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擊蝴蝶》劇照

本文首發于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此處發表略有修改。

文 | FT中文網專欄作家非非馬

盤點2025年的電視劇市場，年末的姐弟戀題材《狙擊蝴蝶》算一個現象級樣本。該劇根據晉江文學城的同名人氣小說改編，是“年下戀”商業文學賽道里更細分的一支——“姐狗文學/姐狗戀”。

劇中由周柯宇扮演的年下男李霧，是一名鄉村少年，長期受陳妍希扮演的姐姐岑矜資助。劇中岑矜的助學行為，在“姐狗戀”的言情框架里，被戲稱為“首付3萬，月供兩千”，為自己親手養成了一個忠誠、聽話、體貼、能“護主/姐”的年下弟弟——李霧從19歲開始，就暗戀上了女主。

因角色的性格特質，李霧連同扮演者周柯宇，被諸多劇粉稱為“小奶狗/小狼狗”。無數的女觀眾在彈幕狂歡中則自稱“姐姐”，追問在哪里可以“領養”一個“李霧/禮物”。

該劇女主演，42歲的臺灣女星陳妍希，因為演出了一個富有魅力的“姐姐”形象，一舉翻紅。她與23歲的周柯宇演CP，被認為“毫無違和感”。

所有能爆火的劇集都是一種社會情緒的顯影劑。那么，《狙擊蝴蝶》究竟精準擊中了什么觀眾需求，又顯影了怎樣的社會心理與社會變遷？

首先，在女性主義已成“顯學”的當下，《狙擊蝴蝶》的男女主人設和一些劇情設計，的確可以被很多女觀眾體驗為一種“進步”。

比如，相差11年的姐弟戀。年齡跨度很大的姐弟戀，天然已經是對舊式的男權中心秩序構成了一種挑戰。尤其，這部劇里的女主岑矜在出場時的年紀已經是38歲。

相較于以往的爆款姐弟戀題材，《狙擊蝴蝶》在女性年齡設置上，又向前邁了一大步。

2020年的《下一站是幸?！?，宋茜扮演的女主賀繁星32歲；2023年的《愛情而已》，周雨彤扮演的梁友安，也是32歲。而《狙擊蝴蝶》中，“姐姐”岑矜已經接近40歲。

為什么說姐姐38的年齡設置，要更加大膽？因為在現實生活中，30剛出頭的女性，通常會被認為是既有成熟度，又仍在性魅力巔峰。這個年齡段的姐姐會被弟弟愛上，不能算多稀奇；但是“女人四十”，卻是一個被社會眼光視為“尷尬的年齡”。

長期以來的社會流行語：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豆腐渣。40歲上下的女性，在漫長歲月里都在承受著一種污名化敘事。如上野千鶴子所形容，那是一種所謂“女性過了保質期”的羞辱敘事。在這種年齡歧視的敘事里，女性的愛情、人生可能性，都會因為到了一定年齡而終止。這是社會對40+女性的刻板印象與人生想象。

長期以來，影視文學中的年長女性，也一直都在遭遇著“年齡懲罰敘事”——到了某個年齡段，她們就只能作“無性化”角色安排，成為“無私的母親”、“照顧弟弟的姐姐”、“地位尊崇的老祖母”。

因此，在《狙擊蝴蝶》中，當年近40歲的岑矜還依然被刻畫地有能力、有魅力，會被小11歲的弟弟李霧堅定選擇、并獲得幸福，這樣的情節設計，對舊性別腳本的反叛力度顯然要更大。

《狙擊蝴蝶》對“舊父權腳本”的挑戰，還體現在了男主的人設上。李霧作為年下弟弟，其男性氣質——尤其是在戀人姐姐面前徹底地“去威權化”，不爹、不訓導、不居高臨下，以滿滿的青澀少年感沖洗了備受當代新女性討厭的“爹味”“登味”與“油膩”。

畢竟，在米兔運動之后，女觀眾對男性的性別期待發生了巨大變化，“霸道”不再天然性感，以尊重為基礎的“邊界感”與“分寸感”依然成為新的男性魅力來源。過去帶有居高臨下感的“總裁式強制愛”，不流行了。

從影視生產的商業邏輯來講，偶像劇的“男主”就是要最大公約數地滿足社會上大部分女性觀眾的情感投射與心理期待。不過，也是因為如此，《狙擊蝴蝶》中的李霧被雜糅成了一個“完美又分裂”的角色。

對姐姐，李霧是個“戀愛腦”——無限忠誠、順從甚至崇拜，無限地體貼照顧，承擔各種家務，情緒價值拉滿，像寵物狗；而對外對世界呢，他也能像護衛狗一樣——在“主人”遭遇危險時，隨時準備沖出去護主，除此之外，他還是智力超群、足以考上清華的高分學霸，海歸科技創業新貴，一言以蔽之，是個有智謀、有擔當、能扛人生風險的“超強伴侶”。

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李霧”這個角色身上的“二合一特質”：既有弟弟的少年感，又有哥哥的“總裁感”。當然，這種“總裁感”是“版本升級”了的——棄“霸道總裁”之“霸道”，留“總裁”之精華。

但是，“弟弟的狗感”和“哥哥的總裁感”，其實是兩種互斥的氣質，除了“熒幕假人”，誰能做到強行擰合呢？

可這種其實很“擰巴”的虛假男主人設為何會大受歡迎？無非是它迎合了女性觀眾的一種隱秘心理——在親密關系中，既要做姐姐的掌控感、無條件被愛的確定感，也要被保護的安全感。說白了，“姐姐”既想做大女主，也想做小公主；既想要弟弟“可愛”，也想要弟弟“有能力愛”。

歸根結底，《狙擊蝴蝶》只是一部精準迎合受眾口味的流水線甜寵劇。它把女性的矛盾需求“打包”成了一份可入口的“甜品”；它看上去的種種“突破”，更多只是社會意識形態變化之后的跟風調整，而不是一種主動地、深刻地女性主義探索。

像這種“弟弟+總裁”的二合一設置，不是對父權的推翻，更像是對父權的“柔性改造”。男主，不再用霸道總裁式的“強制愛”方式來愛女主，而是用溫柔、可愛、情緒勞動的方式，繼續當女主“可依賴的男人”。終究，不論男主是不是弟弟，也依然要為女主承擔“保護-兜底—解決問題”的這套舊功能。

剝開“姐弟戀”的外殼，其言情本質，無非是在剝除了對女性的年齡歧視之后，給所謂過了“黃金期”的女性（姐姐）們——一個“更加完美的熒幕好男人”。

終究，面對現實中難以輕易撼動的結構性難題，看上去最能即時解渴的“方法”，無非是將結構性的不安再次外包給“一個看上去更好的男人”、“一段看上去更穩的關系”。這也是所有小甜劇的共同底層邏輯。

而與劇集文本一樣值得被解讀的，還有女觀眾對該劇的集體消費行為。彈幕上肆無忌憚地將李霧稱為“小奶狗”或者“小狼狗”，其角色性格中的忠誠、可愛、粘人、聽話、陪伴、照護等特性，被女觀眾昵稱為“狗”，其對姐姐的保護，對反派的打擊，則被形容為“狼”。而無論是“狗”還是“狼”，兩種品質都被“觀眾姐姐們”予以高度贊揚。

我也是從觀察這部劇的彈幕，才認真思考“小奶狗/小狼狗”究竟意味著什么。除了以上特點，它們還意味著——被喂養、被獎勵、被規訓。這兩個“寵物化”名詞的使用，顯然不止語義學上的意義。這從來不是一種中性描述，而是一種權力行為。這種命名行為的背后，意味著“命名權”。

長期以來，女性都是被男性凝視、被男性定義、被男性評價的——而在叫弟弟“小奶狗”這一刻，女性的確是把“凝視與分類”的權力拿回來了：女性不再是被挑選的對象，而成了評價與定義的主體。這就是為什么這類詞能夠讓如此多的女性觀眾產生隱秘快感的原因。

稱年下弟弟“小奶狗/狼狗”，不止體現出了一種權力主體的變化，同時，它還意味著女性對男性氣質的重新分類、重新編碼、重新消費。

這看上去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然而，我們無法否認的一點卻是：無論是“奶狗”還是“狼狗”，這種寵物化的命名方式，其實也是對年下男性的物化與功能化——不止是人格被降格為動物，人也被工具化、功能化，弟弟要為姐姐提供情緒價值、生理愉悅。

在“姐弟戀”的框架里，年下弟弟成了可被馴化的親密資源，而親密關系則成為一種可被工具化管理的“項目”。

這，并不是主體間的真正平等。它依然是一方將另一方物化、工具化、功能化。“物化”沒有消失，只不過變了主體。女性從被物化，變成了主動的物化者——可“物化”的內核，仍然是父權邏輯。

所以，我并不認為這是一種女性主義的勝利。因為這并不是女性主義意義上的主體間平等，而依然是一種把親密關系工具化、商品化的邏輯——只不過消費者從男性換成了女性。

當現實中的女性觀念如此矛盾、擰巴時，我們又怎么能指望一部迎合觀眾集體情緒與心理的偶像劇，具有真正的先鋒性和顛覆性？劇集與觀眾之間，從來都是互為鏡像。

所有的影視作品都是社會的表征，《狙擊蝴蝶》亦然。它就像一面鏡子，從不同的側面折射出了社會的真實紋理；它所映照出的集體心理需求和情緒，或許比“虛構”更加“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