音。

我今天站在這里，為數百萬面臨同樣殺手、面臨我國境內同一恐怖政權的人民作證。不幸的是，我活在幸存者的愧疚之中，因為許許多多伊朗人沒有同樣的保護。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用AK-47在他們家人面前殺害了他們。

伊朗毛拉政權通過恐懼進行統治，它讓人們從公共生活，從記憶和歷史中消失。所以今天，我想記錄下那些拒絕恐懼和被抹去的人的名字。

Setayesh Shafi'i，20歲，在互聯網被切斷之前，她在她的社交媒體上寫道：“他們正在切斷我的互聯網，但我愛你們所有人。”她隨后被革命衛隊殺害。

Rabin Moradi，17歲，一個年輕的足球運動員，背部中彈。

Mehdi Zat Barvar，一位受歡迎的運動員，在去街頭之前在社交媒體上寫道：“我知道我可能會被殺，但我毫不畏懼，我想要我的權利。”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Siavash Shirzad，30歲，他的家人懇求他不要去街頭，他說：“我要去街上慶祝我們的勝利，特朗普總統承諾救我們的生命。”他再也沒有回來。

Nagin Qadimi，20歲，她被槍殺后死在她父親的懷里......

我感到內疚，因為我沒有念出所有人的名字。名單上的名字還在不斷增加。他們知道他們將面對槍支和子彈，但他們想要正義。

馬斯赫.阿利內賈德說，那些官員下令對年輕人開槍，但他們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卻住在美國。他們一邊說著“美國去死吧”，他們的家人卻住在美國。他們不配在美國享受自由的特權。

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告訴記者，隨著伊朗抗議活動愈演愈烈，許多伊朗領導人開始將數千萬美元轉移出境。

貝森特說：“我們現在看到老鼠們正在逃離這艘船，因為我們看到數百萬、數千萬美元被伊朗領導層秘密轉移出境。他們正在棄船逃生，我們看到這些錢流入世界各地的銀行和金融機構。”

那些殺人者及其在國外的家屬坐擁從民眾手中掠奪的財富，看似活得很好，其實卻生不如死，因為他們的靈魂早就死了，他們要為自己的罪惡和貪婪承受那最終的審判。

每一個人的鮮血都是寶貴的，因為血里有人的生命。流人血的，血必被人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