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設浙江一流創新生態？智庫專家這樣說…

— 編者按 —

2月9日全省建設一流創新生態、打造最具競爭力營商環境大會召開。此次大會既是總結過往，更是莊嚴承諾——“加快培育一流創新生態，讓創新人才競相涌現、讓創新主體茁壯成長、讓創新成果層出不窮”。

浙商發展研究院（浙商智庫）、《浙商》雜志聯袂推出大型融媒報道“看見浙江新生態”，對話與會浙商，知名浙商代表，專家學者及全國浙江商會會長，講述浙商與浙江雙向奔赴的美好故事。

劉亭

浙商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浙江省政府咨詢委員會特邀委員

新春伊始，省里召開建設一流創新生態打造最具競爭力營商環境大會，要求以一流創新生態的成效，縱深推進創新浙江建設，持續在以科技創新塑造發展新優勢上走在前列。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的最突出的亮點，就在于有效激活了民營經濟的發展動力。浙江未來的科技和產業的融合創新以促進新質生產力的大發展，關鍵還是要靠激活民營企業和廣大浙商內生的蓬勃創新動力。這也是具有浙江特色的建設一流創新生態的重中之重。

一方面，浙江作為沿海經濟大省，要為穩進全國經濟“挑大梁、作貢獻”；另一方面，由于歷史的原因，國家在浙江布局的重點大學、大院、大所、大室（重點實驗室）和大師等高端科創資源，事實上又嚴重不足。“兩難”的困境怎么辦？正確可行之道就是，切實把浙江經濟市場化改革領先和民營經濟活躍的優勢進一步夯實、提升、放大，去有效彌補浙江歷來國家高端科技要素布點甚少、相對貧乏的短板，殺出一條血路來，走出一條生路來！

一是像當年“泥腿子上岸”、農村工業化勃發之際的“星期日工程師”那樣，搞活我們招才引智的“人的環境”，不拘一格，唯才是舉。二是像當年農村“大包干”改革那樣，參照“繳夠國家的、留夠集體（單位）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三句話，搞活我們科創人員的收入分配。三是像當年鄧公對待傻子瓜子雇工“剝削”的態度那樣，為“科技型、創新范”的民營小微企業，營造一個“一有雨露就發芽、一有陽光就燦爛”的創新創業環境。四是借鑒國際慣例，搞好風險投資和資本市場，讓創新項目和團隊能更及時、更便利地得到最可寶貴的創新創業資金。

總之，浙江當年是如何從一個平平常常的中游省份，一躍崛起成為“第一方陣”的傳家寶和金名片，我們都要繼承下來，并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擦亮、發揚光大。這也正是“八八戰略”中蘊含的最明智、最管用，也是與時俱進、守正創新的“優勢論”。事在人為，路都是人走出來的，既然過去經濟小省可以成長為經濟大省，未來誰又能說浙江就不會從科創小省成長為科創大省？！關鍵的關鍵，是要在推進科技創新的同時，推進相應的制度和人文創新，打造一流的創新生態，把創新創業創富人才的內生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釋放出來，激活起來；形成氣候，蔚為大觀！

吳高峻

浙商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安邦護衛集團原董事長

我認為，浙江在建設一流創新生態與營商環境上的核心優勢，在于其獨特的實踐體系。浙江的優勢并非單點突破，而是一個由高能級平臺、企業主體地位、精準政務服務和代際傳承活力構成的生態系統。

一是創新策源能力強。區域創新能力穩居全國第一方陣，之江實驗室、浙江大學等平臺集聚。人工智能等領域涌現出如深度求索大模型等標志性成果。

二是企業主導地位突出。全省約80%-90%的研發投入、人員、機構和專利來自企業，形成了“五個80%”的格局。

三是政務服務精準務實。湖州“親清直通車·政企懇談會”等機制，以“會上談、會后辦”的閉環解決企業實際問題。“長三角政務服務一網通辦”等改革提升了跨域辦事便利度。

四是代際傳承注入新活力。新生代浙商在人工智能、機器人等領域成為創新生力軍，正推動產業代際更新。

在看到優勢的同時，也必須清醒認識到與國內先進地區相比還存在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戰略科技力量能級。國家級高新區數量僅為江蘇的一半。

二是研發投入強度。雖然達到3.3%左右，但與北京（6.73%）、上海（4.34%）等相比仍有提升空間。

三是創新資本耐心。針對早期科創項目的“耐心資本”培育和退出機制，較之北京、上海等地仍有差距。

四是成果轉化效率。高校院所與縣域企業間存在“供需錯配”，職務科技成果“不敢轉、不愿放”的現象仍然存在。

針對以上不足，建議從“軟環境”和“硬支撐”兩端協同發力：

一、深化“耐心資本”改革。完善國資創投“長周期”考核與容錯機制，借鑒省“4+1”專項基金經驗，擴大對早期科技項目的扶持，并拓寬私募基金份額轉讓等多元化退出渠道。

二、升級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在全省推廣科技成果“轉移支付”理念，通過“先用后轉”、分級賦權等制度創新，破解轉化堵點，特別要促進創新資源向山區海島縣定向“滴灌”。

三、系統性培育新生代浙商。將新生代企業家培育深度融入創新生態建設，通過“導師幫帶+實戰歷練”彌補其能力短板，推動代際平穩交接與產業升級協同。

總之，浙江需保持“外熱內冷”的清醒，在鞏固現有“熱帶雨林”式生態優勢的同時，精準補齊短板，方能在新一輪競爭中持續引領。

虞曉芬

浙商發展研究院高級顧問

浙江工業大學中國住房和房地產研究院院長

浙江營造了良好的營商環境，其最大優勢：浙江政務服務高效給力。依托數字政務，浙江打造快速、高效、廉潔政務系統，從 “最多跑一次” 到 “浙里辦”“親清在線”，實現政策無感兌現、一類事一站辦；開設“一次辦不成兜底窗口”等機制提升了服務的確定性，獲得企業廣泛好評。

為加快培育一流創新生態，有如下建議：一是深化弘揚企業家精神，借助世界浙商大會等平臺，通過主流媒體講好企業家創新創業故事，將優秀企業家納入人大代表、政協代表、特約監督員等推薦范圍，增強企業家榮譽感與使命感，營造全社會尊重企業家的文化氛圍。二是加大新生代企業家培育，國有創投資本中安排一定比例支持青年企業家，建立高校、科研院所高層次人才與青年企業家結對開展產學研合作機制。通過多種途徑引導教育青年企業家傳承 “四千精神”。三是健全“親清政商”關系，細化正面、負面、倡導清單，落實領導干部常態化聯系企業機制，既保障干部主動服務，又劃清交往邊界，持續營造尊商、親商、安商的濃厚氛圍，讓政務服務優勢與營商環境優勢相互賦能。

徐夢周

浙商智庫新銳百人會研究員

浙江省委黨校工商管理教研部主任

創新要素、創新主體、創新網絡和制度環境是觀察一個地區創新生態結構與發展水平的重要維度。在浙江建設一流創新生態的過程中，最核心的優勢恰恰來自于其高度活躍的市場主體，特別是民營企業，這些企業在創新活動中展現出極強的市場敏銳度、敢為人先的冒險精神和靈活高效的應變能力。這種深植于民營經濟土壤中的創新活力，具有更強的內生動力與環境適應性。

在落實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任務中，浙江需要進一步強化全球高端創新要素的集聚功能，持續吸引國際頂尖人才、前沿科技和優質資本落地。與此同時，也要更加注重對本土創新要素的系統培育與有機整合，深度融入長三角地區創新網絡，不斷提升本地對先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再創新能力。制度環境作為創新生態的根本保障，其穩定、透明和可預期性直接關系到各類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和能動性能否被有效激活。應加快構建國際化的科技創新制度體系，著力營造包容、開放、互利共贏的科技合作新格局。

在延續以往以“引進來”為主要特征的內向型開放創新基礎上，還應更加重視“走出去”的外向型開放創新模式。通過支持本土企業深度參與全球創新網絡，不斷提升其服務國際市場和整合全球資源的能力，實現更高層次、更寬領域的開放創新與科技合作。

吳可人

浙商智庫新銳百人會研究員

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副所長

浙江建設一流創新生態的核心優勢，在于浙商“敢為人先、務實創新”的企業家精神，與浙江各級政府尊重群眾首創、解放思想主動構建的民營經濟發展制度環境深度融合，形成了“市場驅動—企業主體—政府支持—要素協同”的良性生態，這是浙江創新活力的核心源泉。

立足這一基礎，浙江需持續聚焦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以制度環境優化和生態升級進一步鞏固增進民營經濟創新動能。

一是迭代優化企業創新支持政策。緊扣《民營經濟促進法》、國家民間投資13條等要求，升級民營經濟32條，圍繞科創支持、市場準入、場景開放制定針對性舉措，強化與全省創新生態建設同向發力。

二是強化民營企業創新要素保障。積極回應民營企業對于人才、技術、服務等要素的迫切訴求，支持民企牽頭或參與重大科技項目、深度融入“人工智能+”發展，加大算力、數據使用補貼并推進公共數據授權，擴大民企人才自主認定范圍、提升其在省級人才計劃中的占比。

三是精準培育民營科技企業。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發展，打造高水平創新共同體與開放式孵化生態，推動民企成為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和成果轉化的核心主體，培育更多創新生力軍。分層分類培育民營科技企業梯隊，提高龍頭民企創新引領作用，將自身優勢轉化為行業 “創新基礎設施”，助力中小民營科技企業協同創新。

張旭亮

浙商智庫新銳百人會研究員

浙江大學國研院副院長、研究員

核心優勢與獨特經驗：全球坐標系下的包容與開放。浙江建設一流創新生態的核心優勢，在于其刻在骨子里的“全球基因”與極度的“包容開放”。不同于內陸省份，浙江的視野從未局限于省域或國域，而是始終置身于全球坐標系中找定位。這種獨特的實踐經驗體現在浙江不僅僅是把“門”打開，更是構建了一個無縫接入全球創新網絡的生態系統。無論是“地瓜經濟”提能升級，還是跨境電商的蓬勃發展，浙江都展現出一種“不問出身、只問創新”的包容氣度。這種環境允許各種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在此試錯、成長并走向世界，形成了“世界市場為我所用，全球資源為我所聚”的開放高地。

短板與不足：人才評價需“去水分”重“實績”。在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深水區，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創新生態中人才評價體系仍有優化空間。目前，部分領域“人才帽子”仍存有水分，人才價值尚未完全實現按“實際貢獻”精準衡量。我們有時過分依賴“頭銜”、“論文”等顯性指標，而忽視了人才在產業化落地、技術攻關中的實際產出。這種“唯帽子論”可能導致資源錯配，使得部分科研成果停留在實驗室的“書架”上，未能轉化為市場的“貨架”。創新生態的閉環，急需從“身份本位”向“貢獻本位”轉變，讓真正突破關鍵瓶頸、創造市場價值的人才脫穎而出。

意見與建議：強化公平競爭，從“政策紅利”轉向“制度紅利”。優化營商環境的終極目標是強化更公平的發展環境。建議浙江在未來工作中，將“競爭中性”原則貫穿始終，打破隱性壁壘，確保民企、國企、外企在要素獲取、準入許可、政府采購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權利。我們要從依靠資金獎補的“政策紅利”，轉向依靠法治化、市場化的“制度紅利”。具體而言，應建立以市場評價為核心的創新激勵機制，讓市場來篩選誰是真正的“創新者”。只有在一個絕對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法治環境中，各類經營主體才能心無旁騖地通過創新去贏得未來，這才是最具競爭力的營商環境。

李蓉

浙商智庫新銳百人會研究員

浙江工商大學未來傳播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

浙江當前最突出的核心優勢在于“市場活力+數字賦能+制度創新”的深度融合。相較于許多地區，浙江不僅擁有活躍的民營經濟基礎和“敢為人先”的浙商精神，更通過“最多跑一次”“產業大腦+未來工廠”等改革，將營商環境優化內化為系統性生態能力。獨特實踐經驗體現在三方面：一是“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動態協同，政策不替代企業創新，而是通過場景開放、數據賦能等方式激發內生動力；二是全域創新與特色集群雙向互促，形成杭州數字經濟、寧波智能制造、溫州民營經濟等多極聯動格局；三是人才生態與產業演進耦合共生，以工程師紅利和技能型人才梯隊支撐產業鏈升級，形成以產聚才、以才興產的良性循環。

浙江仍面臨三方面挑戰：一是基礎研究策源能力有待強化，高能級科創平臺、頂尖高校的數量和質量與創新驅動發展需求不匹配，源頭技術供給存在“核心技術自主可控不足”風險；二是要素開放與全球鏈接深度不足，尤其在數據跨境流動、國際研發合作、高端人才跨境執業等方面，制度型開放的壓力測試和系統性突破仍需加強；三是區域創新協同存在梯度斷層，山區海島縣與科創極核城市之間的資源流動通道不夠通暢，全域創新網絡的韌性和均衡性需進一步提升。

未來浙江需聚焦三個方向攻堅：一是構建“熱帶雨林式”創新治理體系，推動政策從“給優惠”轉向“給場景”，以“數據得權”“知識賦權”等制度創新，激勵企業開展高風險原創探索；二是打造“全球化研發協作節點”，鼓勵企業在海外設立“創新前哨”，同時探索國際知識產權跨境交易、科研人員跨境兼職等便利化機制。在“政研學、校企地”協同融通上下功夫，大力推進“高校+平臺+企業+產業鏈”結對合作，進一步打開鏈接通道；三是深化“山海協同創新共同體”建設，通過“科創飛地”“雙向飛地”等模式，將山區縣的產業空間優勢與都市圈的智力密集優勢動態耦合，形成“全省域創新一盤棋”。

吳波

浙江工商大學浙商研究院執行院長

從杭州六小龍崛起的角度來看，浙江營商環境的核心優勢在于：無事不擾、有求必應。這種“無事不擾、有求必應”的親清政商環境的底層邏輯就在于浙江“重商”的制度化認知及其所帶來的“浙商”的天然合法性。這種“重商”的制度化認知，根源于浙江的“浙學傳統”，形成于改革開放以來浙商“義利兼顧”“包容創新”式發展所形成的群體性積極認知。

浙江創新生態建設的核心任務是推動傳統產業換新升級、新興產業壯大發展、未來產業合理布局。但是，當前傳統產業受制于價格內卷和利潤微薄，難以擁有足夠資金開展新質化煥新升級；戰略新興產業受制于新質生產力要素獲取問題，特別是垂直行業大數據要素支持不足，導致交易成本提升而難以壯大發展；浙商創新發展面臨試錯風險巨大，亟待建立風險社會共擔機制。

一是加速傳統產業并購重組，推動傳統產業浙商新質化躍遷發展。二是發揮國企優勢，建設行業垂直大數據平臺商，推進浙商高端化智能化躍升。三是積極建構、有序開放新興場景，建立浙商創新風險社會共擔機制。

魏李鵬

浙商智庫新銳百人會研究員

浙江經略規劃咨詢集團董事長、正高級經濟師

浙江建設一流創新生態、打造最具競爭力營商環境的核心優勢和相較于國內其他省份的實踐經驗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整體，體現在親清政商、四千精神、地瓜經濟、“我負責陽光雨露，你負責茁壯成長”等方面，用一句形象的話來概括，就是始終走好“蓄水—活水—熱水”高溫傳動創業路。蓄水，就是百川匯聚，助漲創業總量；活水，就是服務在線，助增創新能量；熱水，就是影響放大，助興協作質量。

從一流創新生態建設的短板和不足看，敢闖敢創、投早投小的科創氛圍全面形成，但創新生態不僅僅是從無到有、從0到1，還有從大到強、從1到100，也要做優大企業裂變創新、產業鏈聯合創新、企業家協作創新等科產生態。

來源：《浙商》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