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以色列傾向”的戰略誤判與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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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哲

2025年以來，隨著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的劇烈震蕩，特別是美以聯合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后，民進黨當局尤其是賴清德個人，表現出一種危險的戰略躁動。他們試圖將以色列的生存模式強行嫁接到臺灣問題上，鼓吹“大衛對抗歌利亞”的敘事，幻想通過“倚美謀獨”和效仿以色列的“中介性”戰略來換取安全。然而，深入分析美以伊朗戰爭的背景、以色列真實的戰略邏輯以及中美關系的本質，不難發現，賴清德的“以色列傾向”不僅是對歷史經驗的拙劣模仿，更是一場無視現實、將臺灣推向深淵的戰略誤判。

一、中東戰火下的投機與幻覺

2026年2月底，美以聯合對伊朗發動的軍事行動，不僅讓中東地區再度陷入戰火，也讓萬里之外的臺灣島內某些政治勢力陷入了一種異樣的亢奮。隨著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襲擊中遇難的消息傳開，以賴清德為首的民進黨當局連夜發聲，不僅高調展示其所謂“國安團隊”的應變能力，更有人開始迫不及待地編織幻夢：美國將從中東泥潭中“解脫”，全力轉向“亞太”，從而為“倚美謀獨”打開新的“機會窗口”。

早在2025年10月，賴清德便在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晚宴上公開表明，“綏靖政策”并非遏制所謂威權國家的有效路徑，并明確將以色列視為臺灣可以借鑒的防衛范式，強調應以“大衛對抗歌利亞”的精神應對外部挑戰。這種表態在美以伊朗戰爭爆發后，更是被島內綠營媒體渲染為“先知先覺”的戰略遠見。他們強行將中東沖突嫁接至臺海，炒作所謂伊朗可能裝備了大陸高超音速導彈等不實話題，試圖將中東局勢框定為大國技術對抗的延伸，以此抬高臺灣在美國戰略棋局中的“價值”。

然而，這種將國際戰事簡單類比、試圖效仿以色列安全模式的危險傾向，實則流露出賴清德當局對臺海局勢可能因此生變的深度不安與極度的投機心態。他們幻想美國能在兩線高強度博弈中，依然為“臺獨”火中取栗，卻完全忽視了全球戰略資源的有限性和美國戰略重心的實際考量。

二、一場緣木求魚的迷思

賴清德當局對以色列模式的向往，核心在于其構建的“弱者抗強”的道德敘事。他們試圖通過引入以色列經驗，重塑自身的安全敘事與對外戰略定位，將兩岸關系歪曲為“民主對抗威權”的縮影。

然而，這種效仿從戰略邏輯上就是完全錯誤的。有專家分析指出，以色列得以嵌入大國競爭結構的歷史前提，在于其特定的地緣位置和歷史機緣，且并不涉及與實力相當的大國發生直接、對稱性的戰略對抗。

歷史邏輯的差異：以色列的戰略邏輯核心是“中介性”與“風險外包”。從一戰時期的《貝爾福宣言》到冷戰時期成為美國遏制蘇聯的前沿支點，再到后冷戰時代制造“文明沖突”話語，以色列成功的關鍵在于將自身利益系統性嵌入更高層級的大國競爭結構之中，實現風險外包與利益最大化。它從未真正獨自面對一個與其體量相當的區域霸權，而是始終依賴超級大國的直接輸血和戰略兜底。

地緣本質的不同：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兩岸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存在任何“大國競爭”的嵌入空間。將一個國家的內政問題與另一個主權國家（以色列）的生存困境進行簡單類比，要么是無知，要么是別有用心的誤導。中國大陸并非當年的阿拉伯鄰國，也不是蘇聯，而是具備完整工業體系和強大軍事力量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臺灣試圖效仿以色列“以小嵌大”，卻忽略了對手是完全不同的量級。

生存環境的誤判： 效仿以色列意味著走一條“全民皆兵”“以武拒統”的不歸路。賴清德當局大幅提高防務預算，向美國繳納高額“保護費”，試圖將臺灣變成“豪豬”甚至“火藥庫”。但島內有識之士早已點破：臺灣作為一個自身武力投射能力有限的島嶼，恰恰是現有國際法治體系最大的受益者。一旦世界退化為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臺灣憑什么認為自己能成為掠食者，而不是他人餐盤中的獵物？

三、以色列的精明與臺當局的尷尬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島內某些人為美以行動“叫好”、幻想與以色列結成“精神盟友”之際，現實卻給了他們一記響亮的耳光。有專家指出，以色列只是利用中美關系中的“阿喀琉斯之踵”——臺灣——來多元化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在當前中美高度競爭但刻意規避全面戰爭的形態下，以色列調整策略，將臺灣納入其新的戰略定位考量之中。通過武器銷售、防御理念輸出，以色列充當美國對華安全戰略的“遠程執行者”，達到一石二鳥之效：既符合美國避免直接和中國大陸開戰的利益考量，又能從兩岸謀取最大利益。早在2026年1月，面對中東局勢的新變化和中以關系的巨大利益，以色列政府已公開重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特拉維夫的戰略邏輯從來都是最大化自身利益，它不可能為了討好臺灣而犧牲與中國的雙邊關系。賴清德當局試圖通過拉攏以色列及其背后的游說集團來影響美國政策，完全是打錯了算盤。猶太人通過政治獻金豪賭美國親以政策，但這種“以色列優先”同共和黨的“美國優先”路線已產生沖突。隨著美國國內民意分化，以色列在西方的政治游說將日益艱難。在這種背景下，特朗普政權也許是以色列可以利用的最后機會去剪除伊朗，而對于臺灣，以色列更不可能為了一個沒有戰略回旋余地的“棋子”去得罪中國大陸。當維護“棋子”的成本超過其地緣政治收益時，被當作“棄子”果斷犧牲，是棋局中不可避免的命運。

四、倚外謀獨，此路不通

美以伊朗戰爭，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了“臺獨”勢力的投機本質與戰略短視。

賴清德之流的“以色列傾向”，本質上是一種缺乏主體性的依附思維。他們可以在一夜之間因國際戰事而“激動發聲”，卻無法改變一個根本事實：臺灣的安全并非系于某個遠方大國的“承諾”，或是某個精于算計的“盟友”的垂青，而是系于兩岸關系的和平發展。美國方面：當美國的全球戰略因中東消耗而捉襟見肘，其介入臺海的能力與意愿都在經受考驗。以色列方面：當以色列這樣精于算計的“榜樣”都選擇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行事，賴清德的幻想便失去了最后的依托。大陸方面：正如國防部發言人所強調的，“臺獨”武裝在解放軍面前不堪一擊。時間，始終站在決心統一、并有能力實現統一的一方。

賴清德試圖用“大衛對抗歌利亞”的神話來掩蓋其“倚美謀獨”的本質，卻忘了大衛之所以能戰勝歌利亞，是因為他代表了正義且擁有上帝的眷顧，而“臺獨”分裂行徑違背歷史潮流和民族大義，注定得不到任何真正的“神助”。任何企圖將臺灣推向戰火的“效仿”與“躁動”，最終只會將臺灣帶入更深的災難。

謹防賴清德之流的“以色列傾向”，不僅要警惕其軍事上的冒險主義，更要看清其戰略上的虛無主義。在臺灣問題上，沒有任何“外國經驗”可以復制，沒有任何“外部勢力”可以依靠。唯有回歸一個中國原則，推動兩岸和平發展，才是臺灣民眾福祉的唯一正途。

倚外謀獨，此路不通；以武拒統，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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